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苦苦追赶队伍的陈毅，从南昌起义中就走出了六大元帅、上百名将军。其中不乏黄埔师生、国民党中的中共秘密党员。被誉为“独目军神”的刘伯承和“红军之父”的朱德以前曾是对手，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从此与蒋校长一刀两断。
中共退出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正当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在中共政治局中的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到达武汉。《决定》认为：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现在它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中共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必须马上纠正这些错误。中共要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决定》布置得很具体：
在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是因为武汉政府仇视土地革命的工人运动，要求严办一切迫害工人和农民的分子，从各方面揭穿武汉政府的政策……
７月１３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反共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继续坚持同国民党和一切革命分子合作，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政治局里不乏文思横溢之才，一些段落充满激情，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革命胜利的原因，当然不在某某总司令，某某军长的善战，亦不在某某领袖的善于外交，而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
然而最近几月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民大大的失望。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并不实行那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及责任。国民党中央自己将人民的希望打消了——中国人民原本是相信国民党的中央及其许多领袖是革命的！
蒋介石走狗的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夏斗寅进窥武昌，许克祥实行政变于湖南，以及最近冯玉祥表明反对工农群众运动及共产党。工农的血流遍中原。
几千共产党员，在革命军进攻武昌南昌的时候，在攻打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的时候，在广东的田间、上海广州的街市反抗蒋介石派叛徒的时候，在湖南湖北反抗反动军官的时候——战死的战死，被残杀的被残杀，凡此一切已足证明共产党永久与工农民众共同奋斗，不顾任何巨大的牺牲——就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抛弃劳动民众的时候，亦是如此。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
正如蔡和森所说：此宣言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伟大的。当时王荷波说：“我们工人看了此宣言，虽然未扬眉，但觉吐了一口气——晦气！”
７月１３日宣言，是个界碑。从这里开始，武装斗争的思想成为党的发轫之举，也使南昌暴动成为可能。
１９２７年８月前的政治局势真是复杂极了。即使在反共阵营里，每个集团都像一个刺猬，他们想靠在一起取暖，又怕彼此的刺扎着自己。于是这种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若近若远。
冯玉祥虽然和蒋介石发表了《联合声明》，他对南京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从《联合声明》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要推翻武汉政府的立场也未得到这位摇摆不定的将领的认可。
但是，武汉和南京这两个营垒又必须联合起来，首先是因为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不仅武汉捉襟见肘，南京也叫苦不迭。封锁长江从经济上看对宁汉两阵营都是致命的。因此，实行宁汉合流，实际上取决于蒋冯唐的三角关系，而不取于各方对共产党的态度；因为在反共这一点上，所有政党多少是一致的。
７月４日蒋介石电告冯玉祥，说他的部队已经做好进攻武汉的准备，希望冯氏告诉他是否愿意共同行动。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发出第二份电报，催促冯明确表态。
冯玉祥未作反应。不仅如此，冯玉祥还与武汉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按冯玉祥的想法，南京与武汉联合只能在下述条件下进行：（一）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二）把共产党员及其志同道合者送国外学习。许多共产党人的判断是正确的，冯玉祥不相信蒋介石，因此不想去冒他的三万人军队有朝一日被蒋介石吞掉的危险；再说冯氏也不愿置于蒋的军事独裁之下。由于这个原因，冯玉祥必须在反共斗争中，在致力于宁汉联合的过程中站在武汉这一边；而在蒋介石和唐生智接近时，冯只想扮演中间人角色，真正的意图是要把蒋搞掉。但眼下冯玉祥还不想同蒋敌对起来。
再说那个城府颇深的唐生智，虽然与南京处于交战状态，但这并非出于政治信仰，而是不满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中颐指气使的地位。一旦宁汉联合，唐生智也怕失去他在两湖的地盘，因此，徐州会议期间，唐生智曾通过他在南京的常驻代表建议，解散南京和武汉政府，重新组织政府。这个建议的目的显然是要排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
武汉形成唐生智独霸天下的局面。表面上虽然是高唱宁汉合作，汪精卫到南京去组织合作政府，但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唐生智存在，想一手夺为己有。
反过来，蒋介石就成了障碍。由于蒋氏的领导作风和军事独裁，他除了得到白崇禧和何应钦的同情外，在两个营垒的军政要人那里很少有好感。所以这就导致１９２７年８月中旬蒋介石的引退。就是说蒋介石的梦尚未圆，已经被挤下了台。这已是后话。
再说汪精卫、唐生智和张发奎，都聚集在“东征讨蒋”的大旗下，却各有各的心思。唐生智想一箭三雕：支持了汪精卫，打击了张发奎，消灭了共产党。即用共产党打老蒋，打垮了老蒋，一切归唐；打不垮老蒋，两败俱伤，老唐无恙。
可是作为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不是傻瓜。
张发奎的力量最强，但没有地盘。他的第二方面军，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但他要保存实力，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跟郭沫若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去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所以，九江及南浔线，在张发奎心目中，是进退自如的理想之地。他很明白，要想将来掉头回广东，东有蒋介石，西有唐生智，这都是非打硬仗不得过的地方。只有九江及南浔线，可以不必打仗而直下广东。这就是张发奎的“中间路线”。
军事强人们就这样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响，动作一个比一个慢。
７月１４日夜间，武汉国民党召开“分共”秘密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被排斥而不得参加。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已找过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说出罗易的国际“五月指示”：“这个电报是训令中国共产党同苏俄在中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
张发奎和其他军界人士都同意了。
朱德将计就计
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对局势的微妙态度，与张发奎不相上下。他同蒋介石有矛盾，武汉政府刚刚委任他代替李烈钧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革命势力在江西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朱培德想在这中间保持中立，“不反对革命，也不离开反革命”。朱德利用这种矛盾，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率领军官教育团，一会儿支持农运打土豪，一会儿与学生队伍上街宣传革命，一会儿又与工农纠察队一道，在南昌中行车站缴了蒋介石宪兵团留守处的枪支，连该团副团长关麟征也被活捉。为此，蒋介石从南京发来急电，申斥朱培德。这下惹急了朱培德。但他又怕得罪武汉政府，加上朱德与他的袍泽之情分，一时抹不开面子。但暗地里，他一直在寻找两全之法。
朱培德手下的参谋长郑天龙，是个主意多端的人。他听朱培德说出心头之患，又听南昌市长王均说要解除朱德的职务，然后解散那个惹是生非的军官教育团，大呼不可不可。他有他的主意。朱培德洗耳恭听，听后不禁拍膝叫好。郑天龙的主意是叫朱德领兵去赣东剿匪。这是个“借刀杀人”的办法。赣东的“匪”有真有假，在朱培德眼里，那些暴动的农民也是“匪”。如果朱德率兵前去，朱培德可以借军官团之手镇压当地的农民运动。倘若朱德违令拒绝前往，便可以违抗军令为由，解除朱德的职务。于是朱培德当即下了一道手令，派人给朱德送去。他满心欢喜地对郑天龙、王均说：“让他们自己人去打自己人，我要看朱德怎么去对付那帮农会痞子。”
朱德接到手令，一看内容知道事情有变。马上派人去请党代表魏瑾钧、参谋长刘介眉（陈奇涵），教官李正一等人来商量。会议开了近两个来小时，争论的结果是：坚决不去。参谋长刘介眉说：“不去，我们不能把枪口对准农民兄弟！”
党代表魏瑾钧感到有些为难：“不去不好吧，这是违抗军令。硬顶是不行的，我看让朱团长向朱培德告个假，就说生病了，不能前去。”
也有人说：“装生病？装得了今日，还装得了明日？他要是等团长病好了呢？”
刚才争吵不休的会场顿时哑了音，大家都抬头看着朱德。
朱德已经有了主意：“去！赣东有什么去不得的？”
魏瑾钧急了：“老朱，这是个左右为难的事，你可要想好哇。”
“我想了几遍。”朱德摸着胡茬说，“剿匪这个事情，考验的是我们能不能明辨是非，能不能澄清曲直，能不能分清敌我，还要站稳立场。如果是一贯欺压人民、剥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就毫不留情予以打击。若是遇有权有势而有钱的人在咒骂他人时，则当多考虑之，多给予调查研究之。如系是阶级敌人诬陷穷人，则必予以惩罚而支援工农，支援穷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军官教育团经过长途跋涉，顺利到达赣东府地临川县。部队一进入镇中，就听得一阵阵锣鼓喧天，鞭炮四起。县衙门前也是人头攒动，一派热闹景象。
朱德抬头望去，只见为首的是个老者，一身崭新的绸缎长袍马褂，映得一蓬花白胡须格外显眼。他上前一步，拱手作揖：“欢迎欢迎，朱团长率仁义之师来此穷乡僻壤为民剿匪，定是马到成功！”
朱德和他寒暄几句。从旁人嘴里，朱德才知这个名叫郑敬中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的老爹。对于郑敬中，朱德早有耳闻。别看这个老家伙道貌岸然，其实是赣东大地有名的大土豪，不但杀人越货，横行乡里，而且还是个“人老心不老”的老色鬼，经常借故强占民女。当地老乡对他恨之入骨，但碍于他儿子在国民革命军，敢怒不敢言。现在蒋介石一叛变，他好像得到了信号，也在乡里组织起地主武装，向农民协会进行反攻倒算。
朱德不是第一次剿匪了，过去在滇军就干过，为此云南境内留有表彰他的功德碑。
他知道什么是盗，什么是匪。而现在，郑敬中已经押过来十几名“匪徒”，指挥手下人边打边骂：“你们想造反，好，让你们翻身，给我打！打，让你们翻个够！”
这都是些农协会员。不但五花大绑，而且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被绑的人个个不服，强起身子大骂：“郑老棺材，你别得意，阴间路上，我们等着你……”
郑敬中催促手下：“活埋！快，别让他们信口雌黄！”
几十个团丁如狼似虎涌上去，将绑着的人朝挖好的土坑推去。
朱德已看出蹊跷，挥手让部下上前制止。
郑敬中不解，忙过来讨教：“朱团长，你这是要……”
朱德也不正眼看他，只是说：“上面有命令，凡是抓住土匪，一概不许乱杀，全部押起来，报省府请功。”
“哦，是这样……”郑敬中不情愿，也不好发作，只得听任朱德自行其是。
朱德了解了情况，于当晚将押解来的农协会员松了绑，安慰他们：“老表哥，你们可以回家了，我们来此打的是真土匪，不是穷弟兄。”
根据农友们提供的情况，此地确实有匪——附近的云山一带有股土匪武装，为首的叫马老七，作恶多端，不可不除。朱德整理了队伍，挥马前往匪患严重的山区。
经过围歼，土匪头子马老七当场毙命。本来，朱德的部队开到赣东临川、贵溪、崇仁一带，群众也曾有过误解。此时消息传来，赣东一带的农民欢欣鼓舞。很快，被郑敬中扑灭的农会风暴又刮了起来。当愤怒的农民冲进郑家大院时，郑敬中吓得一骨碌跌下床，当即一命呜呼了。
剿匪胜利结束了。
在部队奉命调回南昌时，朱德又派了教育团党部干事黎素任临川县长，留下排长冉国平担任临川农民自卫军的大队长，副官卓廉诗担任抚州县公安局长。
朱培德的参谋长郑天龙献计不成反而丧父，气得捶胸顿足，天天在朱培德面前说朱德的坏话，执意要除掉朱德。
可是，身为江西省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的朱培德，顾虑仍多。作为地方实力派，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又不能不寻找一个政治靠山。眼下，蒋介石虽然被武汉国民政府罢免了总司令的职务，然而，蒋的势力不仅坚挺，而且还在发展，这一点是他必须考虑的关键。当然，在反蒋问题上，他一时还不能违背武汉国民政府的意志。因此，他思忖再三，力图找到一个变通的办法，使自己保留充分的回旋余地。
５月２９日，朱培德通过第三军参谋长，向共产党人转述了他的意思：目前军队中军政人员之间发生了矛盾，请政治工作人员暂时离开江西，以避免出现不利的结果。同时，朱培德还发布告示，称：这次处置政治工作人员是为了适应环境，并无其他用意；他始终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打倒蒋介石；不许有人以共产党为名来告发，或以反共产党相危害。
这就是朱培德采取的所谓“礼送”共产党员出境。
６月６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被迫离开江西。与此同时，朱培德以危害部队利益为借口，下令全省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
此时，正在临川的朱德听到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离境的消息，立即致电朱培德，提出辞去公安局长一职。
６月中旬，朱德返回南昌。此时的南昌街头，犹如一潭死水，往日那种勃勃生气的景象早已荡然无存。沿街墙壁虽经雨水冲刷，只能隐约看出上面涂写的“欢送共先生出境”、“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等字迹。
一回到教育团，朱德就得到了朱培德要解散军官教育团的消息。朱德和陈奇涵等经过商议，决定第一、第二营学员７００多人提前毕业，第三营４００余人留下继续学习。毕业的学员除一部分回原部队外，一部分被派至赣江流域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干部。
６月下旬的一天，朱德来到高升巷朱培德的公馆，他要弄清朱培德的态度。朱培德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寒暄过后，朱德问起前一段发生的事情。朱培德面露难色地告诉朱德，面对目前的局面，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不走，只有他走，否则，这支队伍是带不下去了。至于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他解释说，这是由于部下反映强烈，出于无奈才作出此决定。对于朱培德的托辞，朱德无意与他争辩，只是劝告朱培德要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