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雷米·里埃菲尔（Rémy Rieffel），巴黎第二大学法国新闻学院教授、新闻记者研究及传媒与文化关系研究专家。
翻译者刘昶，中国传媒大学欧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整理者：赵晓蕾、刘慧杰
十年前我来到中国，和中国传媒大学签署了交流合作的协议，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学习法语，到巴黎来深造。在此，我将用法语进行讲座。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有很棒的翻译——刘昶先生；二是因为我认为让诸位学习法语很重要，我将会从社会、文化和法国本身的角度让诸位了解听法语和学习法语的重要性。
今天，我的演讲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传媒与文化，第二部分为传媒与政治。另外，明天我要赶回法国，为总统大选投票。所以在第二部分，我所谈的问题包括法国传媒对这次总统选举的作用和影响。
传媒与文化
讲到传媒与文化，一个新概念很重要，即“知识分子传媒化”。和中国一样，法国也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法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法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启蒙运动时期，一些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法国乃至欧洲；之后，小说家在法国文化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安德烈·马尔罗的创作有很多与亚洲有关，其创作对法国人乃至欧洲人了解亚洲有积极的作用。
1945年“二战”结束以前的法国知识分子代表了法国的文化，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很有名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发生了变化。对法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在战后，有过一些思想家、知识分子对法国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让－保尔·萨特，西蒙·波伏瓦。但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地位越来越弱，取而代之的是大学学者。我谈到的大学学者，不是在大学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社会学者，尤其是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学者。他们深深地影响了法国的文化、社会生活。比方说，语言学者罗兰·巴特、人类学者列维·施特劳斯、社会学者布尔迪厄等。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的约25年时间中，学者们通过发表著作和在媒体发表言论的影响力而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战后，曾经有过学者对法国社会文化生活影响力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就是电视和图像的发展。1975年，法国进入电视读图时代，学者和知识分子意见的发表离不开电视图像，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也需要借助于电视图像。从那时起，有影响力的人除了作家、研究者、学者之外，还有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人。前后者的区别在于：在法国，对知识分子有明确的界定，知识分子可以是专家、艺术家、研究学者，而一旦被视作知识分子，就要求超越其专业范畴，在参与公共讨论的时候发表言论。他们拥有话语权，可以就一些公共讨论的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用自己的看法去影响别人。如对越战时反战话题、取消死刑问题的看法等。
当时，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专业的刊物如《当代》、《思想》上发表看法，同时越来越多地在报纸、广播等媒体上发表看法，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电视发展的时期。在1945~1975年间，法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分为两个派别：一个为左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社会进行批判，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对社会的影响力较大；另外一个是右派，大部分为亲美派，相对在公共讨论中影响力稍弱。左派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很有兴趣，当时在法国的公共讨论中，中国的“文革”就是一个热门话题。左派知识分子中，作家出身的人以及学者、研究者等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来到中国，他们对毛泽东无限崇拜，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对世界有积极意义，并且回国后在媒体上发表言论赞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不夸张地说，左派的作家和学者统领了法国的思想界，而以报刊为主的媒体在公共讨论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从1975年到现在，这种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的地位在十年时间里很快融解了。改变的原因有很多，有几种现象可以说明。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开始有转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对世界的现实有指导意义。知识分子们开始逐渐把眼光转向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二，知识分子们重新开始关注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右派知识分子，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看法重新引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注意。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使局面发生了变化，青年知识分子要求拥有话语权，在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求广播电视记者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第三，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人文科学中，过去起重要作用的理论，比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不再辉煌。青年知识分子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开始追求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拥有话语权。要特别指出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档周末读书节目《省略号》非常受欢迎。主持人外号叫“书先生”，他每次邀请作家、学者、艺术家做嘉宾，谈论他们的新书。作家们在节目中能够使他们的观念、思想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这也自然提升了书的销量。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分成新的两类：第一类是学者和作家，即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旨在自己的领域里著书立说；另一类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媒体化的知识分子，他们经常跨越自己的研究范畴，在媒体上对公共问题发表有争议性、个人化的意见。于是，媒体化的知识分子逐渐超过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新旧两类知识分子的演变情况和法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又有巧合：1982年，法国结束了国家垄断广播电视的局面，出现了私营电台、电视台。国家垄断结束，私营电台、电视台根据市场规律控制运营。商业化运作要求电视节目大众化、视觉化并迎合市场需要。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也慢慢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从此，法国受到市场经济影响的知识分子们与三项因素结合在一起，分别是经济、广告和媒介。
首先是经济因素。这是在法国影响力很大的因素。文化产品的系列化、工业化生产不只在法国，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有所体现。
其次是广告因素。法国的文化产品的传播受制于市场营销的规律，文化企业的传播营销策略决策者要推广知识分子的看法、见解，就必须通过广告。而知识分子也必须遵从广告的策略，否则很难被公众了解。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就是知识分子的作品进入商业排行，最熟悉的就是畅销书的排名，而畅销书的排名取决于每周出版的新闻周刊。市场和公众对书的内容关心程度降低，对其销路关心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记者开始频频采访作家，作家开始参与到节目中。有些节目已经不再是新闻节目，而是综艺、娱乐节目。许多节目愿意请作者来谈书，但是作者可以是学者、作家，也可能是一个诈骗犯——在狱中写成书。主持人也一样，可以是记者、作家、也可能是娱乐节目主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的内容，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作用被表演化、娱乐化、争论化。另外一类严肃的读书节目也存在，但是播出的时段往往都是很晚的时间。
再次是媒介因素。观察家们发现，能够传播自己观念的人就是制造自己理念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作家还在努力著书立说，但是影响却越来越有限；传统意义上学术刊物的读者群也越来越有限。相反，传媒化的知识分子大行其道，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比如，25年前，法国《新观察家》这一类发行量较大的新闻周刊，会以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作为周刊的封面，现在再也没有同样情况发生，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最佳餐馆排名、白领阶层薪金排名等消费性文化内容。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法国文化在国外的影响力减小，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对法国当代思想家、艺术家的了解越来越少。不知道在座各位能否说出当代法国思想家、艺术家的名字？
现在，大家对法国的了解不再是文学艺术作品，而是香水、时装等消费品。今天，我有机会和大家交流，还想告诉大家，尽管这些消费文化非常盛行，或者说文化生活媒体化、知识分子媒体化的现象非常严重，但是传统学者的工作依然在进行，大量的公共讨论依然在进行。比如，新闻传播领域内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我相信在座的同学对自己专业领域中法国乃至欧洲的研究、了解也在深入，尽管这些研究受到了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影响。
传媒与政治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传媒与政治的关系。
法国的政治生活在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一样，在战后也受到了传媒的影响。大家知道，法国当下处于总统大选的白热化阶段，两天之后我们会进行投票，法国公民将通过自己的选择来推举出下一届法国总统，目前有两位候选人排名靠前。
法国的总统选举五年举行一次。从1958年第五共和国诞生至今，18岁以上的公民都有权通过自己的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今年的大选对新闻传播学界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传媒在这次大选中的作用特别值得关注。要理解传媒在大选中的作用，我们要回顾一下法国公民和政界之间的关系变化。
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的各级竞选活动中，政治家们都必须参加大型的群众集会进行拉票，并要在几千人面前发表演说。除了参加集会和发表演讲之外，他们也要接受报刊、广播、电视记者的采访。因为在1982年之前，广电媒体是国有的，所以他们发表的言论也有所局限。选民在投票前如果想要了解竞选人的施政纲领或政治观点，通常要通过读报、听广播或者通过竞选海报来了解。
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国人看到了美国的竞选方式，即肯尼迪运用电视手段赢得了选举。他们认识到通过电视方式进行竞选，效果会更好。从1976年开始，法国开始模仿美国的广播电视节目如《与媒体会面》等，让选民了解政治人物。政治关系不再是竞选人和选民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而是由四个角色共存并起作用的关系。
在这四个角色当中，首先就是在政治人物周围的一批传播顾问。
最近15~20年以来，在西方主要的国家都有此现象：这些传播顾问细致地研究政治人物们的言谈举止。为的是更好地在电视画面上展现政治家的魅力，更好地吸引选民。
由此以来，政治人物的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那么注重自己的施政纲领，自己有什么样的政治承诺，而是受视觉传播效果的支配，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他们甚至认为，形象好就能当选，而不再是他们的主张或者纲领起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