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在中国传媒大学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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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电视采访内外的思考(7)

尽管自由社会不是说没有规矩,新闻也不可能绝对自由,但是我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间,我们有基本的底线。不会说像我说的,人也成为新闻,狗也成为新闻,它是有底线的。对,王菲她是个新闻人物,李亚鹏是个新闻人物,大家是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女儿没有错呀?你应该有些道德的底线。就像我夫人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一样,对吧?结果把我儿子的照片也贴上去了。其实我们没有刻意回避,我们确实就是不想,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贴上去了。贴出来这个我就有点生气了,完了以后我就找律师,我说怎么办?他说就拿下来呗。拿下来之前你得先把那个证据留下,截屏下来,对吧?你们登了这东西,理由是什么啊?我们是公众人物,他(孩子)不是,而且他是未成年的孩子,对他不利啊。所以我最后说了两句话,打电话过去:第一,谢谢你们的关心,对吧?其实这句话我并不想说,礼貌啊,谢谢关心;第二,孩子不是公众人物,请你们把它(照片)拿下来,你们已经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权,影响了他的成长。人家媒体就说,不光是我们一家报啊?甭管谁报,先把你自己给改了,对吧?“改不了,今天星期六,下班了。”我说,“随便你,你现在改也行,下个礼拜改也行,你不改也行,但是我追究你的责任不一样。”对吧?你现在改了,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对吧?我也觉得我有这个肚量,但是你不改,你要造成后果了,那我肯定诉诸法律啊。虽然我们还不是那么健全的法制社会,咱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对吧?那你说冯小刚他确实是新闻人物啊,但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成为新闻,可以不用商榷就把它公开呢?对不对?这个社会,你要达到一种和谐,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你要明白这些道理。

我这个主持人干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也很想得到很多指点,我就发现很多这个书哈,包括我们传媒大学的书,还有一些很权威的教材,它们都讲得非常好,比方说吐字规音啊,我估计我这辈子可能没希望了。我永远听起来不会像是播音学院毕业的,是吧?但是吐字规音是好啊,你看我去坐《新闻联播》那个台,人家还不立马把我给轰下来,是吧?我们电视台现在也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培训啊,比方说形象打扮啊,形象顾问啊,他们来讲怎么化妆啊、怎么弄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接受的都是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技巧性的东西,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你要了解为什么,比方说双机,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但是双机背后是什么?是一种人际交流。当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忽略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就像现在我面对镜头时可以忘记镜头的存在,你忘记你是在采访,你忘记你是在做节目,你的状态已经很好了。对吧?

刚刚采访《东方之子》的时候那么多大人物,他们有好多人都说不出话,为什么?有杂念了,我这话说出去是不是准确?我这话说出去以后,我的上司听到了会怎么样?那王岐山为什么接受我采访啊?我为什么很欣赏他?我欣赏他的胆识,他了解传媒的力量,他愿意坐到我们镜头前来,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所以到今天他仍说,那是一个很好的亮相。他来到北京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第二天节目播完以后下去,他就马上得到市民热烈的拥护:“王市长,你真是我们的好市长,有这样的市长我们三生有幸啊!”天坛那老太太,凤凰(卫视)不都把这些记录下来了吗。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了,我现在经常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或者邀请,去给公务员、去给各级新闻发言人讲座,其实对我们的职业来说这些是不被允许的,这是砸我们自己的饭碗。你不就是找我去,不就是说让我自己来对付自己吗?但是不是这样,根本的不是这样,就像我开头说的,这种意识必须要回到原点,要正确,真的不是媒体的错。“黑砖窑”的出现,媒体是一个环节,你们应该感激它,不是“我们没有控制好媒体”。媒体错在哪儿呢?它说了假话它是错;你接受了贿赂,你的立场改变了,说明你是有偿新闻,但是你讲了事实。媒体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存在的第三种力量,它就应该成为公器,是这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的一环。但是这一环它不代表某一个人,也不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代表个人的利益,它是最大众的利益,是受众的利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光看这些表象。

当我们坐在镜头前,很多人向我请教怎么样采访,这一句话两句话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但是,在我心里我把这个原则确定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去采访,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规矩。我刚开始到《新闻调查》的时候,编导对我也像对待新的记者一样、像对待其他人一样,他们非常负责任,他们列好了好几十个问题。但是我,第一,我背不下来;第二,我说别人的话我觉得很别扭。我背不下来,我觉得那个语态不对,那个语式不对,我不是这种问法,我不是想这样知道的。最后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问,问完之后你们在旁边等着,如果说都问出来了,当然就皆大欢喜,没有问出来的时候,你们再补充一下。

但是电视这个媒体,不能用技术手段来遮蔽它本来的这种意义,所以我常常强调一种职业的精神。为什么强调这种职业的精神呢?憋了半天,刚刚进入状态,突然喊停,为什么呀?电池没了。不对啊,这是不职业啊。你们永远是配属,现场只有两个人存在,这两个人代表所有传媒的意义存在,代表观众存在,你们应该忽略你们自己的存在。我这种观点曾经遭到过批判,因为大家说,“哎哟,我们也是人,是平等的劳动者啊”。不是这个意思。明天我去做你那个工作,我也要让大家忘记我。有的摄像师去拍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哎哟,不把你整出一身汗,他那红灯不会亮、不会开机的,因为你忘记他的存在了。但是我们记住你存在的时候,不是在此时此刻,而是在其他方面,在我们体制上已经给了你足够的保证。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记者,你工作的真正意义,不是说你去展示你自己的一种能力,或者你自己的一种魅力,而是通过你的能力、通过你的魅力,你告知观众什么,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传媒的目的,你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能够用很人性化的、很人际的传播方式让大家去接受,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利益化,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讲一讲双机的这个意义。

关于《面对面》

最后呢,我想讲一讲《面对面》。

《面对面》这个节目大家可能都知道。为什么要用一对一这种采访?我刚才已经谈到了,用我们原来制片人的话来说,叫做好吃不贵。对吧?实际上我觉得它也符合现在电视制作的一个潮流。新闻节目制作,我说更简单的是把它搬到演播室。为什么用一对一呢?简单啊,容易制造这种张力啊,容易制造这种想象力啊。我采访刘姝威的时候人家会说,蓝田会怎么想呢?下期蓝田的人会不会出来?对吧?我不会说是面面俱到。我“非典”期间的采访,我给你们看看我们采访的这些人物啊,最有名的除了这个钟南山、王岐山之外,还有那个吕厚山,“三山”嘛。这些人都聪明得不得了,他们都把麻烦扔给我。这个吕厚山,当时你看人民医院被戒严之后、被隔离之后,网上一片骂声啊,说这个人应该判刑,为什么?人家医院九十几个人感染,完了以后还有多少个人得了非典,其中还有医务人员牺牲在一线,对吧?责任是什么?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觉得受众是盲目地接受,是被动地接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者的责任应该更大,应该告诉他们为什么。很多人都关心这个王朔又骂谁了,但是没有人去关心事实本身到底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些时候体现出一种盲目。你去骂他没有用,骂大街没有用。但是它确实是能带来利益的,有很多人也在利用媒体,利用媒体来炒作,对吧?作为媒体人来说,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不被人利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本意不应该是停留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的目光应该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事实和真相,是这一点。所以为什么选择一对一?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从媒体的操作来说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

为什么《面对面》是由我来做,为什么我选择质疑这种方式来做?这是由我个人的一种特点、由我的背景、由我的认识所决定的。当然《面对面》也许明天别人来做,他会做出另外一种风格,但是观众不一定会接受,对吧?你叫“背靠背”,你可以叫别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内容上来说是一种真诚存在,就是反映我认识的水准。不光是我的水准啊,我的所有的同事,我的团队,他们要统一到认识上,对吧?有的时候采访完了以后,你剪出来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我觉得这个很麻烦了。我们要做的,后期要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不光是雪中送炭,对吧?

从选题上来说,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些困惑。《面对面》现在越来越像《东方之子》了,因为我们现在反面人物不能做了,边缘人物不能做了。此外,质疑这种特点,就是尖锐性也减弱了。但是个人只能去顺应这种变化,就像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可能这个球会打不好,但是总比没有发球权要好,对吧?

当时为什么选“面对面”这个名字呢?孙玉胜在《十年》中间讲到栏目的出台,当时《东方之子》做完了之后,大家觉得,每期一个正面人物,而且每期8分钟,这样一个栏目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光荣榜了。做了几圈之后,发现名人都做完之后,没得做了。当时我们想,要破除正面人物这个局限,那么《面对面》是很中性的。什么叫“面对面”?我可以面对正面的——你们认为正面的,我也可以面对你们认为反面的,我也可以面对你们认为是中性的或者是边缘的人物,对吧?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只有四个字:新闻人物。所以为什么叫“面对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好记,因为它比较中性。但是现在我们的困惑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选题这种限制。

可能以后大家从事媒体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它不像我们写文章那么自由,它不像我们写文章那么随意,它有很多的限制。我的思想通了,我还得保证我这个团队的思想都通;我们的思想都通了,还得保证技术手段能够完成;技术手段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你还得保证领导能签字呢,你还得保证播出呢。对吧?而且还有很多,你要保证这个片子不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影响社会的安定。

像去年《新闻调查》的那期节目恐怕就有些问题,当然我们的领导还是很宽容的啊。当时我正在美国访问,完了以后我看到——当然这话听起来好像是领导人的口气啊,不是——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就是江西的那个上街游行,因为我还是比较关心《新闻调查》的嘛。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新闻调查》的报道所引起的骚动。我说,完了,这个制片人还能做吗?这个制片人还不进牢房啊?对吧?但是还好,你看我们张洁现在也还好好的。《新闻调查》虽然说报道的选题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它依然存活着啊,对吧?它依然还保持着那种深入的意义在啊。

《面对面》也有这种选题的困惑,那么其他的困惑就多了,也没法说了,对吧?体制啊,人员、经费、编制啊,等等。所以老师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接受两个人?我说,实习,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随时欢迎,但是其他我就没有权力——可以提供实践的机会,而且确实也需要人。电视是一个很年轻的行当,我们一算,当时《东方时空》成立初期,大伙还都三十来岁呢,现在这拨大概是过去13年了。13年,这拨人已经到了40、50岁了,当年的年轻小伙子,现在也都快到退休年龄了,已经出现退休职工了,因为不断地有新生的力量出来。但是传承什么、继承什么?我觉得是这个媒体。有时候我也替我的学友们着急,我这一次毕业不存在这种就业的压力,但是确实就业的压力很普遍,研究生院的老师跟我说,还有50%的毕业生现在还没有落实工作。就是说,我要说欢迎大家到《面对面》这个也算,但是实际上算不了。我们现在也没有那种观念,就是一定要有金饭碗、铁饭碗——现在没有了,对吧?你起码要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相对于十年前来说,我觉得感觉上好像往回走了。当年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啊,我可能也没有勇气走出来,那么可能也因此就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大家也丧失掉一个可以对之评头论足的记者了。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有很多感觉到很困惑的地方,大家都是同学中间很优秀的分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出来,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了。这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就觉得是。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到原点,不去管社会怎么看我们,有的时候它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了。人家一听,哎哟!博士要求很高吧。那我不妨从原点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