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国民政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取得了军政、财政等各方面的统一，进而又完成对广东、广西两省的统一，革命形势大为好转，革命影响也响彻中国南部的城市和农村，当地的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蓬勃向上的工农运动，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荡清余孽，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援助，及早推翻北洋军阀的残酷腐朽统治。种种迹象表明：广州国民政府有实力、有必要进行北伐，以安天下。
作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操纵人，蒋介石正是在经过东征、南征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势力，并确立了一定的影响，他早在东征归来后就主张北伐。1926年2月24日，蒋介石在“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应早定北伐大计”的主张。这是因为他需要突出北伐的重要性，从而将自己作为军事最高负责人推上政治制高点，但同时也多少包括了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
更何况蒋介石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特长，显示自己的能耐，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当然希望及早地回归战场，也好大显身手，一展雄才。然而，当时在广东的苏联军事顾问及****领导人却认为北伐时机并不成熟，不宜贸然行动，对蒋的建议大加阻止，表示反对。总之，在蒋介石成功地撤换苏联顾问和向共产党的逼迫导致对方的一让再让之后，蒋的个人愿望在全党、全军的范围内，不再有什么顽固障碍，甚至先前反对北伐的苏联一方一反常态，对蒋介石则表现出十足的妥协，也可能是自身对时局看法和策略的改变，使得这时的在华顾问鲍罗廷对北伐拍手赞成，而另一方，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都是以苏联为样本，与其保持一致的，从来不对苏联顾问的意见有相反的看法，所以苏联方面的同意自然促使****不反对。事实上，深谙中国国情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对北伐也是早有此意。
此时的北洋军阀有三大系：奉系张作霖为首，占有东北和山东，直隶一部及京津地区，控制津浦线北段，拥有兵力35万，是实力最强的一个派别，离广东革命地也最为遥远，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小。直系孙传芳，号称“东南王”，以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军总司令自居，控制津浦线南段，有兵力20万左右。
另一派是直系吴佩孚，占据豫、鄂、湘三省及陕西、直隶一部，控制京汉全线及粤汉线北段，约有兵力20万。三派中无论是哪一派别，尽管内部充满着矛盾，但对于革命势力，他们怀有共同的惧怕心理，往往能够联合起来。例如在北方，张作霖和吴佩孚就抛弃宿怨，联合起来以“讨赤”为名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1926年4月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草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恰在此时，赴湘联络唐生智的陈铭枢、白崇禧也满载而归。这样，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在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等人的一再催请下，军事委员会于5月29日开会决定，蒋介石命第七军立即出发援湘，北伐实际上开始了。
尽管北伐的先遣部队已经派出，但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未统一。这无疑使初露端倪的北伐蒙上了一层阴影，让人感觉得有几丝压抑和堵闷。
广西北伐先遣队率先入湘援助唐生智，而广东方面仍辗转踯躅。为促成北伐早日出师，5月5日，李宗仁在南宁召开桂省军事会议，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职务。随后与苏联顾问马迈也夫、吉罗莫夫等人由南宁出发，到梧州后乘广州派来的专舰赴粤，10日下午抵达广州城。李宗仁赴广州的主要目的，是与广东革命政府要人磋商北伐问题。此外，就是向广东革命政府催发饷械给桂军。据当时报纸报道说：“桂省此次出兵湘南之前，即商准国民政府，由粤接济子弹五百万发，枪械五千支，军饷三百万。但桂省出师一星期后，尚未见粤方践约，于是由李宗仁亲行来粤。”
到广州后，李宗仁仍旗帜鲜明地坚持他的北伐主张，他曾先后会见广东革命政府要人蒋介石、谭延闿、张静江、李济深、程潜、朱培德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力主迅速出师援湘和北伐。李宗仁不厌其烦地陈述他关于北伐的“三大理由”：一是眼下吴佩孚的主要兵力正集中在华北地区，忙于与张作霖的奉军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革命政府应趁两湖空虚、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的好时机，迅速出兵讨伐，给吴以雷霆万钧的致命一击；二是两广既已统一，革命政府应乘两广统一之后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出师北伐，如不乘时北伐，两广军队难免师老兵疲，不堪再用；三是湖南唐叶战争已处于紧急关头，革命政府如不及时援唐及借援唐之名实行北伐，唐氏一败，将失去取道湖南北伐的良机。李宗仁特别强调，北伐良机稍纵即逝，革命政府应早定北伐大计，使北伐得以早日实现。当时，广西方面已率先行动，它派出的北伐先遣队已在湖南参战，这使李宗仁的主张更有分量。然而李宗仁在广州活动几天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本来，在****的努力与广东军民的推动下，北伐战略早已商讨形成，并在思想上、军事上和物质上作了一定的准备，但由于革命政府内部派系复杂，意见分歧，特别是在中山舰事件后取得了国民政府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正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迟迟未能作出明确的出师北伐的决定和行动。李宗仁抵粤时，中山舰事件过去不久，它给广州蒙上的一层厚厚阴影并未散去，党的领袖汪精卫、胡汉民均不视事，并先后秘密离穗赴港，全党人心惶惶，哪有人问津北伐。倒是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因与广西方面的特殊关系，对李宗仁来粤呼吁北伐，表现了“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
李济深也是广东国民政府的要员，他和李宗仁在统一广西及统一广东时期是患难与共的盟友，关系非同一般；他们又都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是军队中的实力派人物，他们所统率的第四、第七军在国民革命军中举足轻重。这一次，李宗仁仍住第四军军部所在地广西会馆，二李多次作“竟夕谈”，最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定大计的做法。5月25日，讨论北伐的中央政治会议再次召开，李宗仁列席会议。会议开始后，他首先在会上充分陈述了克日北伐的理由。李宗仁话毕，李济深立即起身响应，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北上赴湘援唐，第四军在广州城郊的叶挺立团可立即出发。李济深的第四军是广东部队，现在自告奋勇，愿作前驱，其他各军本来就是“客军”，实在没有反对北伐、恋栈广东的道理。何况第四军胜了，对大家当然有利，败了，也可瓜分第四军的地盘，于是，与会者纷纷表示赞成。李宗仁的北伐之议就在会上一举获得通过。政治会议还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决定推选北伐军总司令，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北伐于是进入具体计划阶段。
5月底，李济深部叶挺立团先行从广州出发开抵湖南安仁、渌田拒敌，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也自南路高州和琼崖北调，驰援入湘。
但是，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却因北伐军总司令一职尚未到手，踌躇延宕。李宗仁窥破蒋介石的心思，他与李济深私下交换意见，以推举蒋为总司令来换取蒋的出师离粤。李济深还将这一想法事先委婉地向蒋作了表示。不过，在推举北伐军总司令的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仍然出现了冷场。何应钦出面要各军军长对北伐军总司令人选表态，竟无人应声。何应钦见无反应，只好自己发表意见说：“此后各军，亟需团结，并请蒋校长统率。”他说完了，仍无人附和表示。何应钦不得已，拿出早经拟定的一份电稿，请各军长讨论发表。这时李宗仁率先表示“同意”，其余军长方才同意审查后一一署名。
这样，国民政府内某些对北伐持犹豫或反对态度的人，逐渐改变自己的立场，转而倾向北伐。据当时报纸报道说：自李宗仁到达广州及援湘桂军在湖南参加作战以来，广东方面援唐空气，也日益浓厚。又说：据某要人云，粤方恐唐反复，最初本不肯援助，经军官系要人李宗仁、陈铭枢、白崇禧、李济深等再三疏通，唐也反复向广东政府切实表示服从，并且以胞弟唐彦为质，刘文岛也以身家担保唐氏以后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并以吴叶用兵宣言系属讨赤，此时如不助唐，吴叶兵进湘南时，势必进而攻粤，蒋、谭等始为所动，并允许出兵援唐。此后，广东国民政府才逐渐有了比较明显的援唐和北伐的实际行动，如：召开军事会议，与李宗仁及湖南唐生智的全权代表刘文岛商讨援唐和北伐计划；发行公债券，筹集北伐经费；派兵赴北江剿匪，巩固北伐通道；派人查勘北江地形，在湘粤边境架设北伐所需的军用电讯路线；派叶挺立团为北伐先遣队，入湘援助唐生智，并从高州、琼崖等地抽调第四军陈铭枢第10师和张发奎第12师开赴粤北韶关附近，准备大举入湘北伐；委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发表时局宣言，首次正式向世人宣示北伐决心。
这时，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应积聚北伐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论国民政府的北伐》，认为：一、北伐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若认为北伐是推翻军阀、解放人民独一无二的希望，坐待北伐军的到来，自己不努力工作，这便是大错。目前，广东以外各省人民，确有坐待北伐军到来的幻想。二、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上，在实力上，在军队的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时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文中提醒政府要认清局势，和衷共济，战胜困难。三、必须提防和反对北伐中的“错误的观念和行动”，不可用“北伐”来取代全部革命工作，借“北伐”的名义搜刮平民、侵犯民众、剥夺人民自由、压制工农运动，等等。
“论北伐”一文发表后，如一盆冷水浇在发高烧的国民党首脑头上。顾孟余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会时，直斥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国民政府之感情，张静江则请鲍罗廷劝陈不要再有此类文章，国民党黄埔特别区党部向中央党部提出控告，并禁止黄埔同学购阅《向导》，但左派不赞成，竟至兵刃相见。最后，由主席张静江写封信函给陈独秀，方才作罢。
8月23日，蒋介石来了长沙，读了陈的文章，顿时气从窍生，即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陈“攻击”北伐，“现阅《向导》周报第161期陈独秀《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反对本党北伐，阻止国民革命。查陈独秀乃中国共产党领袖，《向导》周报为中国共产党言论机关。此种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影响重大，不敢缄默，应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答复，免致误会。”蒋之言论已到，顿时轩波骤起，街头巷尾，纷纷对其评头论足，冷嘲热讽，莫衷一是。一时之时，陈独秀的言论成为许多人议论的热点。
陈独秀的文章，全面观察，可看出是对蒋之告诫，而非反对北伐。当然，在蒋介石和陈独秀背后都有着不同利益的驱动。因此，他们行动和言论的动机和价值标准是截然不同，陈独秀的论述较多地涉及北伐前期准备活动的不充分和过于急功近利等问题。另外，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已经牢固地控制了领导权，****的权力、活动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北伐，根本无法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工农大众。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陈独秀的观点是有一定见地的。不过，1926年上半年，吴佩孚正集中力量在北方进攻国民军，无力南顾，湖南实力派唐生智又驱逐赵恒惕，倒向广州国民政府，因此，这一时机对保证北伐的军事胜利又是有利的。从这点上看，北伐也是站得住的，是有现实根据的，蒋介石最容易看到的这些对北伐有利的一面。
北伐主意既定，而面对着强大的旧军阀势力和复杂的形势，蒋介石又该采用怎样的军事战略和具体行动计划呢?如何利用派系之间的矛盾，因势利导，分化联络，分清主次，逐步解决呢?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精心考虑北伐战略问题：是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呢?还是先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攻中原为上呢?抑或是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呢?殊难决定也。
1926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由蒋介石、李济深、邓演达等人参加的委员会，制定了第一个北伐进军计划。要点有：国民革命军同时向湖南和江西进军，西路占领长沙，东路攻占南昌，然后会攻武汉；以三个军(六个师)进攻江西，四个军(八个师)攻打湖南。这个计划的主要缺点在于与吴佩孚和孙传芳两股军阀势力同时作战，在向湘、赣进军的兵力部署上几乎是平均分配力量的，而闽、粤边界方面对孙传芳的进攻威胁没有多少防范。
等到加伦于1926年5月底第二次到广州后，军事委员会根据加伦的意见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包括：首先打击吴佩孚在两湖的军队，攻占武汉，然后与国民军会合，对孙传芳采守势，为了保证右翼不受孙传芳的攻击，以一部分兵力对江西进行监视，同时固守广东根据地，留驻一部分军队护卫闽、粤边境。这个方针被蒋介石最终采纳实施。
前一个作战计划之所以要向湖南和江西同时进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革命军上层将领们争夺地盘的私心。唐生智于三月任湖南代理省长之后，为了维护他在湖南的实力地位，曾坚决反对谭延闿、程潜等率领的湘军进驻湘境，于是谭延闿力求占领江西作为补偿。而朱培德和程潜也因在湖南无法插手而主张向长江下游发展。蒋介石的野心则是企图在占领南昌后尽快地向长江下游发展，将京、沪、浙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那里的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各怀鬼胎，意见始难统一。但为了统一大业，大家最终已是都有所让步，取得一致。
同样，苏联顾问对北伐计划的总体设计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的。在北伐准备时期和初期，苏联对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盼望着蒋介石能肩负重任，率领大军，扫除残孽。但事实上，苏联的战略目的与蒋介石的个人愿望也是有很大距离的。眼前一方的姑且纵容与另一方面的韬光养晦，是绝对不会风雨同舟的，这决定着双方在利益实现的过程中迟早会分崩离析、分道扬镳的。当然，蒋是这种决裂的挑起者。事实上，蒋、苏以后的每次远离都可以从北伐路线的争论和变动上找到原因。但眼下的北伐形势是双方都承认的，它成为他们最初并肩作战的共同起点。
5月10日，蒋介石召集各军军长举行军事会议，听取唐生智的信使刘文岛叙述湖南局势和亟待援助的请求，经过商讨决定，迅速出师北伐，湘赣同时出兵，对闽实行防御。会上，蒋介石对各军做出战略部署，第四军陈铭枢师由坪石入湘赴衡阳，第七军派6个团由全州入湘西，第三军、第二军之一部入湘向北发展，第三军全部与第三、二军之一部入赣，第一军1个师及第五军在粤东防闽，第一军2个师由预备队守粤。很明显，这是一个兵分两路，分头出击，与吴佩孚、孙传芳同时作战的方案。
当时，国民革命军所辖六军加上刚入编的第七军和唐生智所部改编的第八军总兵力为15万，加上部分兵力需要用于防守，因此可用于北伐的兵力可能不足65万。但蒋介石却兵分两路，以一打二，以寡战众。这一部署当然不是一个高明的军事计划，如按此计划行军攻击的话，凶多吉少，最后在经过苏联顾问加伦以及其他人的反复研究和磋商下，确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灵活方案，集中主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首先打败对广东威胁最大的吴佩孚，然后移师东南，击溃孙传芳，最后对付张作霖。
当蒋介石提出要白崇禧出任他的前线总参谋长时，李宗仁很不情愿，他以白崇禧资历浅、年纪轻为由相辞。但蒋氏深知白崇禧干练精明，又与李、黄关系密切，有白氏为辅佐，就可指挥第七军；何况白出身保定军校，与其他军中将佐多有同学关系，便于联系、协调、指挥与统御，于是一再向李宗仁要求，并答应在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将白崇禧还给李宗仁。白崇禧当然不愿放弃这一次的破格提升。李宗仁也看到，白在蒋的司令部中参与戎机，运筹主持，对出征的桂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复权衡利害得失后，也就同意了。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案，并决定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次日由国民政府颁令任命。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留守潮梅，由副军长王柏龄代，党代表缪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副党代表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由副军长陈可钰代，党代表廖乾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副党代表李朗如；第六军军长程潜，副党代表林伯渠；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党代表刘文岛。总司令部以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留守广州，其职由总参谋次长白崇禧代，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总顾问鲍罗廷，以加伦为军事顾问。全军共10万人。
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北伐宣言》发布后，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宣告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正式誓师北伐，公告中外。是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了五万余人参加的北伐誓师大会和隆重的阅兵仪式。
北伐誓师词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伐罪，歼厥凶酋。保我平等，还我自由。实行主义，牺牲个人。有进无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同德同心。毋忘耻辱，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偷尔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司令。
唯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嗟我将士，团结精神。
彻始彻终，相爱相亲。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我不杀贼，贼岂肯休。
势不两立，义无夷犹。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民无安宁。国既沉沦，家孰与存。
民不安宁，民孰与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嗟我将士，共赋同仇。
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北伐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敦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敦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大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27日，蒋介石率总预备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1、2两个师从广州出发北上。中国近代史上震撼中外的伟大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的部队集中计划如下：以第四、第七、第八军约五万人担任湖南战场的正面进攻。第四、七军组成为右路军。第八军为左路军。第四军进抵安仁后向攸县集中。第七军向永丰(今双蜂县)集中。两军集中完毕后，协同第八军进击敌军。第八军自衡山出发，俟第四、七军集中完毕，协同歼敌。以上三军均以攻占长沙为战斗目标。第二、第三、第六军和第五军之一部，进入湘东、湘南一带，警戒江西之敌。第二军向桂阳、酃县前进，一方面监视赣南敌军，一方面掩护主力集中。第三军集中茶陵，第六军集中安仁，除监视江西方面敌人外，并策应我军正面的进攻。第五军第十六师之四十六团集中桂阳，除监视赣南敌军外，保持第二军后方的联络。第一军集中衡阳，作为各方面的策应。为了保证广东的安全，决定留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坐镇广州，统筹一切。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防守潮梅，护卫广东东部边境，以防福建之敌。另任白崇禧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随营赞佐。
以上计划下达到各军后，在粤待发之部队即按第四、第三、第二、第一、第六各军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的次序，由粤汉铁路广韶段开始运输，至8月5日均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完毕。由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序幕。
各军编制兵力和指挥官名单如下：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辖孙元良、倪弼、薛岳三个团。
第二师师长刘峙，辖陈继承、蒋鼎文、惠东升三个团。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辖涂思宗、徐庭瑶、卫立煌三个团。
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辖郑振铨、蔡熙盛、周址三个团。
第廿师师长钱大钧，辖王文翰、赵锦雯、李杲三个团及刘秉粹补充团。
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一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四师师长张辉瓒，辖谢毅伯、周卫黄、邓赫绩三个团。
第五师师长谭道源，辖罗寿颐、彭璋、朱刚伟三个团。
第六师师长戴岳，辖黄友鹄、廖新甲、刘风三个团。
教导师师长陈嘉祐，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二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七师师长王均，辖曾万钟、万人敌、彭武扬三个团。
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辖韦杵、祝膏如、李思愬三个团。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辖顾德恒、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三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第四军军长李济琛。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辖蔡廷楷、范汉杰、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辖香翰屏、余汉谋、黄震球三个团。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辖缪培南、黄琪翔、许志锐三个团。
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辖云瀛桥、陆兰培、陈章甫三个团。
独立团长叶挺。
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四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十五师师长李群。
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
独立第一团长梁林，第二团团长林驹。
第五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一个营。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
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六军合共兵力步兵九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一旅旅长夏威。
第二旅旅长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伍廷扬。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七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二师师长何键。
第三师师长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刘兴。
教导师师长周斓。
第五师师长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教导团团长周荣充。
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八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七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情形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廿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第卅四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