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罢免。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我会立即赶来。”而蒋介石经过短暂的下野，又重掌权位，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诚趋势发明了一喊“领袖”就立正的党规。
苏区，毛泽东遭受打击
进入苏区的周恩来为便于化装成富豪迷惑敌人，蓄起了长胡子，到瑞金后一直留着。所以大家都尊称他“胡公”。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但是过了三天，他从红军干部嘴里便听到一句口头禅：“抓ＡＢ团哩！”
ＡＢ团其实不是红军的发明。真正的ＡＢ团是１９２７年成立于江西的一个反动组织。是蒋介石指使陈果夫非法圈定江西省党部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专门排斥左派和共产党人。Ａ代表省级组织，Ｂ代表县级组织，“四一二”政变后，ＡＢ团解散。但中央苏区盛行这个词，ＡＢ系英文Ａｎｔｉ－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反布尔什维克）一词之缩写，ＡＢ团成了“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集团”的代名词。
周恩来问一名红军团长：“ＡＢ团到底有多少人？”
红军团长抿嘴一算：“据说有六千吧。”
“你怎么能够确准他是不是ＡＢ团呢？”
“哎，前方战事这么紧，哪有时间审问清楚，有人揭发就行了，这也是不得已。”
“就这么个不得已！”
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刚坐下，长汀县委妇女部长李坚贞正好跑进来，要找省委汇报。周恩来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来啦？”
李坚贞也不知坐在面前的是谁，扬起脸铿锵有力地说：“抓反革命！”
周恩来被她那副认真的样子惹笑了，问：“抓反革命，好哇！你说说，是怎么抓的？”
李坚贞是个爽快人，感到问得莫名其妙：“不就这么抓嘛！”她看看自己的两只手。
“嗯，你怎么就知道他是反革命呢？”
单纯的李坚贞左顾右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旁边的人告诉她，这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李坚贞对自己的冒昧不好意思起来。周恩来跟她谈起自己的想法：
“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然而，肃反的雪球越滚越大，已经成为中央苏区的工作中心。周恩来对打ＡＢ团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日感不安。他已经看到由此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党内因此发生恐慌，同志间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响到领导机关。这不但不能打击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个异己分子，夺取反革命欺骗下的群众，相反的，倒使我们自己的阶级战线革命力量受到动摇和损害。这是最严重的错误。”经过他的工作，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基本上得到了制止。
可是在远处，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错误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并指责毛泽东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是小农的狭隘思想。
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指导下，从１９３２年初起，中央红军未能用主要精力作下次反“围剿”的准备，而是按中央指示发起多次进攻作战。第一个“进攻”就是赣州战役。
在打赣州问题上，周恩来有所失误。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６日，他在赴中央苏区前夕，在上海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电，提出了“首取赣州，迫吉安”的要求。很显然，靠红军当时的实力，难取赣州。周恩来于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了解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随即改变了在上海时的看法，于１９３２年１月上旬致电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赣州。但中央复电坚持原意，要求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反对打这一仗。朱德也不同意打赣州。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却坚持说，只要打下赣州城，把“中央”迁移到那里，不就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吗？周恩来倾向于执行中央指示，认为在中央指定的三个城市中，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最后表决时，赞成打的占了多数。结果，红军在一个月内连续四次爆城进攻，均未获效，且伤亡很大。蒋介石得知红军攻打赣州，立即命令陈诚派兵赴援。红军久攻不下，只得撤围。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上旬的宁都会议，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与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军事战略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将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毛泽东，在会上对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周恩来则对毛泽东作了大力维护。
周恩来也发言承认：“前方同志在会议前和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又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由他周恩来自己负战争总责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上。他在前方可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反对者们摇头。
周恩来深思后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一是由我负作战总责，泽东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他的目光巡视着会场，希望有人附和他的意见。
不料还是反对的意见居多。有人说道：“毛泽东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还是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扬了扬：“不要争论了！中央局不能全权信任我，我如何能负全责？我还是离开前方吧！”
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罢免了。在离开前线返回后方时，毛泽东拉着周恩来的手说：“如果前线需要我，我会立即赶来。”
身材修长的毛泽东刚满４０岁，他洒脱的样子，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与其他领导人相处时，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和笑话，这些格言和笑话初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细一琢磨，总有一定的含义。他退居到瑞金沙洲坝元太屋。这是一幢地主的旧神祠厅，门前有一棵百年老樟树。随着斗争的深入，与毛泽东意见一致的罗明被责令停职反省，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古柏等被撤了职。毛泽东心急如焚，时常来到那棵大樟树下，一坐就是半天，一连几天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那时与毛泽东接触后来成为共和国风云人物的，有比他小１４岁的林彪。他积极追随毛泽东，毛泽东也信任他。林彪长期指挥的红一军团也是毛泽东统率的一支武装。林彪那时就不爱与人交谈。他的保卫局长罗瑞卿却很善于交际。罗和林的经历相同，都是走的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红军这一条道路。还有曾拍桌子叫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又真心真意促请毛泽东回来的陈毅；有曾好心劝毛泽东暂时离开一下，当时也为毛泽东所不解的朱德；有爽直、严厉、能打硬仗的彭德怀，他一直积极支持毛泽东，但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立刻直言不讳。他的军团政委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杨尚昆；另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大个子萧劲光，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毛泽东的挚友。毛泽东曾开玩笑说，我那首《卜算子·重阳》就是写你的。“一年一度秋风劲”
的“劲”字，“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光”字，就是你的大名嘛！罗荣桓是毛泽东的另一位同乡、挚友。毛泽东后来说过：“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邓小平也差不多。”
不久，从蒋介石那里逃出的陈赓，遇到了走村串户的毛泽东。他不清楚宁都会议发生的事，好奇地问：“老毛，你怎么在这儿？”
毛泽东苦笑了一下：“我在帮县苏维埃催粮哩。”
毛泽东去了后方，但苏区中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认为他“斗争上是调和的”。周恩来给中央的电报也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
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又面临着险境。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重心已从湖北移到了江西。一场更加激烈的大战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庐山成为国民党中央发令台这个时期，国共两党的上层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蒋介石经历了暂短的下野，又重掌权位，当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手中无兵，也就没有实权，处处受制于蒋介石。蒋、汪联合很快又变成了实际上的蒋家独裁。一些为民主抗日奔走的国民党人士，对蒋汪的南京政府失去信心，决定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蔡元培毅然同蒋介石分手，到上海与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给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冯玉祥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与日寇进行着浴血奋战。李济深北上力劝张学良发兵打回东北老家，未果，李济深返回南方，另谋反蒋途径……
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１日，蒋介石亲自兼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重新纠集５０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６月７日上午９时，蒋介石由南京乘军舰出发，６月１８日在江西庐山召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清剿”
会议。
“从前面三次围剿的失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凭军事力量根绝共党武力，是颇为困难的。”蒋介石站在讲台上，一手叉腰，一手使劲地挥动着，“那么靠什么呢？要靠争取民心！怎样争取民心？最重要最具体的措施莫过于保甲制度！”保甲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曾使用过的一种统治工具，据蒋介石考证，在北宋就施行过。
蒋介石又讲起黄埔时期那段荣耀的历史：“北伐东征的胜利靠什么？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现在共产党里的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人都是把我们黄埔的这一法宝偷去了，又掉过头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的失败不是他们的真正强大，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最大的失策就是丢掉了七分政治。除了我刚才讲到的外，七分政治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加强地方武装，要把民团一律改成保安队，由政府发给武器，派军事教官训练！”
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出发后，蒋介石常住在庐山，庐山成了国民党中央的实际所在地。这让手中无实权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空守石头城。
蒋介石这次围攻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前后持续了九个月，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蒋介石以主力向鄂豫皖、洪湖、湘鄂西三个地区进攻，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在七里坪给蒋军以重创，蒋介石的“七分政治”也没起什么作用。但是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胜利后盲目轻敌，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在敌军重新集结大举进攻之下又惊慌失措，１０月１０日，中央分局在黄安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退出鄂豫皖，向西北转移；洪湖的红三军也被迫向湘鄂川黔转移。
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４日，蒋介石派邓士萍在南昌设立行营，随后蒋介石也抵达南昌。
南昌城里教堂的大钟刚刚敲过五下，太阳就要落山了，暮色四合，预示着白昼瞬间就要逝去。那天下午云雾沉沉，空气十分潮湿。这种情况在江西的冬季是司空见惯的。蒋介石在召开军事会议之前，特为召见了从鄂豫皖回来的曾扩情。他曾利用黄埔一期同学关系，给在红四方面军的许继慎师长写了一封“假信”，让正在大抓“ＡＢ团”的张国焘信以为真，将许无端处死了。蒋大为赞赏曾的作为：“你能够放弃平静的生活，并用自己的名声去换取敌人的一切机密，很好，很好。”同时他问起朱毛红军的情况。
曾扩情把红一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变动情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大为高兴，连连说道：“周恩来做政治鼓动可以，指挥打仗未必能行，我们已经兵临城下，全歼共军在望。”蒋介石正襟危坐，低声继续说：“你转告康泽、戴笠、贺衷寒等复兴社同志，多多打入共军内部，掌握他们的动向，并伺机策反，配合我的军事大略。”
曾扩情唯唯称诺。
蒋介石又把陈诚召来，命他为中路军总指挥，统辖抚河流域所有部队。陈诚是第一次统率这么多部队，这也是他入伍就梦寐以求的。他真想就地欢呼，然而还是屏息打了一个立正，并以他的坚毅目光去迎接蒋介石那苍鹰般审视的目光。他既感到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辞修呵，”蒋介石似乎冷静下来，“你已经看到，革命在蓬勃发展，但是革命总要有个靶子，简单地说，这个靶子就是取一个人的人头，或者是朱德，或者是周恩来，或者是张国焘……总之这个头就是共产党的灵魂、核心，只要他们一倒，共党的旗帜就倒了。如果我们也讲七分政治的话，这也就是七分政治！”
这时蒋介石容光焕发，目光炯炯，薄薄的嘴唇变得通红。其他军官的目光也集中在他身上。
“不成功便成仁，快刀斩乱麻！”陈诚表态，他第一次提高了嗓门，同时晃动着他那端正、高傲的头，“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用精锐的军事力量打败周恩来的政治手段的！”
蒋介石把陈诚送走时，还在念叨：“成败在此一举。周恩来没有指挥过大仗，但其聪明机智过人，这一点不得不防，不要再使其逃脱。”
陈诚回来后不敢大意，把制定的作战方案一改再改，多次拿去与蒋介石磋商。
周恩来与朱德第四次反“围剿”
周恩来和朱德担起了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重任。使他不安的另一件事是来到瑞金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生病。尤其是邓颖超，因为疲劳过度，肺结核复发了。
周恩来看着她咳个不停，而且咳出了血，吓坏了，流出了眼泪。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的母亲和嗣母都死于肺结核。他把邓颖超送进傅连赏的瑞金医院。傅连赏安慰周恩来；“你放心走吧，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邓颖超目送周恩来离开，躺了几个月就爬起来，去做根据地妇女的支前工作。母亲杨振德也加入了傅连赏的医疗服务队，用土方配制草药，上年纪的人都愿找她。
周恩来自己也瘦得厉害，从外表看像是５０岁的人。他的颧骨尖尖地往外突出，挺神气的胡子也垂了下来。但他腰杆挺得笔直，一派军人的气概。好在总司令朱德与他的配合很好。朱德虽然朴实得像个“伙夫班长”，但结实的身材显示着充沛的精力，他的军事指挥才能都表现在他那刚毅的脸上。他刚从前线回来，那双草鞋溅满了泥浆；在他的背上和脸上满蒙着灰尘。周恩来在他的身边坐下。他们和战士一样，都头戴五星军帽，身穿褪色灰军衣，腰围皮带，腿打绑带。
这是他们的所谓“司令部”。房子很空，墙上挂着缴来的敌人的军事地图。中间一张四方桌，一张小学生上课用的矮桌子，还有几张南方的矮凳子。旁边是个门板床，上面铺了几把稻草，周恩来有时盖条旧毛毯在这躺一躺，没有枕头，就垫上一块砖。
１月２日，他和朱德随军出发。５日、６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８日、９日，又在浒湾同敌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战，俘敌四千，缴枪四千。战斗一结束，周恩来就向苏区中央局建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抚州等北线敌军出动增援或进攻红军时，消灭运动中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