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大肃反之一一九三二年夏天，正当敌人加紧进攻襄北地区的时候，湘鄂西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开始了。这次“肃反”与“左”倾领导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纠缠在一起，诬害了大批优秀干部。
每当读书读到这里，都不免要放下来沉默一会。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很难理解夏曦和当时党内的一些人内心深处到底是作何想法，对党内同志何其毒辣，毫不留情。那种扭曲、变态的激情之下制造了数以万计的冤魂。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着实让人不寒而栗，联系到苏联斯大林的肃反也是大开杀戒，血流成河，真不知道依据的是那一条党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同苏区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在这前后，中央还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多次发来内容涉及“肃反”的指示。关于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央笼统地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蔽着不少反革命派别——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健全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很好利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发动群众先发制人的迅速消灭”反革命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要求在党内斗争中加紧“肃反”，加紧反对机会主义。
这些观点恰好迎合了湘鄂西“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和宗派主义分子的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势力愈发展，反革命势力愈团结；湘鄂西苏区自执行国际路线以来，阶级斗争日益紧张激烈，阶级敌人看到自己地位的根本动摇，必然较之以往更积极地团结他们的力量，利用一切方法，在各种革命组织中加紧反革命活动。因此，反革命阴谋的扩大，是丝毫不足为怪的。根据这种“理论”和中央苏区“富田事变”、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教训，湘鄂西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大大地“警觉”了起来，并把“利用鄂豫皖的经验，将肃反造成群众运动”定为同反革命团体作斗争的“主要原则”。自从****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他们便对“肃反”给予了特别的注意，将革命阵营中的路线、策略之争，思想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或他们指导错误造成的失利，甚至生活作风问题，都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联系起来，把清洗革命团体中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员、处理营私舞弊分子等工作，也纳入了反“改组派”斗争之中，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度夸大了暗藏敌人的力量。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湘鄂西地区的大规模“肃反”，一开始就采取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并且愈演愈烈。
湘鄂西地区“各种反革命组织”的线索，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发现的。起初，红军在襄北捉到了一个名叫张锡侯的国民党军官，他供出自己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并与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勾结，准备五月十八日在苏区暴动；接着又从关向应在吴堰岭（红三军军部驻地）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的审讯中，获得了所谓红三军中的“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据供，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红八师二十四团参谋长邓希禹、红八师特务队长朱寿谦、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二十四团一营营长谢锡章、红七师二十团团长刘庶植、红九师参谋黄正金、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侯、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谯继汉是改组派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于是保卫机关逮捕了有关人员，尔后又根据从这些人中逼出的口供，继续捕捉其他人员。如此步步株连，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人数愈来愈多，几乎遍及湘鄂西各个根据地。各级保卫机关也就不断在地方上和红军中一批一批地逮捕各级干部，以及某些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轻率地给他们戴上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帽子。而且自从发现了“反革命组织”在各地的“线索”之后，“肃反”便成了湘鄂西党组织最紧迫、最突出的斗争任务。在采取逮捕、审讯、处决行动的同时，反复地动员群众检举有嫌疑的人，号召反革命组织成员自首。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其他革命工作则几近全部瘫痪。在红三军中，甚至当进行战斗之时，也得奉命展开“火线肃反”，从战场上将一些指战员逮捕起来。为了加强这种错误的斗争，省政治保卫局也换上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认为能够坚决执行其“肃反”路线的负责人。
负责“肃反”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实际上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有夏曦或某几个“肃反”人员的决定，就可以捕人、杀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杨光华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逮捕重要分子系由中央分局负责同志与省委常委中少数负责人和省保卫局长共同决定。”他们每捉到一批人，便非刑拷打、逼问口供，然后就以供词作为判罪和再去捉人的根据，从不作任何甄别工作。
主持“肃反”的人员沿着逼供以至诱供、指供和轻信口供的错误做法愈走愈远，大大夸大了反革命组织的力量，几乎把所有的不良现象和缺点错误都认作是反革命分子的蓄意破坏。他们认为整个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军、群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改组派”或“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派”、“国民党”等“反革命组织”和“秋白主义者”，而这些组织的成员又都加入了“改组派”和“新共产党”，并且控制了许多革命组织的领导机构。他们的结论是：分局和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了几个高级领导人和少数事务人员外，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宜昌特委和沼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各县县委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江南、潜江、监利各县县委和襄北特委，除个别人不是反革命，或系“嫌疑分子”外，其余都是“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和大部分区委书记，各县保卫局人员都是“反革命”；差不多每个地方党的支部中都有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个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师长，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的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大部分营长和一些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也都是“反革命”。他们污蔑若干地区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他们以“肃反”不力和肯定有“反革命”阴谋破坏为由，解散了江陵、沔阳、川阳等县的县委会。他们觉得什么人都靠不住。甚至说在湘鄂西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已经英勇牺牲于洞庭湖区的周逸群同志是湘鄂西“改组派”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正在为国民党策划对苏区的围攻。
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认定湘鄂西的党政军群干部几乎都是“反革命”，所以在这次“肃反”中干部队伍损失极其严重，许多地方机关和部队的干部，前一批被捕不久，新提拔的一批又被捕，一直捕到根据地失陷。他们认定柳克明从房县、兴山带回的部队中有很多“反革命”，一次就逮捕了那个部队里的绝大部分连以上干部。直到最后洪湖苏区只剩下江陵沙岗附近那一小块地区的时候，夏曦还根据一些根本不能成立的理由，逮捕了刚刚由湘鄂边退到洪湖苏区的、以周小康为首的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的一批干部。
对于这种本来极为错误的大肆逮捕，“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总结时还作为工作成就加以肯定，说虽然反革命“改组派”不断以新的分子代替被捕的，以保持其组织的存在，但除少数首领外，其余的都没有漏网。对于被捕人员的处理，因为不准军队中营以上干部、地方上区委书记以上干部“自首”，所以除少数基层干部、战士和群众在“自首”之后得到开释，另一小部分人被判劳役外，大部分人均被处死。这个不准区委书记和营以上干部“自首”的“决定”，是由夏曦主持制定的，“只中央分局、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政治保卫局长、红军军政委知道”，对其他人一律保密。
在这次“肃反”中牺牲的主要领导干部有三种，即最初创造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曾经到过苏联留学的，以及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包括被党派往国民党军队工作过的干部。其中，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察委员、党校校长、湘鄂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红军中的领导干部有省军委委员、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七师政委彭之玉，红七师政委王鹤、李剑如，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吴丹人，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红九师政委孙子涛，参谋长张应南、胡梯，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此外，还杀害了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县的县委书记、部分常委和区、乡干部，大批军队中的团、营干部，以及部分基层干部。在党的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及以前反对过夏曦错误的领导干部，在这次“肃反”中基本上均被处决。
夏曦认为“这次肃反胜利，完全是四中全会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一年以来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胜利的结果，（党的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则）是深入和总结这一斗争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曾经在第一次大规模“肃反”期间主持过湘鄂西省委组织部工作的阿森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的更加清楚。他说：“他们（按：指湘鄂西的“各反革命派”）的联合组织与联合战线大概是发端于今年一月问湘鄂西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的前后”。“当执行国际路线之夏西（曦）及（宋）盘铭一时离开省委所在地时，就在改组派的领袖万涛领导之下召集省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对立三路线一字不提，对立三路线的积极执行者邓中夏的错误一字不谈，扩大会议的中心是在反对夏西（曦）的旗帜下来反对国际路线，反对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把省委与中央分局形成对立状态。在扩大会议时，各反革命派已经采取联合战线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这一联合战线，在四次大会时更加明显”。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既已认定同夏曦作斗争的干部一部分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等等，那么，进一步给他们定罪和予以清除，自然就成了“左”倾思想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次“肃反”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了错误的处理和迫害，严重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和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二）乱捕、错杀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心理，使党、政、军、民全部革命组织陷入严重的恐怖气氛中，窒息了党和红军各级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由于把许多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党内的意见分歧都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实际上取消了党内民主，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助长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专断作风，阻碍和打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四）把“肃反”工作当成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不停地逮捕干部，使洪湖苏区的地方工作大都陷于停顿状态，大大妨碍了对敌斗争，为打破第四次“围剿”而提出的各项任务流于空谈。
但是，湘鄂西的党组织，特别是红三军，经住了这个打击。当时，外有强敌压境，内部大肆捕杀，情况危急万分。然而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依然忠于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忠于革命事业，相信困难一定能克服，真理一定会胜利。因此，他们虽然眼看着与自己同艰苦、共患难的战友不断遭到诬害，明明知道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虽然由于怕被当作“好吃会”、“兄弟团”等反革命组织活动看待，不敢在一起吃东西，不敢谈心，长期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中，却仍然立场坚定，百折不挠，视死如归，艰苦奋斗。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些人提出了疑问：怎么许多出生人死创造红军、创造苏维埃的人会忽然成了反革命呢？对于这样的问题，夏曦的回答是：“他们建立根据地就是为了消灭根据地，建立红军就是为了消灭红军！”并且指责对这种“肃反”抱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同志们具有“极不正确的右倾情绪”和“对肃反不坚决的机会主义观点”。他们认为“肃反”方针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说：“改组派”等“反革命组织”的破获，“正是阶级斗争进展之过程”，正是表明“党走向健全化，苏维埃、红军日益巩固”；这种大规模的“肃反”，不仅“没有形成恐怖心理”，而且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红三军在“肃反”过程中还能打连续八昼夜的持久战，还能在新沟嘴歼灭川军的一个多旅，就证明“肃反”的正确。因此，这种“肃反”必须肯定为执行国际路线的另一项伟大的成功的转变。真正是无稽之谈，头昏到令人发指。
“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也支持他们的观点。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上，所以它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次肃反的胜利，是湘鄂西苏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的最有力的保障，并且给湘鄂西党造成了更顺利的深入国际与中央的路线到群众中去的顺利条件”。同时，还告诫湘鄂西的党组织对于有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不得敷衍了事。由于有中央的支持，夏曦等自然就更坚决地把这种“肃反”一次再次地进行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