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帝国软肋——中国脆弱的十个瞬间
49449600000033

第33章 二十一条:弱国的艰难抵抗(2)

幕后新闻战

袁世凯不能直接拒绝二十一条,他必须借助外力来抵抗日本的压力,进而击退日本的侵略。横在他面前的首要障碍是,日本要求二十一条谈判是秘密谈判,绝对保密,不能向外界泄露只言片语。日本政府之前推测袁世凯可能的对策就是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绝密”的谈判要求。

可是在1月19日,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就刊登了日本公使与袁世凯的谈话并提出重要案件的消息。22日,日本《朝日新闻》印发号外,刊载了日本对华四条要求:一是关东租借期限和南满铁路期限均延至99年;二是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利益悉让与日本;三是开放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地点作为商埠;四是日本在华享有建筑铁路和内河航行之权利。日本政府马上以“有害两国国交”为由,禁止日文报纸转载和评论此等消息,禁止《朝日新闻》发行号外。然而同日,中文的《亚细亚日报》、英文的《北京日报》均以“日本又向外交部提新要求”为题报道了中日正在进行谈判,但都没有涉及具体的谈判内容。此后,零零星星刊登中日新谈判消息的报纸越来越多。消息又是怎么泄露的呢?

消息是袁世凯政府有意泄露的。困守秘密外交的要求无异于作茧自缚,袁世凯自然不会迂腐地遵从日本要求。只有让外人知道了日本的强盗要求,中国才有可能争取到援助,抗击日本。陆征祥就极力主张公开宣布二十一条内容,让列强和全体国民讨论。曹汝霖担心这样议论沸腾,反而影响外交进程。所以袁世凯采取了“故意泄露”的方法。时任袁世凯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外交总长每次与日使会晤后,他都要化妆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通报谈判内容。北京城里最早获悉二十一条谈判的外国人之一的芮恩施也回忆说:“中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几乎每天都来同我就他们的困难进行商谈”,磋商“对付日本提出的这些要求的最好的办法”。《芝加哥日报》、《纽约时报》就从美国驻华公使馆辗转获悉了部分谈判内容,分别在1月25日、27日介绍给了美国舆论。

日本方面见状,借口报纸登载了日本公使与中国外长的谈论内容,消息“系来自北京通讯”,强烈诘责中国方面泄露消息。袁世凯政府自然是矢口否认,并在交涉正式开始的2月2日发出关于严禁外交人员向新闻媒体泄漏消息的通告。

暗地里,袁世凯在采取进一步行动。2月5日下午,他邀请政治顾问、英国人莫里循谈话。袁世凯将日本的要求和盘托出。他首先向莫里循介绍了第五号文件的内容,包括日本控制中国政府,中日合办警察,由日本来保证中国的完整,日本有权在中国任何地方布教,等等。袁世凯特别提到了日本要垄断中国沿海和岛屿;日本有权修造四条从南昌起始的铁路,袁世凯强调造的是日本人的铁路,而不是日本人为中国人建造的铁路;有关合办汉冶萍公司的要求,意味着所有长江流域煤矿、铁矿的开采都受制于日本。这些要求都强烈侵犯了以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的英国利益。袁世凯还介绍了日本在东北和福建的要求,最后说日本公使日置益在谈判过程中态度傲慢,坚持要中国政府全盘接受二十一条。

曾长期担任《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的莫里循意识到这次会晤巨大的新闻价值,回去后立即整理了一份与袁世凯的谈话内容备忘录。他认为,将材料公之于众,让西方对日本施加压力是中国免除日本要求压迫的主要办法。2月9日,莫里循主动与老东家《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第二天,端纳赶来了。莫里循把整理出来的消息托付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2月11日,《泰晤士报》收到了端纳拍发的长达318个字的电讯。

不想,日本方面早就预料到了袁世凯会走媒体渠道争取外援,事先让日本驻英大使出面向《泰晤士报》“解释”了日本政府的要求。而西方政府知道中日开始新的秘密谈判后,美、俄、英各国纷纷向日本外务部要求获知具体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日本政府已经选择其中要求最为平缓的11条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没有一条涉及关键的第五号文件)。由于日本公布的11条要求都是对日本原有权益的必然扩大,并没有直接损害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并没有引起西方政府和媒体的关注。所以,2月12日《泰晤士报》只是以《二十一条要求大纲》为题刊发了特稿,详细说了东北局势和与英国有关的长江流域的情况,并没有报道日本第五号要求有关内容。莫里循在11日还把消息告诉了美联社驻北京通讯员摩尔,后者转告了美联社。但美联社把摩尔的消息扣了下来,要求摩尔告知消息来源,因为摩尔的消息和日本使馆“证实”的消息不符。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来自中国的消息鱼龙混杂,夹杂着扩大和渲染的成分,所以西方媒体对披露二十一条内容的消息持怀疑态度。而对日本公布的“十一条”要求,甚至有许多媒体(包括《泰晤士报》)认为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接受。

新闻战的第一回合,袁世凯政府出师不利,期望中的列强干预并没有出现。北京政府还“深恐公众舆论默然同意这个受到较少谴责的文本,从而鼓励日本更强硬地迫使中国接受全部要求”。莫里循和端纳等人意识到,日本政府在有目的地蒙蔽世界舆论,于是建议中国政府公布日本要求的全文译本。2月15日,莫里循终于得到了官方拍照复制的“二十一条”全文英文译本。袁世凯终于决定公开日本的要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日本要求曝光后,各国新闻哗然,将二十一条冲上头版版面。列强政府纷纷抗议日本的有意蒙蔽。日本国内部分报刊也表示不满。迫于舆论和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在2月底将“二十一条”全文秘密通告了美、英、法、俄各国。不过,他辩称第五号要求是对中国提出的“希望”,目的是增加中日友好。

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在2月5日、22日、28日三次由日置益专门提出交涉内容“泄密”的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大用新闻策略”,“如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日本要求中国严禁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甚至要求中国取缔报道相关新闻的报纸。北京政府反复声明“本国政府绝无利用报纸之事”。那么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袁世凯就指责日本自己没有做好保密工作,把内容泄露给了日本报纸,“致中外报章纷纷注意,时为袒中袒日之论,以惹世界之揣测”,现在竟然反过来指责中国!

袁世凯披露日本无理要求的目的达到了,然而期望中的外力援助能够适时到来吗?

借力打力,力从何来呢?袁世凯期望的外力首先是列强的同情和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列强忙于欧洲厮杀的时候,趁火打劫,想排挤列强独霸中国,侵犯了各国的既得利益。所以袁世凯对列强干预的期望很高,他让顾维钧等人与美英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可他也没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列强身上,同时积极开始对日外交,希望利用日本内政分歧化解中国外交压力,如果能够釜底抽薪,让二十一条消失于无形就更好了。为此,袁世凯向日本派出了密使。袁世凯甚至还向日本专家请教日本的政治体制,看日本政府能否独立发动对华战争、天皇能否约束内阁的强硬要求。

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消息披露后,国内民众救亡抗日情绪高涨,成为了新的、政府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国的全民抵抗热潮,成为袁世凯期望之外的第三股外力。

中日交涉消息一经披露,中国各地一片愤慨之声,国内反日浪潮迭起。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各地,商家、学生和华侨各界,一致要求抗日——这在政治纷争频繁的民国初年极为少见。上至19省将军由冯国璋、段芝贵领衔致电政府,表示强烈反日,“有图破坏中国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下至贩夫走卒、挑水卖茶的,闲暇时都聚集在街头巷尾,“聚议中日交涉中之是非及华人如何救国之道,其状亦极迫切”。全国上下“茶坊酒肆公共会集之处皆有华人团坐桌间,攒首聚议最近之谈判消息,并悬拟日本将有何举动,声虽不扬,然颇激昂”。从2月2日到21日,总统府接到数百起有关中日谈判的文书,其中总统府顾问厅21件,洋务处14件,外交部23件;部员以个人名义递呈者117件,巡按使6件,将军43件,道尹30件,县知事200多件,普通百姓递呈者75件。

一开始,二十一条被披露的信息很少,众说纷纭,政府方面遮遮掩掩。民众要求政府立即披露信息,“国乃民有,非政府诸公所得私之也”,让国民都知道交涉内容。各政党、北京报界公会、商务总会纷纷上书或推举代表,请求政府尽快宣布如何答复日本要求。参政院就中日交涉问题秘密开会,质询外交当局,要求政府详细解释中日交涉。二十一条被详细披露后,民众纷纷表示愿为国御辱,比如署名“浙江全体公民”的文章指出对于日本的无理要求“虽在妇人孺子无不发指眦裂,愿与一战而死”。人们纷纷采取实际行动抵抗日本,最主要的就是抵制日货。日本在华商品倾销遭遇了极大困难。

反袁势力在抵抗日本问题上空前一致。二次革命后,黄兴一派没有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另立松散的欧事研究会。其成员李根源认为革命党应该暂缓革命,以便政府集中全力对付日本。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五位二次革命的革命领袖通电,除谴责袁世凯独裁专制外,表示要顾全大局,在国难当头之际停止反政府行动。许多革命党人流亡日本,日本代表在交涉中专门提出,如果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将驱逐革命党人,不允许反袁势力在日本活动。许多革命党人获悉情况后,愤慨为日本所利用,纷纷离开日本。二次革命期间坚守南京与北洋军作战、遭到通缉流亡日本的何海鸣,宁可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回国,也不愿意继续待在日本。

4月底,国内报纸披露日本提出修正案和最后通牒的消息,抗日救国的舆论热潮达到了顶峰。人们一致要求拒绝日本,表示愿意毁家捐躯,报国抗日。比如对日同志会称:“日本无礼要求,竟以通牒迫我,国耻民仇,无可再忍,务乞坚持抗拒,人民誓牺牲一切以为后盾。”

袁世凯对出乎意料而起的全民抵抗热潮既想借助又要压制。对于原本主张和平的北京各大报纸天天登载的中日交涉新闻,虽言词激烈,情绪高涨,然而袁世凯并没有下令干涉。但他在给各省的电文中既表示“万难接受”日本要求,同时也要求各省军政长官稳定大局,防止社会动荡。袁世凯把外交视为政府行为,担心国内舆论左右政府决策,也担心民众过激行为授人口实。好在北京新闻记者俱乐部开会表示要以稳健态度,光明正大地对外报道中日交涉,引导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