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却认为赣南会议批评******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接到来电后甚感哭笑不得，他觉得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复电苏区中央局：“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
这份复电里，******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作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然而这个时候，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
******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三省沦陷。全国人民对蒋介石非常失望，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趁机起兵反蒋。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被迫下野。但是国民政府那个烂摊子不是哪个人都能撑的起来的，不久，蒋介石又卷土重来，平息了内争，东山再起。为了对付红军，蒋任命广东陈济棠为赣粤闽湘鄂南路“剿匪”总司令，令粤军入赣“助剿”。陈济棠便于1932年3月中旬派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2个师进入赣南：第一师李振球部驻赣州及其附近地区；第二师叶肇部进驻南康及其附近地区；一军军部和直属部队驻大余及其附近地区。另派第二独立旅陈章部进驻南雄。其后又派第二军第四师张枚新部进驻赣南的信丰，直接威胁中央苏区的安全。
同年6月初，为瞭解除粤军对中央苏区的威胁，保障中央苏区的安全，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五军团回师粤赣边，痛击粤军，占领梅岭关，随后再沿江北上。
6月下旬，红一、五军团从闽西到达赣南，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信丰南部进窥南雄，使敌人以为我可能要取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军必将回援南雄，红一、五军团、十二军及江西独三、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粤敌以最大打击。于是，一、五军团离开赣南，向粤北南雄进发，于6月底7月初到达了南雄乌径一带。红三军团也由湖南桂东、江西遂川地区向南行动。
7月2日，红三军团在大余池江大路坳一线与敌第一师（6个团）遭遇，经过激战，击溃4个团。粤军便退守大余城。
7月3日凌晨，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关要隘。红一方面军在梅关、中站一带设立了指挥部。之后，粤军即由韶关、信丰兼程赶赴广东南雄，意图与北面国民党军合击红军。******与红一方面军将领决定集中一、三、五三个军团，同时进攻正在进行南北合围的国民党两路军队。
7月3日至5日，红三军团围攻大余城，余汉谋凭藉坚固的城墙，龟缩不动。红三军团连攻二日，未见城内动静，误以为大余粤军主力已于早几天向仁化方向逃窜。指挥部便命红五军团直插南雄南部，防止南雄粤军向南逃跑。
7月4日，红一方面军进攻南雄。这时，国民党军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由上犹向大余前进，粤北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兼程奔向南雄，第四师由信丰会集南雄。当粤军第五师、独立第三师扺达南雄，第四师扺达南雄东北乌径时，红军决定以第三军团和第十二军进攻到达南雄之敌，以第五军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师进攻到达乌径之敌。
7月6日，粤军张枚新第四师按照余汉谋关于“缩小防区，回师南雄固守”的命令，离开了信丰，正向南雄撤退。指挥部又命红五军团返回湖口待命。
7月7日，粤军第四师到达了乌径地区。陈济棠派来增援的李汉魂独立第三师和张达的第五师也已到达南雄；并以一部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径附近。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于是命令聂荣臻和****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红五军团和江西独立第三、六师负责歼灭第四师。
7月8日凌晨，正向乌径开进的红五军团发现粤军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命军团各部向水口阻击。下午1时，两军在水口以东的箬过村遭遇，当即隔河对阵。粤军被红五军团优势兵力击溃，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并向大余、南雄两地守军发电求援。然而，红军误认为水口之敌已向南雄城方向逃窜，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红一军团和十二军向水口增援的计划，而没有赶到水口。
7月9日凌晨子时，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令独立第三师和独立二旅由南雄县城星夜赶往水口援救张枚新师。正午12时，粤军第四师得到来自南雄张达、陈章部6个团的支援，粤军韶关航空站也派出18架战机飞往水口附近一带侦察、轰炸。下午3时，粤军组织优势兵力首先向水口西南面的红三军猛扑，战斗激烈。红三军指战员占据有力地形，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多次打退敌人的全线冲锋，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在水口东面阵地上，粤军也向红五军进行反扑。这时，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把外衣脱掉，只穿一件白衬衣，走到阵地前沿，亲自指挥四五千名大刀队，分四路冲向粤军第四师阵地展开白刃战（这是西北军的绝活，杀手锏），使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据战后统计，光被红五军团战士砍死的粤军就有近千名。
下午4时，在红十三军阵地上，粤军的进攻有所减弱。但是，红五军团第三军阵地上的敌人，仍在猛烈进攻。连续激战八小时，第三军的战士伤亡很大，干部伤亡很多，预备队已经全部参战，弹药也渐渐缺乏，战局仍无法扭转。这时，第三军只有固守阵地，没有出击能力。粤军看出红三军这个弱点，又派遣强大兵力从左右两翼猛攻。红八师及十九团，因团连干部死伤过多，失去指挥中心，全线十分混乱。于是军长、政委、参谋长亲自上阵，维持队伍，才把阵脚稳住。下午6时许，粤军还在进攻。第三军陷于困境时，幸得陈毅率领江西独立第三师、第六师赶来增援，打退粤军的进攻，稳住了战局。晚间，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五军团选择有利地形固守待援。
7月10日，红军对水口之敌发起总攻。当天拂晓，红一军团和十二军在******亲自率领下，从中站、里东、邓坊等地出发，星夜奔驰，直赶水口战场。******、****、聂荣臻一起到了设在水口桥北侧无名高地的红五军团指挥所，******听取了总指挥董振堂和政委肖劲光的汇报，瞭解了敌我两军态势。又亲自观察了敌军阵地，当即部署了战斗任务：红一军团增援在南岸作战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北岸作战的红十三军。
上午7时，红一军团和十二军按照命令开赴指定位置，会同红五军团和独立第三、六师，向粤军勇猛冲杀。下午2时，红三军团的第七军从大余游仙圩转出，赶到水口增援，这时红军进攻更加猛烈，粤军溃退南雄城，战斗持续到黄昏前结束。
下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主力从大余赶到水口，与一、五军团会师。这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
水口战役历时3天2夜，双方伤亡惨重，作战双方出动兵力共3万多人。其中红军方面有五军团的十三军、三军，一军团的十五军、十二军及江西独立师第三师、第六师及三军团的第七军，共1。8万红军与1。5万多国民党军，形成这场恶战，双方损失很大。****伤亡3000余人，而红军伤亡也很大。******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象水口圩……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