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在中国传媒大学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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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我的工作故事:如何做一名好的记者和主持人(2)

我问她,你离婚不就得了,既然已经打了这么久了?她说离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她开始也去找,找了妇联,也就是做做工作而已,因为妇联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或者行政上的权力可以帮助她。她也试图报过警,但是警察来了只说你们这是家务事,以后好好过日子吧,别打了,说完就走了。等于说事实上她已经向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求助过,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她。而且她会因此遭受更为凶狠的暴打,求助一次,第二天打得更狠。在这种环境中,她最后彻底地绝望,根本不再想离开这个男人的事了。后来被打了十多年,她想是不是因为她丈夫经常在村里喝酒,如果把丈夫带到呼和浩特市,他就不喝酒了,也就不打人了。这样才带着她老公去城里打工。当你有这些意识的时候,你就会把事情调查得特别清楚,包括方方面面的心路历程。然后再将这些呈现给观众的时候,他们才能有清晰的意识,才能不产生偏见,不会有为什么她自己不离婚,自己有弱点、该打之类的想法。

在做节目之前,知识储备特别重要,因为可能我们自身就存在很多认识误区。比方说我在没有了解到“受虐妇女综合征”之前,我也在想,这些妇女怎么能忍受老挨打,有两条腿怎么不走,而实际上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远远要复杂。一个女人之所以走到今天,被逼拿刀把自己丈夫杀了,一定是有原因的。你必须做到公正,消除社会上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此为出发点来做这个选题。

还有,我们毕竟是中央台,拍摄对象是被侮辱、被伤害的人群,他们的境遇和社会结构、体制都有深刻的关系。但这个节目不可能做成对社会的控诉,不可能把个人的悲剧推到体制上面。

做记者应该做的事

在宣传方面应该注意的是,尽可能找到社会上的各种团体对她进行帮助,即使找不到,也可以推进这个进程,否则这个个案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很悲惨的。这个女人被暴打了几十年,一怒之下拿一把小刀把丈夫捅死了,被判无期徒刑,剩下两个孤儿在这个社会上漂着,没有人管。这个结局是黯淡的,让人看不到丝毫希望。节目不能让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必须通过媒体的力量推进社会各界对这个女人的救助,电视记录这个进程就是展现社会温情。这样的话节目最后会呈现出来一个光明的色彩,否则这个选题就会被枪毙。所以往往在做这种社会救助类节目时,很大的精力就用来和当地的机构进行沟通。当地的机构肯定会考虑媒体的介入,本来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不管的那些部门,也会关注和帮助这个女人。他们帮助的过程正是媒体要展现的。拍摄下来,跟踪下来,既有进程感,又为片子找到落脚点。

这个案子中,当事人没有律师,通过我们跟妇联沟通,最后找到了两个有法律援助资格的人为她辩护。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这个女人连律师都没有,很悲惨,接下来的命运就只能是无期徒刑。我们找了法院、检察院,了解了一些情况,跟踪审案。在我们的关注之下,最后小李是判三缓五,这是中国家庭暴力杀夫案判得最轻的,中国历史第一次。

所以在做这种选题的时候很有成就感,从某种角度上说,你不仅是在帮助一个人,你还产生了某些社会干预的作用。因为如果有了这样的判例,那么以后再出现这样的家暴杀夫案,在进行判决的时候就有了一些参考判例,就可能得到更多的理解。通过这个案例的判决,北大法律援助中心等许多法律机构都介入进来,他们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刑法,尤其是正在修正过程中的妇女儿童法律,提出新的议案,加强对家庭暴力法律的细化,提出有效的建议。有时候你觉得你做了个很小的节目,无非是一个女的把她丈夫杀了,一个小个案,但是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你的想象,它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建设,在推动法律的完善方面已经起到了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做选题时就要有意识地关注这一方面。

还有一个选题,有一个女人,在生完小孩17天的时候她丈夫要和她同房,她拒绝了,然后她丈夫拿了把螺丝刀把她的眼睛挖出来了。她丈夫在挖她眼睛的时候还边挖边说一些残忍变态的话,她哀求她的丈夫,可是她丈夫还是很清醒地告诉她,老子把你挖了,老子养着你,然后就把她的眼睛挖掉了。之后这个女人在床上躺了五个小时,血就这么流着。而那个男人把他哥哥——当地派出所的很有权势的人——叫过来,在他们家的楼下商量怎么处理她,商量了五个小时后决定把她送到医院。到医院之后,都不许她告诉家里人,结果她妈妈就住在隔壁村,相距十里地都不知道她的情况。直到这个女人和同病房的人说了眼睛是被丈夫挖的,同病房的人特别生气,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同病房的人的指责之下,她丈夫才准许她通知了她家人。她姐姐就在这个城里打工,离这个医院五分钟的路程,都不知道自己的妹妹眼睛被挖了。打了电话才通知她姐姐来。

之后这个女人想诉诸法律控告这个男人,法院立案之后做了一个鉴定,说这个男人是精神病,然后就不予立案。从鉴定这个男人是精神病开始,这个女人就走上了漫漫的上访路。她们家为了治疗她的眼睛,花了很多钱,因为她的眼睛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她也不能去打工。家里把房子卖掉,每个月再返租回来,用多余的钱给她治眼睛,但是钱太少根本治不了。她就拖着这个病眼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天天去找人,去喊冤,很曲折。

后来,妇联帮了忙,当地的媒体也有介入,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了第二次医疗鉴定。结果出来是间歇性精神失常,最后是赔六万块钱,这个男的在精神病医院服六年刑。保外就医后这个男的基本上就没服刑。男方又说没钱,付不起,一分钱赔偿也没有,这个女人的一生就被毁掉了。

我见到这个女人,是在我们妇女服务网络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她当时在北京上访,通过介绍她跟我在这个会场见面。我听了这个经过,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她反复请求《半边天》采访一下她,说播不播都没关系。我觉得她都已经绝望到一定程度了。后来我们做了这个选题,对她进行了采访。我们发现这个选题还是需要有民众公共机构的推进,就和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一起,他们免费进行辩护,对这个案子重新提起诉讼,我们就追踪拍摄。之后我们就和当地的法院联系,最后法院专门拨了一笔款子作为赔付款预备金,将六万块赔偿款亲自送到了这个女人家里。武汉一家医院也特别积极地帮助这个女人——这家医院有德国技术,做的义眼和真眼很像——为这个叫夏红艳的女人免费做了手术。

在拍摄过程中,我感觉还是要留意我刚说的几点注意事项:一个是尊重被害人的隐私权,暴力镜头的运用要有限度;还有就是一定要把受害事件的深层原因挖掘出来,把真正的原因表现出来,不要让观众不理解受害人;最后,这个事件要有一个光明的结束,要让人看到希望,否则节目根本没法播。我们有时在思考,这是不是媒体记者该做的呢,我觉得应该。我们涉足了这个案子,实际上参与了这个事情的解决过程。媒体就是社会的公器,在拍摄一些个案的时候,让这些个案沿着社会公平公正的方向去解决,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学做记者要先学会做人

判断一个选题的优劣要看它有没有公共价值,这是一种能力。你还需要了解围绕这个案子的方方面面的理论,要具有相关资讯的掌握能力,以及和社会不同机构打交道的协调能力。你要去推进这个事,就要和法院、检察院打交道,包括政府,你怎么和他们打交道、沟通协调,怎样让事情在媒体的介入下得到公正圆满的解决,以及让观众感到温暖,这些都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具备的能力。节目让人哭、让人感到很惨很容易,让人感到温暖不容易。

相反的,有些记者做得有点糟糕,而且做到这个份上实在让人觉得很遗憾。举一个例子,有个小女孩新月,得了绝症,想去天安门看升旗,因为绝症,眼睛看不见了,他们就做了一次假升旗,在长春一个国际关系学校里面,算是一个善意的骗局。这个事情感动了很多人,当地媒体报道这个事情之后,大家很感动,媒体冲到了医院进行采访,我们也是其中的一拨。这个选题是很温暖的,正好那时需要这样温暖的选题放在“两会”期间播出,而那些比较惨的,涉及社会深层次问题,说不清楚的选题要全部pass。因此我们也成为追星族的一员,冲到了长春去采访这个小女孩。我们进行了很仔细的调查,我问女孩的爸爸,她平时是不是很喜欢五星红旗,她当时怎么和你说的,她爸说我就顺口和记者一说吧。实际上,有些事实的真相和我们看到的不一致,他可能是和记者顺口一说,记者一下子觉得这是个新闻点,而且知道一报道就能够马上成为新闻热点,拿出来一放大马上就能成。

事实上这也确实放大成为引起全国轰动的事。女孩的父亲也处于一种癫狂状态。因为她父亲只是个到城里打工的农民,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是自从消息播出来后,她父亲就成了双枪老太婆,左手一部手机,右手一部手机,电话不停地接受采访,已经被搞晕了。他其实对事实的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处于一种记忆的空白状态,女儿怎么表达想看升国旗的愿望他也记不清了。

有一个医院在得知这个事情后,就强烈要求把小新月接到他们医院接受治疗。而这个事情曝光之前小新月是在家等死,躺在他们家的炕上,没有暖气,没钱治病,极其悲惨。这个医院把他们接去,之后的行径却很可恶。当地的晚报记者到了医院,医院的人跟记者说,昨天的晚报上没提到我们医院的名字呢,那记者说会给你提的,还有这么多天呢,着什么急啊。到了医院之后,我们进行跟拍。我问接我们的人,进去之前要不要换衣服,白大褂什么的,因为病很重的人要隔离细菌什么的,他却说“没事没事,去”。

去看她的时候,我们在北京买了个玩具,但是看到新月躺在病床上,她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我刚到她床前,周围的镁光灯闪成一片,当时的感觉我就是一个作秀的人。但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第二天报纸出来:中央电视台李潘代表《半边天》栏目组去看望新月。报纸又多了一条新闻,那种状态让人特别不舒服。

这只是开始。那天我们一直在医院守着,要记录新月一天的状况,我就在医院待着。那个医院是不设防的,一个重病病人的房间谁都可以进去。一个老太婆从哈尔滨来的,抓住新月妈妈的手说,“我有一个秘方,肯定能治好你女儿的病。”一个重病快死的女孩,没有人真正关心她。刚走了一拨,又来个更大阵容的。说是央视的《星光大道》来慰问她,阿宝、小孩阿尔法和一堆人冲进来,病房站不开了。把其他人都赶出去,他们要慰问。之后开始唱歌、跳舞,而小新月都快要死了,躺在床上。过一会儿解放军叔叔来看新月,三个解放军捧着蛋糕,其中一个说自己今天过生日,要和小新月一起过。解放军刚走,马上又有某某电视台冲进去了,我当时的感觉是,我就是一个凶手,我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我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整整一天小孩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最后我们把人轰出去了,说你们就给人家两个小时安静地吃顿饭,别在耳边制造噪音了。但医院巴不得他们来,医院所有的出发点不是给孩子治好病,而是想引来更多的媒体,制造更大的轰动效应。而所有的媒体不是考虑这孩子能不能治好病,需要什么生存环境,全是为了自己,整整一天在医院上演的一场秀让人极其厌恶。对一个记者来说,呈现出来的这种素质简直令人发指。

到了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北京的几家医院想彻底地把新月的病治好,来接小新月,而当地的两家不同媒体分别找了不同的医院来,所以每天有七八拨专家杀到新月床前,分析能不能治好病,能治好就把她接到北京去。这当然是好事,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两家医院都能保证可以治好,要马上把她接到北京去。而这两家医院是分别由两家不同的媒体找来的,哪家医院去治她就意味着请来该医院的这家媒体胜利了,这就开始了疯狂的竞争,甚至大打出手。

到了要去北京的前一天,一家医院说服了新月的爸爸,悄悄地拖着新月往火车站跑,另外一家医院说新月不能坐火车,颠簸可能会影响病情。而前一家医院认为一晚上就到了,没关系。到了火车站,两家媒体开始抢人。在站台上,一家说不要走,一家说马上走,抢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还是走了。回来北京我和同事说,北京的治疗我们一概不跟踪了,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加入媒体的狂欢,我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们怎么都沦落成这样了,为了新闻、为了节目,记者都不择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