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流纪事:西安事变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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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4)

潘汉年于11月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同陈立夫会见,面交周恩来的书信,并口头转达《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8项条件。陈立夫这时的态度也变了。他称代表蒋介石答复:既然共产党愿开诚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条件了。他宣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他并说“: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潘汉年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陈立夫急忙转换了话题,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答应愿和周面谈。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11月21日,红军在山城堡一举歼敌胡宗南军一个多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这以后,陈立夫又和潘汉年谈了两次,他虽把保留红军的人数由3000改为3万,但根本立场没有改变。12月10日,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指令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

这时离西安事变的发生,相隔只有几天了。在局势发展中出现这样一些曲折是不奇怪的。蒋介石后来说到:那时“我对于中共问题所持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一点,周恩来已看透了。他在1945年谈到这一段历史时说:“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自然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这一年的接触毕竟为日后的国共合作打下了一些基础,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作了准备。

(四)张、蒋之间分歧加剧

张学良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于1936年6月底在西安南边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在这个训练团成立前,张学良向蒋介石报请批准,说是要模仿蒋介石的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培养“剿共”的骨干。实际上,则是为了在西北“剿总”所属各部队中,特别是在东北军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张学良自代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训练团成立后,共办了4期,每期1个月左右。第一期先成立干部连,王以哲任连长,成员是从各级军官中择优调来的。以后各期中的队长、班长、组长等,就由他们担任,都是师、团、营级的干部。第一期干部连参加的成员,约有120人,分为12个班,1个月结业后,多数留在训练团作干部。王曲军官训练团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改由黄显声担任。

军官训练团的课目有:政治、国际时事、军事锻炼和游击战争等。有时张学良还亲自讲话。每天听课之后,即开小组会讨论,将讨论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备作各部队改革的参考。训练团还搞来一台留声机,课余时间,就用这个留声机给学员们放进步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的文艺活动,对于提高学员的抗日救国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训练团学员每个班住一个土窑洞,学习和生活都在里面。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和土凳,学员吃饭就在这些土桌土凳上。张学良也和大家一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为镇压西北出现的抗日运动,由南京飞到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陪他游逛了两天华山之后,蒋介石宣布要继续大举进行“剿共”的计划。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说明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也是东北军全体官兵的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杨虎城也向蒋介石表示,十七路军部队的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很值得忧虑。蒋介石听不进他们的意见,仍然强调他的“剿共”决心,并说要亲自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要张学良提前做好准备。

10月27日,蒋介石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蒋介石站在台上,张学良、杨虎城都站在台下。蒋介石讲了一通明礼义、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话之后,就接着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的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最后,蒋介石气愤地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的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

军官训练团对蒋介石的讲话都感到气愤。黄显声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介石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后来,张学良的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到军官训练团来讲了一次话。

苗剑秋在讲话中谈到:“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苗剑秋的讲话被特务分子知道了,张学良为了缓和形势,说要惩办苗剑秋。后来又以畏罪逃跑为名,把苗剑秋送到了北平。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这是蒋介石在一个多月内第二次来西安。但这一次的到来,颇有点“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之意。他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不过,在表面上,同上次来时一样,他仍装出一副轻松自如、悠哉游哉,似乎是被名闻遐迩的大、小雁塔和烟草萋迷的咸阳古道所陶醉的样子,游览观赏,指指点点。实际上,他的脑子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的目光是严峻而阴冷的;他往往在访古揽胜中王顾左右而言他,那偶而发出的笑声使人感到惊惧;他观景不过是做做样子,时刻在窥探张、杨的动静,才是他的真正动机!

装假毕竟是难以持久的。果然,蒋介石的笑容很快便消失干净,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抛了出来,而且声势大,兵力强,口气硬,命令也是最后通牒式的。在他看来,他的决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张、杨再不听从,就将他们搬开: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西安不是要搞什么联共抗日、精神向北吗?这回我要让你们来个精神向南!

这一次,蒋介石是决心要在西北大干一场的。他一面软硬兼施地一再向张、杨施加压力,督促他们向陕北进兵,一面也作了让他们易地换防的准备,甚至连新的西北“剿总”和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都已内定;同时,在“两广事变”时南调的军队,这时也重又调回内地,集结于平汉、陇海路一带,准备向陕甘进发。有一部分军队正向豫西移动,前锋已逼近潼关。从国外买回来的100多架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也都调往西安,准备参加新的“剿共”大战。那一阵,西安真够热闹的,一队一队的飞机,像傍晚的乌鸦群,带着震耳的响声,遮天蔽日地飞临西安上空;有的还故意降低高度,轰轰隆隆地怪叫着,贴着屋脊,从人们的头顶上飞过,然后密密匝匝地停靠在机场上,作为“剿共”之用。

由于时局的变化,一向比较恬淡、宁静、同时也较为安定的古老的西安,突然失去了它的平静,变得异常拥挤而又嘈杂了。“一时西安这个小城挤满了国府大员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汽车奔驰,旅馆里塞满了人,大饭店经常座无虚席,猜拳声,打麻将声,不绝于耳,连妓女也都活跃了起来,看起来好不热闹”。

然而,这热闹却是畸形的,很不正常的,在虚假的繁荣的背后,既是紧锣密鼓的反共喧嚣和密谋,也是广大爱国官兵与一部分法西斯分子的对峙,更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激烈较量……

据孔从周回忆,1936年秋,平日沉默寡言的杨虎城曾对他讲过这样一番话:“民国初年,袁世凯以剿办白朗(亦称白狼)为名,派陆建章率北洋军入陕。结果,对白朗没有怎么样,却把张凤翙赶下台去,消灭了张原来用以进行辛亥革命的部队。蒋介石师袁世凯之故伎,以他的嫡系部队乘围追堵截红军之机,进入四川、贵州,吃掉了不少杂牌军队。

这一次蒋调集大批军队来到陕西,对红军进行‘围剿’,究竟能发生多大的作用,我看很成问题。但蒋凶残阴险,对他的大军压境,企图一石三鸟的用心,不可不防。我们这么一点力量,所赖以存在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对外对内搞得焦头烂额,没有机会对我们下手;二是我们扎根自己的家乡,除部队外,还有地方力量可以依托;三是我们的北面有共产党的红军,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虑,搞得不好,会把我们逼上梁山。现在蒋介石抹下脸来,对外不惜任何屈辱,对内不顾一切舆论,要对共产党作孤注一掷。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后,一纸命令,甚至几句话,把我们和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3天一改编,2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你们必须注意,提高警惕,不要把蒋介石的目的只认为是对付共产党,要看到这是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又一祸心。现在,我们面临生死安危的关头,你务必要掌握好部队,以防万一。东北军的命运,有和我们相同之点。张汉卿是可以合作共事的,我和张先生已有密切联系,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至于我们同北边的关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千万要严守秘密。”

但即使形势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进谏仍未停止,虽曾多次碰壁,虽然他产生了必要时不惜以兵谏达到促蒋抗日目的的想法,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盼望着能出现奇迹,这也就是说,希望蒋介石能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悬崖勒马,放弃其不得人心的内战政策,领导人民抗日。哪知蒋介石仍然无动于衷,不仅拒不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指责他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他以不容分辩的语气说:“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内部分裂,何谈抗日?如今流窜在陕北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我们拥兵数十万,又有大批新式飞机,只要上下一致,果断出击,便可将其全歼。今天已到‘剿共’的关键时刻,当此共军即将‘覆灭’、我们‘剿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时,焉能功亏一篑,致使功败垂成?这是关乎党国存亡的大事,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是东北军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希所部迅速行动!”

张学良看到蒋介石态度仍是如此僵硬,想到他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此公竟无动于衷,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怕难执行。听我这么说,你一定很生气,会认为我不服从你的命令。实际不然,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一贯是大力支持的。但现在日寇正疯狂向华北和全中国进犯,意欲亡我中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军人,怎能坐视?所以我认为只有坚决抗日,才是中国的唯一生路。为抗日,我张学良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全军将士也会奋勇杀敌,个个争先;但如打内战,就会怨声载道,观望不前,到那时,委员长就别怪我指挥不力,令出不行了。”

起先,蒋介石见张学良流泪了,似有所动,但后来听他说“打内战怨声载道”,将会出现“令出不行”的局面,又无名火起,连连摆手说:“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不愿听!我多次讲过,日本和共产党都是敌人,都在要打之列,但有内外之别,应该说,内患危害之烈,更甚于外敌,所以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这是考虑不周或一时冲动吗?

不,它正是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当此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最后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之际,谁如果以抗日为名,联而不剿,贻误军机,定将军法从事,这,唵唵,我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天,张学良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对蒋进行一次毫不妥协的“苦谏”,甚至“哭谏”的,如同两军交锋,各不相让,激烈的争辩持续了几个小时,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话已至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事情很明显,根据蒋介石这种顽固的态度,想用劝说的办法使他回心转意,是很难办到了,所以此时此刻,真有点剑拔弩张,不闹个鱼死网破,看来是不会收场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对张、杨二将军来讲,这时已经到了一个紧要关头:要么服从命令,违心地去进攻红军;要么任人宰割,即刻离陕!

形势紧迫,一发千钧,张、杨两将军不得不背水一战了!这原因是明摆着的,因为蒋介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要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那套方针,而这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内战,他们无论如何是不愿再打了;从陕西调离,有的还要调到边远的地区去,这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很不利的,因为这样誓必要远离红军,不但联共抗日的前功尽弃,而且还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事情很清楚,蒋介石把他们分别调出去,实际是一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拿东北军来说,到那时非但无法打回老家去,还有被消灭掉的危险。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的“福建事变”,不就是因为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最后在蒋介石的分化和优势兵力进攻下失败的吗?怎能再蹈十九路军的覆辙?这也就是说,张、杨二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方针上的冲突已经十分尖锐,“由于彼此都不放弃看法,已发展到必须得出结果”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