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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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第五次反围剿(十)措置失当

(二)资溪桥、浒湾、八角亭战斗

1934年10月17日,国民党南昌行营发出训令,要求各部继续构筑绵密碉堡线,巩固占领区。同一日,硝石的****四个师进至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和黎川****两个师又一个旅进占资溪桥。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完成硝石到黎川之间的碉堡封锁线。

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10月22日,红军以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7军团(总指挥寻淮洲、政委肖劲光)、红9军团(总指挥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7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约1100余人),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

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回忆说:“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3天,毙伤敌人520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1095人,伤亡重大。

11月15日,红军中央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十四师)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配合东方军作战。国民党军立即集中第五、第七纵队共十个师的部队,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红军,意图断其归路,消灭红军于封锁线以北地区。17日,红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国民党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此后,红军东方军、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中取消了。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三)对“福建事变”的应对失策

红军初战连连不利,阴影笼罩苏区。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消息给****带来了希望,不久前还在福建与红军为敌的国民政府19路军决定反蒋,试图与共产党合作。可以用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来形容此事,而且还是三鲜馅的。

但是自1927年在国共合作中遭受惨败后,****对国民党及其相关势力总是深怀戒心,面对19路军突然伸出的橄榄枝,中央领导人不敢大意,张闻天公开指出,福建的形势变化可能是“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话虽如此,****领导也并非不懂得政治策略的变通,知道利用一切机会对付主要敌手蒋介石。他们很快就告诉19路军,苏区和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

按实力对比,即便江西红军和19路军密切配合,也很可能只是延缓了反围剿的失败。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后,蒋介石从围剿主力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南下讨伐,但在红军面前仍有二十六个师的重兵压阵,兵力至少在二十余万以上,是红军的一倍有余。蒋介石也考虑到红军会趁机动作,于是命陈诚主动出击,不让红军干扰对19路军的作战。这种情况下,第3路军前行有些急促,失去了堡垒的掩护,结果一支部队在团村被彭德怀伏击败退,但损失不大,而且很快就反击夺占了团村。

不过无论如何,福建事变毕竟是红军摆脱困境的一次机会,可是****却丧失了这个机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和19路军始终貌合神离,互存疑虑,双方连共同作战的协定都无法达成。蒋介石调兵南下时,19路军把主力集中在福州等中心地带,希望红军替它在外围作战。红军却也不想“费去大的损失”阻击****,因为那样势必陷入它不擅长的阵地战。****对此的打算是,只对开往福建的政府军加以游击和侧击,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极左的****领导人对福建方面的领袖看法非常极端。当时,****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中记载:“谁也懂得:十九路军阀们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是屠杀抗日士兵的侩子手,是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出卖淞沪的卖国贼,是在漳、夏、泉州活埋、遣散数千革命士兵的反革命军阀,是进攻苏维埃红军的败将,是剥削民主、惨杀反帝领袖的罪人,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他们卖国与屠戮民众的滔天罪恶,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没有二致。然而,在今天,他却摇身一变,恰恰变成了“人民政府”的支柱,变成了民族利益的保护着。普天之下,当然不会有这种“奇迹”出现。这种心态,岂能合作?于是各怀心腹事的结果是蒋介石部队非常轻松地杀进福建。

仅靠一些袭扰式的小动作既帮不了19路军,也救不了苏区,****领导人对此当然十分清楚。他们同时又构想了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案。根据弗雷德的建议,红军准备以1、3军团向西渡过赣江,绕到****后方,朝南昌、九江方向攻击。与中央苏区毗邻的湘赣苏区也奉命派出部队直指南昌。在****方面看来,这便可以让蒋介石后院起火,彻底搅乱他的围剿布局,也使他不能全无顾忌地打击19路军,甚至可能把中央苏区跟湘赣苏区连接起来,可谓一举多得。然而行动之后却未能如愿,湘赣红军虽一度逼近南昌,造成震动,但主力1军团却在出动不久就受挫,不能对南昌形成真正的威胁。此刻远东局和****中央又发生了分歧。弗雷德主张红军更进一步杀向湖南,甚至争取攻占长沙。****中央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不但不能粉碎围剿,反倒会因为离开根据地太远,削弱防守力量而丢了苏区。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交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裁决。这时蒋介石部队已迅速压向福州,****不得不放弃原定战略,将还未来得及与1军团协同的3军团调往福建。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建议红军进兵福建,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翼和后方。于是彭德怀指挥部队向福建中西部的沙县发起了猛攻,但此时蒋介石已经轻而易举地击败了19路军,彭德怀的行动开始不久,福建事变就被平息。蒋介石反倒将讨伐19路军的人马组成东路军,形成对苏区东南的新威胁。

******日后在1936年底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福建事变发生时红军即应向国民政府中心地带的浙江甚至南京进军,迫使****取消围剿。这个意见最早的创意其实是彭德怀,本质上与****中央谋攻南昌、九江的策略没什么不同,当然更像弗雷德远征湖南的主意,只是方向相反。据彭德怀回忆,他的意见当即就被博古批评为脱离苏区的冒险主义,显然就是把他的想法和弗雷德的主张等同起来。

比起南昌来,江浙乃国民党军政实力雄厚之地,****在这里没有多少群众基础,回旋余地有限,具体操作起来很难真正做到威胁对手,也难以救苏区。事实上从蒋介石的日记来看,他在筹划扑灭福建事变时甚至试图引诱19路军攻击浙江,无疑就是因为他对在这里击败对手更有自信。19路军如此,正规战实力很弱的红军就更难有胜算。攻击南昌尚且不行,遑论江浙和南京。红军主力如果真的进入江浙,****很可能会轻松占据苏区,反身再打击已经失去归路的江浙红军,使其进退无据,后果不堪设想。而这显然也正是****中央所担心的。

无论怎样,福建事变的机会已经错过,红军接下来该怎么办?据包括李德在内的一些人回忆,******在黎川、资溪桥等地战斗失败后,曾不止一次提出继续用原来运动战的办法,寻找战机集中兵力歼灭敌手。实际上红军当时一直在试图通过运动战引诱****离开堡垒出击,相机加以消灭,但****就是不上钩。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实际担负红军指挥的德国人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的战术。即在****从堡垒出发,朝新目标前进时,红军乘势或打其侧翼,或断其归路攻击,以最短时间歼灭对方一定的兵力,用这样一次次的胜利最终粉碎围剿。此战法其实是前期红军诱敌出堡垒招数的变种。李德并未看不起红军以前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成就,他在文章中赞扬红军曾经的“许多伟大的胜利”,肯定“这些胜利是由于在运动战中攻击运动之敌并与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有艺术的配合”。但他也指出:“目前敌人的五次‘围剿’,是同以前的根本不同”,“主要特质即是堡垒主义”,“在敌人这样的战术下,用我们过去简单游击战争的方式已经是不够了”。

由于****一遇到红军的攻击常常后退回堡垒地带去,要成功地实施短促突击,必须有一支部队在一个地点拖住政府军一段时间,好让红军主力能够对其形成包抄堵截之势。李德为此要求建立一些必要的支撑点,里面有比较牢固的防守工事,以保证能够顶住政府军的进攻炮火,这就是日后所说的“堡垒对堡垒”。

****迅速敉平十九路军的反叛,于1934年初重新开始对苏区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