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将领性格各异：刘伯承与贺龙都是方言大师，爱摆龙门阵；而叶挺沉默寡言，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同意。叶剑英总能在关键时刻送出情报。甘棠湖上一叶小舟，决定着一个惊天计划。而一切都要等张国焘来决定……
叶挺秘密向南昌靠拢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后，即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除担任师长外，还兼任了武汉卫戍司令。虽然北伐还在继续进行，但武汉政府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威胁下，已成动摇之势。党的“五大”期间，叶挺担负保卫大会安全的任务，尽职尽力，没出什么事。“五大”过后不久，就遇上蒋介石策动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联合地方军阀杨森叛变，乘革命军出师北伐，武汉空虚之际，于５月１７日偷袭武汉。叛军打到了离武汉４０里的纸行镇，企图一举掀翻武汉政府这只风雨飘摇的船。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束手无策，胆战心惊，竟想在这危急关头烧毁武汉轮渡，弃城逃跑。叶挺闻讯，震惊不已。他分析道：敌军士气低落，他们都是被抓来的农民，不会为军阀拼死卖命，因此虽然人众却不会有大的战斗力。而我军人数虽少，却有三百多共产党人撑持，且有百战经验，士气高涨。对比之下，我军定能战胜叛军。于是，叶挺请缨，亲率大军讨伐。并传谕全线，如有临阵退缩者，执行枪毙，我全体官兵，誓为党牺牲。
叶挺个头略高，不胖，但体格很好，总是衣冠严整，透出一种军人的肃穆。
他同妻子和一个３岁的儿子住在武昌偏僻街道上的一个小房子里。
李宗仁曾不无担心地提醒张发奎：
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着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张说以他和叶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和他为难的。张说：“不会的，绝不会的。”随即举了那个“金屋藏娇”
的例子，以此说明叶挺的“念旧”。（也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在决定起义的初期，叶挺也曾希望能与张发奎合作打回广东，当这个假设无法实行的时候，叶挺毅然支持了起义。）
叶挺虽为师长，生活却十分简朴，竟至贫穷。他的另一特点是话极少，尤其是军事以外的话题；但政治上又很强，常常是一语中的。比如“中山舰事件”时，叶挺说过一句：蒋介石是第二个陈炯明，不能等闲视之；“四一二”政变时又说过：
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了……这些预言都被一一证实。
再说夏斗寅一听说是叶挺的铁军来战，吓得腿都软了，但既已叛变，死活也要顶住。叶挺认为当务之急是同敌人抢时间，争阵地。当时，因部队分散在武汉各地担任警卫工作，不能同时开拔。叶挺便命令七十二团火速挺进纸行镇。叛军闻讯集中兵力反扑，包围了纸行镇。因为众寡悬殊，七十二团处境十分困难。危急之时，叶挺率主力赶到，命令七十五团及中央独立师分头出击，又亲自到七十二团阵地，指挥部队在纸行镇正面阻击敌人。叶挺这种冒着敌人炮火、身先士卒的举动，大大激励了士兵，他们舍身奋战，连伤员也从担架上下来，冲上火线。将士用命，加之指挥得当，将敌人赶出了纸行镇，收复了汀泗桥、贺胜桥等地，武汉局势转危为安。
夏斗寅叛军虽被击溃，但没有完全消灭。叶挺指挥部队继续追击，本想一鼓作气消灭叛军，可是未获汪精卫一伙允准。他们下令叶挺停止进攻，使夏斗寅的残部仍盘踞在鄂南。不久，湖南的许克祥又发动“马日事变”，捕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真是惨不忍睹。叶挺面对叛逆们的屠杀罪行，既愤慨，又忧虑，本来不多的话就更少了。他又说了一句：汪精卫就是第三个陈炯明。
又说中了。
长沙“马日事变”，是豪绅地主阶级反动势力的抬头，是中国革命由高潮走入低潮的转折点。宁汉对立的局势，蒋介石得到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支持，腰里有钱，手里有枪，财大气粗，对武汉政府进行封锁后，弄得人心惶惶。“马日事变”使得湖南、湖北、江西各省的新旧军阀与土豪劣绅联成一气，造成普遍的白色恐怖气氛，革命的工农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而武汉政府对“马日事变”低头，就等于投降了蒋介石，从此以后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国民党左派，国共联合战线在“马日事变”以后就根本动摇了。
面对乌云压城的险恶形势，叶挺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同时进一步加强军事政治训练，想办法充实部队的革命骨干力量。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积极收容接待外地因受反革命势力迫害而跑到武汉的革命分子，把他们安排到部队里当各级骨干。例如，湖南常德的共产党员粟裕、滕久忠等人，遭反动分子搜捕，从湖南跑到了武昌。叶挺听说有人来，总是热情接待，并安排到自己统率的二十四师教导队。
不到半个月，这个教导队就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党组织对教导队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人来作报告。
为了防止反动力量的袭击包围，６月间，叶挺率领二十四师移驻贺胜桥一带。
他在抓紧部队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派出一些官兵到附近农村，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调查工作。附近农民知道这里驻着闻名遐迩的铁军，也时常跑到司令部驻地，向叶挺等反映情况，控诉地主豪绅迫害农民的罪行，请求叶挺出兵保护和支持他们的斗争。
湖南地区的一些农民也大老远地赶来，请求叶挺派兵。叶挺也很想带着队伍去打一下，并想出一些办法来保护农民利益，可是总是受到压制。他曾和苏联军事顾问捷斯连科认真商量过，认为要击败许克祥叛军并不困难，“只要一声令下，我叶挺随时可以完成此项任务”。捷斯连科亦曾就此致电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请示允许叶挺率师出兵，增援开赴长沙的农民队伍，但是始终没有接到出兵命令。
不久，叶挺带领部队移驻大冶。大冶位于黄石市西南，临近长江。司令部驻在大冶一间业已停业的日资钢铁厂。叶挺继续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同时继续派出一部分官兵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部队随时准备响应党的召唤。
７月上旬，汪精卫集团命令张发奎率部“东征讨蒋”。一方面，他们可以借此转移视线，掩盖其加紧反共的叛卖阴谋；另方面，又可能乘此调离所辖叶挺等部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可以借此调用叶挺的力量，东下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这跟蒋介石当初北伐，命叶挺充当先锋的目的一样。
所不同的是，共产党也正在酝酿一个大的谋划，这个谋划需要最大限度集合自己的力量；所以中共中央也同意让叶挺等部队参加“东征讨蒋”。７月中旬，叶挺的二十四师、第四军的二十五师及贺龙的新编二十军等部，奉命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开赴江西九江一带。
让南昌与宁汉成三足鼎立
“继续开会吧。”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坐定，看看与会成员——在武汉工作的同志除陈独秀以外，差不多都到了，他说完，便埋头整理他要做的报告。会场暂时沉默下来。
这是在武昌啸楼巷２号湖北省党委会所在地举行的最后一次活动分子大会。
时间大约是７月１８日。
啸楼巷位于武昌蛇山山麓，是一座旧式建筑，多雨闷热的天气使巷子显得更加低暗灰旧，巷口的墙壁长出了青苔，门檐的斗拱也已破损。会议室不大，哪里有空往哪里坐，烟抽得从整个窗户往外跑雾。
前景还是令人担忧的。除了７月１３日中共发表了宣言以外，还没有找到实际办法挽救被摧残的厄运。陈独秀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他觉得中国革命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然而中共毕竟是从血与火中走来，挫折早已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多数党员，尤其是党的骨干分子，不会在重压之下低头。他们鄙视汪精卫的叛卖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已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央领导的无能，也为种种努力无结果而自伤。他们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在做不计成败的最后一次拼搏，尽管这种硬干成为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的渊源。
周恩来始终没有放弃武装暴动的主张。
他的这种精神也鼓舞着不少人。
蔡和森也是暴动的鼓吹者，可惜病倒了，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他在病床上接连给中央发了七封信，建议暴动，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只有张国焘和周恩来了。
会上，张国焘做了一个政治报告，然后由周恩来讲撤退的部署。周恩来分析说，准备第一步撤退到南昌，再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为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旧军人中还算比较老实的，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还是第三军教育团团长并兼南昌公安局局长，军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一方，共产党还有些潜在力量。其次，共产党领导下有上千万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分布在江西、湖南、广东各省各县，只要有革命势力可依靠，那些广大的有战斗经验的农民，是不会向白色恐怖低头的。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对于发动组织领导湘粤赣的农民运动较为有利。再其次，江西为鱼米之乡，对南京、武汉成鼎立形势，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也比较容易与大城市的工人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人们议论着，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吗？
张国焘说：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的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弟的独立团，这支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要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树起反抗的旗帜。
张国焘调门不高，还是赞成撤往南昌，再图计议。
“我看这样吧，”周恩来总结道，“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乃至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可以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可以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会后，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了。主要是经费短缺，他要时时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要尽一切可能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党员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各地。他们的任务要一一交代，交通要一一解决。连后来站到对立面的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益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张国焘当时也不闲着。他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些革命性极强的同志视为逃亡，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只有鼓励、开导。
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有了秩序，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
于是周恩来又提出一个更加大胆的建议——“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我们不能不想到另一点，”紧张繁忙中的周恩来依然缜密精细，“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
张国焘似乎从未想到这一点，他一惊，忙问：“照你的意见……”
“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周恩来明眸一闪，“我刚才接到李立三由九江写来的信，他们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我觉得完全可行。首先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部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
“南昌这个地方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暴动能成功吗？”张国焘有些忧虑。
“是的，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我主张暴动后迅速移师广东东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熟悉一些。
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联联系。”周恩来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
时间紧迫，不能多讨论。张、周二人就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他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张国焘仍留守武汉。
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这天晚上，周恩来从啸楼巷出来，急急来到中和里军委办公机关，连夜召集军委工作进行传达。
军人们渴望打仗。他们知道中央已经有了重大决定，心情不免有些激动，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讲话：“……国共分裂了，我们党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武装暴动。今天中央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要在南昌举行暴动。为此，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
人们情不自禁地对视一下，急切地听着下文：“现在，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同志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同志担任书记。你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暴动的准备。
至于何时起义，要听中央的统一命令。”
聂荣臻在周恩来身边已多次担当这样的角色，接受这项任务变得十分自然。他想到九江是个屯兵之地，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驻扎在九江一带，在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提前把中央有关暴动的决定传达给他们，对起义的成功举足轻重。另外，九江位于长江南岸，素有“江西门户”之称，是由长江直通南昌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诚恳地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聂荣臻点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周恩来看看表，说：“会议就开到这里，你们三人做好准备就赶快出发吧，我随后就会去的，荣臻同志到九江以后要设法把这些情况告诉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同志。”
共产党人频繁上庐山
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因为“东征讨蒋”，在九江调集的部队已达六个团的兵力，共产党内许多负责人也因武汉形势险恶，纷纷来到九江。
７月２０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个碰头会，聂荣臻和叶挺一起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中央委员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等。
李立三是个急性子，虽然人精瘦，却也耐不住九江闷热的天气，不住地用手绢擦脸上的汗水，他的话也和天气一样暴躁：“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