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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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冯玉祥首都革命 (二)密议

政局如此,冯玉祥对曹锟的贿选和军阀混战都极感厌恶,通过马伯援给孙中山带去五条意见,提出实行民主、改革政治和团结协商等具体主张。孙中山派代表告诉他,在当前的形势下,首要任务是先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冯玉祥答应俟机而动。但他知道除非联合同志共同行动,不足以成大事。他想到了知己朋友、现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的孙岳,对曹锟贿选总统之举也深恶痛绝。于是,他就以在南苑建成“昭忠祠”,举行落成典礼为由,把孙岳请到北京。

这天,冯玉祥陪孙岳祭过烈士亡灵,往义地走来。孙岳边看边叹息说:“民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经躺下这么多战士了。”冯玉祥说:“他们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孙岳点头说:“都是忠义好汉呵!都是精魂忠骨呵!”冯玉祥感慨地说:“他们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您百年之后,人当如何评价?”孙岳说:“那不用问,像现在这样干下去,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走狗罢了。”冯玉祥说:“您统兵数千,坐镇一方,为什么甘心做人家的走狗?”孙岳哈哈大笑说:“我算什么?还有那些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做着军阀的走狗,莫可如何吗?”“您说谁?”冯玉祥明知故问。“即你冯焕章是也!”两人半开玩笑地说着,来到坟地一座草亭里坐下。冯玉祥严肃地说:“目前闹成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带的部队名义上号称一师三混成旅,实际上还不到三万支枪。如此境地,未敢莽撞。但是我们必须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账东西一股脑推翻,不然的话,如何对得起我们创造民国的先烈?”孙岳正容说:“你要是决定这么干,我一定竭尽全力相助。”他还保荐了胡景翼和他的副手岳西峰,可共同举事,这两个人也都是冯玉祥相知的人。

二人密议结束,冯玉祥叫过随员以草堂为背景,和孙岳合影一张,以资纪念。

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草堂密议”。

先是,胡在河南受张福来之愚弄而有“三角同盟”以排挤冯氏的举动。等到驱冯成功,张福来做了督军,而胡丝毫得不到张之接济,才明白当了人家的枪使。而吴佩孚蓄意排除异己,时存吞并胡部之心。胡景翼才感觉到岌岌不能自保,于是思念起冯氏从前相待之厚,追悔不已,乃时来南苑相见谈心。由是两人订交益深。

经孙岳联络,胡景翼即派岳西峰前来和冯玉祥密晤。岳西峰说:“有几句话,今天要和你好好谈谈。你是一位创造民国的人,尤其在陕西、河南的时候,你领导指挥我们为国效劳,咱们过去同过多年的生死患难,想你一定能相信我们,推心置腹。咱们今天就说革命党的话,开门见山地说,你说好不好?”冯玉祥说:“你这些话都是从心窝里掏出来的,我信得过。你来的时候,笠僧(孙岳)说什么了吗?”岳西峰说:“笠僧的意思完全听你的命令,只要你肯带着我们打倒这帮害民贼,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没有半点含糊。”冯玉祥听后说:“西峰弟,你既如此说,我们公是公,私是私,我也把话和你说透。第一,吴佩孚为所欲为,要打倒异己,对张作霖的战事,目前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如果吴佩孚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第二,我们必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如果我们成功,一定要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领袖,我们应当全心全意地拥护,否则我们就是争权夺利,不是真的革命。”最后他嘱咐说:“你告诉笠僧,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应该马上着手严整军纪,切切不可大意。

冯玉祥这边加紧补充军械,同时又秘密从河南招了一万多名新兵,编为两个补充旅,对外称只是一个营,并加紧进行训练。

北京政府从意大利买进大量的比士尼步枪、大炮和子弹,冯玉祥派总参议蒋鸿遇去见陆军总长陆锦请领,陆总长避而不见。后来经曹锟批准,可以领三千支步枪、十八门炮和几百万发子弹。哪知领了好几次都领不到,冯玉祥很着急,召集大家开会,他追问蒋鸿遇:“究竟为什么领不到东西,难道总统批准都不算数吗?”蒋鸿遇才如实说:“现在军械都归李彦青掌管,不送上钱去,是什么都领不到的。”冯玉祥问需要多少钱?蒋鸿遇说最少得十万。没有办法,只好在每月应领的经费项目下凑足十万元给李彦青送去,下午4点送到,6点就接到李彦青的电话,通知去领枪弹。第二天大总统在居仁堂召集会议,冯玉祥到的时候,别人都还未到。曹锟见了冯玉祥,笑嘻嘻地从台阶上迎了下来,说:“焕章,你这么苦,还给我送钱,我实在太过意不去。”可以想见,当时冯玉祥的痛苦心境。

冯玉祥深知光凭他们三个人的力量是不足以同直系对抗,必须联合全国所有反直势力。

其时,粤、奉、皖“反直三角同盟”已经成立,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通电反对贿选,并在杭州召集会议,并准备大张旗鼓的武力讨伐。而奉张自1922年败于直军,退出关外后,日事整军经武以求报复。张作霖曾经派郭瀛洲来见冯氏,燕谈间,冯氏向其作泛泛的表示:“苟能利国福民,而弭国内无意义的斗争,愿与海内贤豪一致进行”云云。郭之来系由以前为冯氏施洗礼之牧师刘芳作介绍人。这是张、冯二人的初次接洽,双方都存在着戒心,因而未成立具体的协议,更谈不到交换条件。冯玉祥与张作霖就倒直的政治往来始于1924年2月,冯与李德全结婚,张派亲信副官马炳南前去致贺,并与冯就此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此后奉张接济了冯玉祥一些军火,还通过段祺瑞给其150万元军饷。同时,冯玉祥还通过贾德耀与在天津的段祺瑞就倒直达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冯玉祥还从北京政府内部寻找政治和作者。他与内阁教育总长黄郛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往来较多。黄郛知识丰富,著述很多,一直为冯氏欣赏。一次黄在南苑兵营演讲后,对冯玉祥说:“你参加过辛亥滦州起义,是革命的先驱,现在国势危急,当国者懵懂不醒,非彻底改造,难期挽救,你应该继续努力,以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从此二人引为知己,共谋如何举事。

此时的吴佩孚正在洛阳加紧练兵,他继承了前辈袁世凯、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衣钵,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大肆扩充军队,排除异己,镇压工农运动,岂不知大难将至。

而现在的直系已经不是刚刚战胜奉张时的同仇敌忾,在曹锟坐上总统宝座之后四分五裂的情况更加严重。首先是曹锟的家人和身边的部属,既摄于吴大帅的威严,又不满他的专断,经常在曹锟耳边编排吴的不是;其次是直系大将王承斌,无端被吴佩孚剥夺了兵权,甚为怀恨;再有就是冯玉祥,一直桀骜不驯,不买吴佩孚的账,使吴经常有一种骨鲠在喉之感。南方的齐燮元、孙传芳,名义上是直系一派,但是各怀心腹事,不过敷衍而已。

直系最严重的问题仍旧是财政问题。吴佩孚扩军备战,大把烧钱。而直系诸人只一味各谋私利,损公肥己,在直奉开战前夕,财政已经濒临破产。对战争来说,没钱等于脑血管破裂,治得及时,能苟延残喘;治不好,就有生命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