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接过话茬：“我看立即采取几个措施：第一，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二，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第三，党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转移，包括秘书，也要迅速调用新手……”
周恩来盯着眼前的桌子，像盯着一盘难下的残棋，艰难地移动着一兵一卒：
“李强，你的电台要马上转移，但不能停止联络。陈赓，你必须做好对党的负责人的保卫和转移工作，对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也要妥善处理。钱壮飞同志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和克农要保护他，还有他的爱人张振华……”周恩来蹙眉补充了一句：“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化，必须控制顾的一家！”
康生的薄嘴唇抿成一道缝，加重语气说：“这些人一个不要留，顾顺章一回来，哪个都会跟着叛变！”
陈赓小声惊叫了一下：“糟糕，小超还在顾顺章家里呢。”
“快把她喊出来呀！”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顾顺章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顾顺章了走了一个月没有音信，她坐立不安，怕出什么事。邓颖超就根据周恩来的意思，把顾的妻子张杏华接到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自己陪她和两个孩子住下。邓颖超也奇怪周恩来怎么两天两夜没回来了。正在纳闷，聂荣臻跑得一头汗赶来了，把邓颖超拉到门口，低声告诉：“快走，顾顺章叛变了！”
邓颖超情知事情严重，不及细问，叫聂荣臻带上母亲先走，她回到屋里，不动声色，把几份秘密材料收齐，轻轻合上门，快步离开旅馆……
聂荣臻他们撬开顾顺章的家门，搜查了一遍，在箱子里发现顾顺章写给蒋介石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看来他早已有了投靠蒋介石的打算了。
４月２８日，开始了大搜捕。上海成了最凶恶的恐怖事件的舞台。巡捕密探像一股祸水，布满了大街小巷，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党中央原来的电台地址被抄了；周恩来的住处，也被搜查了。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几乎所有原先党中央机关的据点。但有一个联络点他却不知道，那是个汽车行，由刘仲华负责，（刘仲华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革”中去世）是军委机关的情报站。周恩来、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正是隐蔽在那里，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街上不时传来抓人车的啸叫声……
周恩来刚刚搬到小沙渡路，康生就火急火燎地赶来了，把一张报纸拿给周恩来看，嘴里忿忿地说：“六指被抓了！”
周恩来脑袋嗡的一声，急忙去看报。“六指”是指向忠发，他有一只手六个指头。报上果然写着：“本埠新闻：向忠发为共党首领，于昨日（６月２２日）上午９点３刻在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巡捕房。旋解卢家湾捕房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引提。”
周恩来摸出门钥匙，寻思着。这间房子有三把钥匙，除了邓颖超那把外，还有一把在向忠发手里，他有事就会自己开门进来……周恩来还是不肯相信，让康生布置人，在远处监视，看有没有人来开门。特科红队的王竹友和杨福林乔装打扮，挑了两副馄饨担子守在那里。到了半夜，果然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赶来，那人用钥匙打开房门，后面的特务一拥而入……
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搬到海宁路山西路拐角的一家烟纸店楼上去住。这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亭子间，邓颖超的母亲也挤在里面。白天谁也不敢出门，只有到了晚上偷偷出来买几张报纸，探探消息。其他人也迅速转移。李富春夫妇躲在蒲石路余庆里一所花园洋房里，聂荣臻夫妇搬到提篮桥附近。中央已经发来指示，伺机离开上海，尽快进入中央苏区。
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已发往庐山的蒋介石。
向忠发被捕，周恩来离开上海
这年的夏季，南京早早就热了起来。蒋介石带上宋美龄，乘坐军舰来到庐山，住进太乙峰别墅。一天晚饭后，蒋介石照例出来散步。不同的是身边多了好几个警卫，把蒋介石簇拥在中间。走着走着，突然从薄雾遮掩的竹林里跳出一名刺客，对着蒋介石开了几枪。蒋身边的警卫似早有准备，返身一阵猛射，刺客顿时倒在乱枪之中。侍从们跑上前来，拉起刺客追问口供，但刺客已经断气。
蒋介石朝松林撇撇嘴：“就地掩埋了，不要对外透露任何消息！”这次他不惊不慌，好似早有准备。的确，蒋介石一上庐山就发现了苗头不对。因为警卫向他报告，说在竹林附近的山沟里发现丢弃的大段火腿肉，引起怀疑。侍从们拿去一检验，发现肉上有浓重的黄铜味，还有清晰可见的铁锈斑，断定是有人用火腿夹带武器上了山，而且就隐藏在附近，于是立即加强了警卫。这个猜测不错，的确还是王亚樵指使人干的，他想在庐山除掉蒋介石。但庐山路上的警卫盘查极严，他就派人在上海买了两只金华大火腿，用刀将火腿掏空，把两支德国造的左轮手枪和子弹塞了进去，再用肉末和盐泥封好。由两个女人坐上滑竿，带上火腿，顺利通过了哨兵。两个潜伏在竹林的大学生陈成和刘刚，却忽视了一件事：他们把枪和子弹取出后，浅浅地埋在地下，把火腿顺手扔进旁边的沟里，一个小小的疏忽，泄露了天机……蒋介石猜想这事是广州方面的孙科等人指使的。但他不知道还有另一项拉拢石友三的更大策划正在进行……
两次“剿共”都以失败告终的蒋介石，准备第三次“进剿”，并由他自己亲自指挥。６月２２日，在南昌举行的军事会议上，他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动员兵力约十三万人，由东西两面向红军根据地开进。
何应钦因为指挥第二次“围剿”失败，在蒋介石面前便矮了三分，说话也不硬气，坐在那里，闷声不响。蒋介石异乎寻常地宽容：“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虽败犹荣，哀兵必胜！上次我们吃了长驱直入的亏，这回要采取外国专家意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曾文正公剿灭洪杨，也是扎死营，打硬仗，不搞什么奇谋妙计。这次你在前方一定注意这点。”
何应钦底气不足地应了声，拍了拍口袋想掏烟，忍了忍又滑下手去。蒋介石早用余光瞄住，反而鼓励他：“你抽你的，我打开窗户就是。”
何应钦笑笑没有接话，看见康泽报告进来。康泽也发现何应钦，急忙敬礼，叫着：
“老师！”康泽是黄埔三期，也学着一期的老大哥一样称呼何为老师。蒋介石对何应钦说：“敬之呀，德国顾问还讲道，别动队很重要，由康泽负责，你们要协调一致。”
何应钦不解：“别动队干些什么？”
康泽代蒋回答：“它是一个情报组织和军事警察的结合。具体内容有十大项：
秘密工作，肃清散匪与共军，逮捕军中逃亡者……”
“权力这么大？”何应钦眼睛直眨，“它甚至可以指挥师长，它算什么规格？由什么人组成？……”
康泽说：“都是军官出身。程度嘛，有大学，也有小学；连长也有，团长也有……”
何应钦眉头紧皱：“回头向各将领谈起来，恐怕大家有意见。”
蒋介石挥挥手：“不用担心这个，我去对军官们讲清楚。”
蒋介石坐上汽车来到中央军校，对康泽负责的特别训练班学员讲话。他解下黑大氅和白手套，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同学们，各位就要出发了，我对你们抱着莫大的希望，希望你们记住，我传授给你们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大道理，这是心法，任何书上都没有的。你们上前方去剿灭共产党，不要受共匪的欺骗。什么共产呀，分田呀，想一想，要是随便把别人的田分了，谁还愿勤俭过日子？那不是都成了懒鬼？我想，中国人都不赞成的。你们到了匪区，要敢冒险，要敢叫共匪把你们俘虏去。过去以后，要作宣传工作，要探听军情，要能够随机应变，有机会就打死他们的长官，然后再跑回来……”
底下的军官们窃窃私语开来：“总司令怎么一来就叫咱们当俘虏？”“两次打败仗打虚了……”“不吉利呀！”
蒋介石讲得舌干唇燥才回到校部休息。秘书送来了南京的电报。第一封是说石友三又在河北叛变，宣布反蒋的。蒋介石脸色铁青：“这是粤中叛徒出资五十万之收买，也是共匪首领混迹其军中的结果，与共匪遥相呼应，从中作祟！”
这年５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行组织国民政府，特委任石友三为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早想当华北王，听与张学良素有积怨的堂弟张学成说：张学良患重伤寒病，已死在协和医院，马上准备发兵讨张反蒋。在行动前，他请人扶乩。乩语说：“有鼠乩虎，虎病不武，鼠众先武，虎不如鼠。”石友三大喜，起兵打张。谁知张学良得病不假，可并没死，急调援军，截其后路。蒋介石下令免去石友三所兼各职，通缉拿办，命刘峙所部讨伐。石友三率残部鼠窜德州，归韩复榘收编。
另一封电报却使蒋介石眉头舒展。这是有关向忠发被擒的报告。他知道共产党对此不会罢手，只有杀了才保险，便抓过朱笔在报告旁边批了四个大字：“就地处决”。回电迅速发往上海……
电报发走不到半小时，机要又送来第二封加急电报。电报说向忠发已经招供。
蒋介石一看，坏到极点的情绪出现了转机，仿佛整个大自然得到了温暖、欢笑、希望……“共产党最高集团三个人中有两个归顺了我，这是南京政府的感召！上海的共产党算是垮了，周恩来在劫难逃，他的投降或者被擒亦不过指日可待！诸位这次进剿朱德、毛泽东，望同心协力，各个击破！”他向来客厅谈话的将领们抖动着电报，把这个消息夸大了几分讲给他们听，同时伏下身子，在电报上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着秘书火速发往上海。秘书刚走，蒋介石又想起什么，打电话给南京，派人到上海，截住第一道电报的执行。
第二天，还沉浸在“胜利”之中的将领们眼看着蒋介石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呈青，知道准是电话那头的事情不好，一个个大气不出，也不敢问。等蒋介石摔下电话，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蒋介石的嘴巴。蒋介石背着手，让气儿出匀了，才嗫嚅道：“哪里有这等怪事，我昨天发出的第二封电报竟压了２４个小时，是什么人干的勾当，难道周恩来的人钻到了我们肚皮里！”
在座的人都明白了：第二封电报到达淞沪警备司令部时，向忠发刚刚被枪毙掉！
到底是什么人干的？将领们只管用目光相碰，却不敢往深处猜。
周恩来在向忠发被捕后，曾组织人营救；执行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已叛变，便撤了回来。两天以后，周恩来从《申报》上看见一则短讯：共党首领向忠发已于昨日（６月２４日）处决。后来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透露，向忠发被捕后完全丧失了气节。行刑时竟作揖下跪求饶，根本无人理睬，照样被枪决了。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恽代英被顾顺章指认出后，被杀害时的情景。恽代英虽经酷刑百般拷讯，除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之外，无任何供词。就义时毫无惧容，引吭高歌《国际歌》。
连徐恩曾私下与人闲谈时，都摇头感叹：“共产党的可怕就在于此呵！”
周恩来仍在上海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眼看着秋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化装成一对商人夫妇模样，在三马路昼锦里附近一家不大的上海旅馆，约他的堂弟周恩见面。恩在排行里最小，自幼左耳失聪，体弱多病。周恩来一到上海就找到了他，想方设法照顾体贴他。他怕随时都会离开上海，所以冒着危险把堂弟约到这里。堂弟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转学到上海法学院，改学法律，即将毕业。
“七哥！”周恩焦急地喊着，“国民党花三十万元到处抓你，你还不赶快走呀！”在他眼里，七哥突然显得有些苍老，只是那双眼睛依然炯炯发亮。
周恩来捏着纸袋里的花生米，若无其事地往嘴里放几颗，轻轻笑起来：“你看我能值那么多钱吗？他们抓不住我，抓住了，无非是个死。”
“七哥，我跟你一起走吧。”
周恩来握住他的手，拍拍他的手背：“你的情况和我不一样，我只希望你能读好书，锻炼好身体，不一定要跟我干一样的工作。但在学校里，各种思想混杂，你切勿沾染游荡习气，懒惰、散漫的人是不会有出息的。”
周恩望着比自己大十岁的七哥，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他眼里，七哥个子虽然不算高大，倔强的性格却一望而知。只见他发亮的眼睛一瞪，牙齿一咬，马上有了主意，天大的困难也会被他粉碎。
然而这一年的冬天却显得十分漫长。天幕低垂，整个市区格外清冷。街上的抓人车不时呼啸而过，被捕和遭枪杀的消息接踵而至。他们不但要时时搬家，连白天上街也困难了。警察和黄埔的旧军官对周恩来的面相都很熟悉，偶尔上街，只好留起胡子，或者刮掉胡子，加上山羊胡，或者改变眉毛形状、步态和嗓音。经常是在凌晨４点半左右上街，早上７点回来，有幸躲过了多次追捕。
１２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他和邓颖超悄悄来到北四川路日本租界的一幢房子里，找到聂荣臻夫妇。四个人见面，格外高兴，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忙着下厨房煮饺子。
周恩来虽然是南方人，但青年时在北方住惯了，养成了既喜食南方的红烧肉、红烧狮子头的菜肴，也喜欢北方的面食，如饺子、小包子之类。
一边吃着，聂荣臻就说起新闻：“顾顺章又登报悬赏缉拿你。”
周恩来点点头，又唉叹了一声：“我也后悔当初对王根英她们的意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早些采取措施，也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谁也不是诸葛亮，这种事情太难预料了。”聂荣臻宽慰着，“好在钱壮飞和张振华已安全转移了，中央机关的大部分同志保住了。”（也是凑巧，顾顺章的妻子叫张杏华；聂荣臻的妻子叫张瑞华；钱壮飞的妻子叫张振华，生人常常搞混。）周恩来托着下巴，平缓地摇着头仍不肯原谅自己：“王根英当时跟我讲得很激烈，说他是拿莫温（工头）出身，经常在女工身上揩油，我因为他常常身先士卒，麻痹了……”陈赓的妻子王根英是纱厂女工，在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常在周恩来身边，讲过不少群众对顾顺章的反映。
“中央通知我尽快离开上海，到红区去，看来我是不得不走了。”周恩来站起来，撩起窗帘一角，望着夜上海的万家灯火，放下窗帘，抱肘沉思着，“四年了。”
“小超怎么办？”张瑞华瞅瞅邓颖超，询问起周恩来。
“博古通知她先去苏联学习，然后转到苏区。”
“杨妈妈呢？”张瑞华又问。
邓颖超说出打算：“杭州有一所尼姑庵，有妈妈一个朋友。我准备送她去那里暂避一时。”
“等我到了江西，一定设法把老人接过去。”周恩来和聂荣臻夫妇握手，准备告别。聂荣臻表情又变得严峻起来：“情报说蒋介石已经到了上海，你要走就要趁早，免得戒严出不去。”
暗杀大王上海刺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