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从诞生、发展到逐步壮大，不仅时刻受到蒋介石国民党军不遗余力的围剿、扼杀，还时不时遭到党内错误路线的摧残。如左倾盲动、左倾冒险、左倾教条、肃反扩大化等一又一次的政治斗争，其破坏力甚至大于敌对的国民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对现代人来说简直无法理解，尤其是对自己同志的屠杀、迫害比对敌人还要狠毒。倘若没有那些无谓的争斗、屠杀、破坏，恐怕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间还要大大提前。
那时候人们对信仰的忠贞，提起来委实让人感奋。尽管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仍然坚持信念，无怨无悔。甚至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还狂呼共产主义万岁。就从这一点看足见共产主义理论有他的先进性。当下有不少人对共产党持怀疑、失望态度，殊不知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邪了。当时的****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所以受凶残的俄国人影响很深，行事也是学的那套狠劲。如果****从一开始就按自己的民族特色，走自己的路，结果会是什么样呢？算了，历史哪儿有什么如果二字。而且共产党成功建立政权的首先是苏俄，所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不学苏俄的，弄得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以至于资本主义国家谈共色变，视同独裁、残暴的代名词。岂不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怎是这样解释、演绎的？泉下有知，马、恩二导师大胡子都得气白了。
我这里并不想探究深奥的理论，也不想辨析谁是谁非。毕竟时过境迁，脱离开历史环境探讨历史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努力想把真实的历史事件展现出来，以便让现代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
****六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得到纠正，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还在六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1930年10月末，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向****中央发来《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央的信》。信中把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同共产国际路线根本对立的路线错误。在这封信之前，瞿秋白、周恩来在莫斯科讨论同一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共产国际在同年8月通过的《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也没有作这种评价。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不承认有过这种改变，反而文过饰非，强调自己前后看法的一致性。这封来信虽然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看法的基调同样是“左”的。它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进攻路线，抱定“武装暴动的方针”，“宣传，团结，组织群众，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战斗的阵地上去”。来信不指名地批评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的同志抹煞国际路线和“立三路线”的原则区别，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否定了三中全会的成绩。这样就使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始的纠“左”势头无法继续下去，反而使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为什么共产国际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自相矛盾呢？其实细想一下，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他们要在中国寻找到能够与苏联结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国革命。即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帮助，推动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同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后来，突然间跳出个李立三，一口一个“暴动”，“指手划脚”地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要求苏联置自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苏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所以必须拿掉李立三。但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虽然能惟命是从，可是能力太差，根本扶不起来，那么****实际的权力将由瞿秋白、周恩来等掌握。这些人说实话不是那么好招呼的的，于是共产国际决定继续换马。选来选去，挑中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批热血青年，其中以王明为代表。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王明长期成为搞“左”的路线和照搬洋教条的典型。如果从职位来看，这个原名陈绍禹的人似乎从来没有当过最高领袖，然而过去的党史书却认为他代表的路线在党内统治了四年之久，即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初遵义会议为止。当然，为了照顾某些领导人的名声，过去讲到许多“左”倾错误都记到“王明路线”的账上，不过王明本身不论是理论还是人品确实也极为糟糕。延安整风中此人便被当成批判教条主义的靶子，全国解放后他索性以养病为名长期住到苏联，成了一心只为外国服务的工具，自然受到全党唾弃。
王明是笔名，其人本名陈绍禹，是安徽六安金寨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他自幼聪颖，5岁启蒙识字，6岁入塾就读，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
1924年秋，王明考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翌年6月参加了五卅运动，因表现积极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王明属于晚辈，没有进行过多少基层实际斗争，党内很少有人知道他。
1925年秋，王明被****武汉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据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老一辈人回忆，王明在校内非常活跃，年纪轻轻便学会了不少政客手腕。对用得着的人他起劲吹捧，拉帮结伙；而对不满的人总是向校方打小报告、告密，甚至捏造一些“托派”、“国民党特务”之类的罪名加以陷害。多数同学认为王明人品很坏，可是学校领导却欣赏此人。
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的观点又“左”得出奇。1929年夏，校内党员大会上对中国革命问题因有不同看法出现争论，作为少数派的王明跳出来，声称持他们这一派观点的人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因有一个人宣布“一半同意”他的观点）。王明还攻击瞿秋白为首的****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给反对他们的同学戴政治帽子，使苏方对其采取开除党籍、学籍和做苦工等处分，开创了****党内残酷斗争的恶劣先例。
在中山大学的四年间，王明精熟了俄语，因很会讲书本理论，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长兼管中山大学的米夫看中。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五大时，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会时曾带王明作为翻译短期到中国，让他认识了当时的****上层领导人。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王明再度从中山大学被调到会场，为斯大林、布哈林当翻译，从此被他们认识并得到称赞。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米夫便动员****代表投王明的票。当时****参加六大的同志几乎都不认识这个没什么国内斗争业绩的年轻人，因而拒绝选他。不过据中山大学的一些人回忆，王明从六大会场回来便轻蔑地说六大中央选出的领导大都不懂马列，摆出一副准备取而代之的架势。
1929年秋王明回国，因资格浅被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调任《红旗报》编辑。一次他被特务抓住，为求脱身竟说出秘密机关住址，让敌特前往取款。幸亏那个贪小利的家伙拿到钱后放了他，未造成组织破坏，中央得知后给王明以严重处分。1930年，李立三以极“左”狂热筹划全国暴动时，王明写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反对，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态度。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秘密主持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使他由普通党员一举跃为中央最高领导，成为外国人干涉****党内事务的极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