由于红军与苏区的迅猛发展，1930年5月中旬，****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同时，又单独召开全国红军代表大会，有14支红军部队派代表参加。
会议对政治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战略与战术、编制及组织系统、政治委员制度、政治部组织及政治工作、士兵委员会和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了关于红军的决议案，确定各地红军组建正规军团，以建设正规的红军。此后又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作为统一的军制，决定各地红军相对集中，主要战区的红军合编成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等单位。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红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红军的发展与建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会议在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不顾客观情况盲目地提出无条件地扩大红军；要求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数省政权”首先胜利；强调“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等错误的战略思想，并提出“在最近时间实现扩大50万”红军的任务，还通过了在各地苏区和游击区建立22个红军集团的计划，实际上这些都是不符合敌强我弱的实际和红军战争发展规律的，根本没有实行的可能性。
1930年6月上旬，党中央专门委派中央特派员涂振农赴汀州，向红四军前委传达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此时，******正在长汀县南阳（现归上杭县管）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南阳会议”），总结闽西的分田经验。于是，******与红四军前委委员，闽西特委的领导赶赴汀州，于6月13日，******在汀州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汀州会议”），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的负责人和闽西特委的领导邓子恢参加了会议。听取涂振农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和文件精神。
其主要内容：
一是“扩大红军的策略与路线。A、无条件扩大，在八月以前扩充到五十万。B、克服困难：（1）打破群众保守主义，地方观念；（2）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明了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有人就有给养，有群众就有干部。C、战略与战术：（1）进攻打破游击主义；（2）打硬仗打破逃跑主义；（3）官兵有决心提高作战牺牲的勇气；（4）与群众配合集中力量统一指挥。”
二是“红军的编制。（1）原则：以前游击战争时代是短小精悍，现在集中进攻时代是强大充实；（2）用三三制：一军三师、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3）一师中除步兵团三个外加教导团、炮兵团、补充团各一个；（4）一连中除步兵三排外加轻机关、重机关各一排；（5）一排中枪三排、大刀梭标各一班。”
……
十是“中央对四军的批评：四军是存在于群众拥护之中，四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四军是中国红军主力的主力。但四军也有错误，是新右倾主义。（1）否认突然的扩大；（2）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
十一是“四军发展路线。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头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八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汀州会议”根据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扩编的指示，进行了认真讨论，******、朱德等领导人认为整编红军的目的是集中红军主力，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消灭大一些的敌人，夺取一些中小城镇，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这与李立三冒险主义中央提出的整编红军是为了攻打大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完全不一样。
按照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组成第一路军，随后不久改称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前敌委员会，包括毛译东、朱德、****、彭清泉（潘心源）、黄公略、陈毅、伍中豪、谭震林、杨岳彬。******为书记。
红一军团下辖
红四军军长****政委彭清泉（未到职，由罗荣桓代理）参谋长曾士峨政治部主任李涛
第一纵队纵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
第二纵队纵队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
第三纵队纵队长萧克政委张赤南
红六军军长黄公略政委陈毅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
第一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政委李韶九
第二纵队纵队长龙芝道政委王如痴
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彦刚政委刘作述
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野政治部主任谭政
第一纵队纵队长周昆政委蔡会文
第二纵队纵队长龙普林政委欧阳健
全军团共两万余人。
红一军团刚一成立，便被要求攻打南昌、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
******对这个计划是持怀疑态度的，但这是当时党中央的决定，而且不少同志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并没有认识，这样，就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意见。朱德后来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是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除了******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可以看出，当时******需要处理好这样一个问题：既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同时又要能团结争取受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的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使红军的战争顺利地向前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红军在进军南昌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灵活的方针。******当时和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说过：“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
6月22日，******、朱德在汀州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样，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但是并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
红一军团开到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7月11日，******、朱德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今清江县城）推进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命令没有按中央的指示说要“夺取”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这就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表明打下樟树后将看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红一军团在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淦（今新干）。7月24日，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两个营，攻占樟树镇。这时获悉敌军第十八师一个旅坚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今临川）地区，一个旅在吉安北阜田地区，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向东攻打抚州，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向北夺取南昌、九江？******随即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军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决定既不向北夺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打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两处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于是，西渡赣江，乘虚向南昌对岸前进。******在8月19日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报告。信中说：红一军团攻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由新淦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
******、朱德率部西渡赣江后，向北前进接连攻下高安、上高等十几个县。7月30日，红一军团推进到距离南昌城约30里处。8月1日派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南昌赣江西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敌军不还一枪，更不敢出击。红军完成“八一”示威任务后，撤离南昌近郊，转至奉新、安义地区，在那里休整待机，并进行扩军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时，红一军团建制下又增加了红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兼政治委员，刘****任参谋长，萧以佐任政治部主任，辖四个纵队，2000余人；红二十二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委，钟效蔚任参谋长，罗寿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五个纵队，2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