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得早，常常在操场碰到起得也早的蒋鼎文。蒋鼎文对学员要求严格，动作规范，给蒋介石留下了印象。蒋介石时常鼓励他几句：“你很勤奋，将来一定有作为。”深秋的一天，蒋鼎文在练兵场组织军事演习，蒋介石在俄国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陪同下，前来观战。加伦对蒋鼎文当场提问几个战斗要领，蒋鼎文一一对答如流。加伦摸了摸小胡子，掩饰不住兴奋，扭过脸去跟蒋介石窃窃私语：“此人可重用。”蒋介石望着蒋鼎文远去的背影，赞许地点了点头。
另一天早晨，蒋介石在操场还遇到过陈诚。原来昨晚他随邓演达访友归来，天将拂晓，仍不思睡，便开灯读《三民主义》一书，以待天明。读了一会儿感到疲倦，就到操场去练双杠，顺便将书放在沙坑边。蒋介石巡视到操场，见地上有一本《三民主义》，捡起来一看，封面上有“陈诚”二字，书里行间的精辟处，尽是密密麻麻的圈点，十分欣喜。这时陈诚已练完双杠朝蒋介石走来。
“你以前认识我吗？”蒋介石随便问道。
陈诚立正答道：“认识。我受伤住肇庆医院时，校长曾对我勉励有加。”
“你为何不来找我呢？”
“军人上下有别，校长又忙于公务，我不便打搅。”
“你是总理的忠实信徒。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好好努力吧，我会重用你的。”
到了１９２４年底，军校教导团组成后，后来的“八大金刚”已各就其位。校本部：参谋处处长钱大钧；第一科科长钱大钧兼；第二科科长陈继承；第三科科长刘峙。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营营长陈继承；教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顾祝同；炮兵营第一连连长陈诚。学生总队总队长何应钦兼代；张治中担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队副，代理总队长。蒋鼎文任学生第二队第二区队区队长。
蒋介石时时为军校人才济济而鼓舞，又常常被经费拮据而丧气。他倚重这一班人，常对着他们疾呼：“诸君既是我们的同志，为本党而来牺牲一切，各位来当干部，是要做成一个基本人才的模范。”蒋介石善于与不同的人寻找共同点，在这些关系中，他总是处于先期的有利地位。“各位不是我的保定同学，就是我的留日同学，要不，就是我的同乡同族。”他所说的保定军校，是指１９０６年清廷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中国最初的军官学校。每谈及此，蒋介石总好动感情。因为进保定学堂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时，竞争者太多，录取者甚少。另一方面，民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习俗根深蒂固。所以应考者常常被旁人耻笑而被迫打消念头。而且在蒋介石临考之前突然害了病，必须抱病勉强参加。为了入学，他要横跨半个中国，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漫步跋涉……“现在的条件比那时好得多。”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重又开口说，“我记得总理第一次对我训话时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牺牲而造成的。我现在也这样要求你们，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的英雄，我说清楚了没有？”
周恩来踏上广东热土
１９２４年９月，当２６岁的周恩来站在佛山号轮船的甲板上，凭栏远眺广州长堤码头时，脸上已没有了四年前出国时的稚气。这一方面是历时一个月的海上航行，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脸上也有一些疲倦，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些；更主要的是，虽说旅欧只有四载，这四年间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远比海上航行颠簸得多，已经将一个瞪大双眼探求世界的青年学生，塑成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
这在他那双大而亮的眼睛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虽说他的目光依然柔和，但已经有了一种威严，一种无须语言就可以发布的命令，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违抗者会变得颤颤巍巍或不大自然。这使我们想起军人，一个老练的指挥员常有这种目光。
在职业革命家的行列里，他正在走向成熟。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有一点他确信无疑：那就是他会面临更大的风浪，担负更繁杂的任务，面对各式各样的政治态度和面孔。因为再不是远在柏林五尺斗室遥想中国的“隔岸观火”，也不是巴黎西部宁静的布伦森林露天咖啡茶座上的“纸上谈兵”，一切都是面对面，眼对眼。
到码头迎接周恩来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派来的阮啸仙（秘书）和彭湃（农工委员）。阮啸仙可能在参加五四运动时见过周恩来，而彭湃则是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他们站在预先约定的地点，等待周恩来的到来。当一个穿着一身白西装和一双旧皮鞋、中等身材、目光炯炯有神的青年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几乎在同时都认出了对方就是要找的人。
彭湃接过周恩来的皮箱：“走吧，先住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在文明路贤思街。
就是挤点。”
他俩一见如故。因为不仅彭湃在广东就听说过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周恩来也知道彭湃在这一带的活动。还在旅居法国的时候，周恩来就对彭湃在海陆丰从事的农运感兴趣，曾在《赤光》撰文作了介绍。
周恩来跟着他们往外走，问：“能有个办公的地方吗？”
彭湃笑了：“还没住下就要办公啦？有，我们自己地方小一点，先在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主办的平民教育委员会找一间房子，给你临时办公用。”
“广州形势怎么样？”周恩来边走边问。
彭湃撇撇嘴，摇摇头。他告诉周恩来，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已成了革命者众望所归的根据地。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成了事实上的革命政府。孙中山还聘请了苏联顾问鲍罗廷来训练改组国民党。每天都有革命青年涌向广州，这里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国内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权利。你在街上一走，随处可见张贴的红色标语，不时会有一队群众呼着革命口号擦肩而过。但是你只要仔细观察，在热闹的表面下，正有一股股恶水在涌动。因为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实际能管辖的地区只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和粤汉铁路从广州到韶关那一段。富庶的东江流域仍然控制在背叛了孙中山的陈炯明手里。广东的西南部则控制在陈炯明旧部邓本殷手中。孙中山是依靠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才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杨、刘两部虽然挂着孙中山的招牌，其实是不折不扣的军阀队伍。他们盘踞的地盘，老百姓苦不堪言，有的甚至以为孙中山的队伍原来如此。孙中山本人更是无言以对，他曾经毫不隐讳地对杨、刘说：你们打着我的招牌，却在践踏我的家乡。
“他还没有自己的部队？”周恩来有些疑惑。
“是的，他为此事十分苦恼。过去他靠地方军阀吃尽了苦头，现在这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同军阀没什么两样。”阮啸仙告诉周恩来，“所以他力办黄埔军校，就想以此培养自己的军队，摆脱军阀的控制。”
“孙中山亲自担任黄埔军校的总理，校长是蒋介石，孙中山对其颇为信任。蒋本人也似要励精图治，治军也严，口号也左。党代表廖仲恺倒是个好人，与我们关系很融洽。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直为学员所不满，苏俄顾问有意让我们的人去担任。”
彭湃热情地介绍着，并希望周恩来将来能到黄埔军校去任职。他已经体验到，我们也迫切需要军队。周恩来初来乍到，一切将等待组织上的分配。他不知道他后来真的去了黄埔军校，并同国民党新起的将领蒋介石共事多年，乃至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较量……
周恩来随广东区委的林务农来到彭湃的住处。这个地方实在太挤，原来住着彭湃、林更生、林务农，现在来了周恩来，还多了一个罗振声，五个人住着太挤。彭湃就说：“恩来同志，你一个人在这住吧，我们再找个地方。”
周恩来有些不过意：“我来把你们挤跑了，还是一起住吧。”
彭湃是出于真心：“你地形不熟，我有办法。”果然他又在东皋大道仁兴里３号找个两间房，四个人都搬了进去。
广东虽说是全国的革命中心，可人们难以想象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其实只有二十人左右。它的负责人谭平山那时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二十来个共产党人，大多还随谭平山进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大门，原先党在广东的区委形同虚设。到了１９２３年１２月便取消了，只留了一个广州地委。但形势的发展又非常需要一个大的党的组织。周恩来回来后的１０月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委员长就由周恩来担任，同时兼任区委的宣传部部长。说是广东区委，其实工作范围不只是广东一省，而是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所以，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两广区委。
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委委员长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左右，可他却做了两件都与军事也都与大元帅孙中山有关的事情。一件是支持孙中山北上。这年１０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时，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北洋政府总统、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欢迎孙中山北上。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担心这会削弱广东革命根据地，不赞成孙中山北上；而广东区委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发展，赞成孙中山北上。后来事实证明：孙中山的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广东区委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另一件事，就是这年１１月初，已经准备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孙中山委派周恩来办铁甲车队
谒见孙中山，是周恩来一生中的一件幸事。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周恩来多次称道孙中山的伟大：中山先生是真心实意和共产党合作的。
能有一支自己的武装，或者有一支至少倾向自己的武装，是不少共产党人的梦想。周恩来和陈延年也时常说起：“我们已经有可能，也有条件营造一支自己的军队，哪怕人和枪少一点。不然我们将永远是别人的帮工。”
“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确很不方便。”陈延年也深有同感，“说起军事问题来，总未免感到底气不足。”
周恩来向陈延年描绘了一幅蓝图：先到外省征募兵员，把省内工团军、农团军中的合适者转为正规军，以黄埔学生充当军官，先建起一两个团。有了基础，再继续发展。
“一两团的武器，目前不成问题。”周恩来掂量着，“经费除了自筹一些外，完全可以向政府请领。”
“国民党方面能答应吗？”陈延年说出自己的担心。
“估计孙中山不会反对。他这一辈子几乎天天都在找军队，哪怕是军阀、土匪都不拒绝，要是我们建起革命军，他怎能不欢迎？我们建军的宗旨就是打倒军阀。”
两人越说越投机，就给还在广东的陈独秀写报告，请示组建武装。陈独秀对儿子送来的报告不屑一顾，还训斥了一顿：“不要异想天开，国共合作，国民党是主，我们是客。你们要掌握这个原则。”
气馁的陈延年回到周恩来身边时，对父亲的一套很不理解。周恩来安慰他：
“独立的搞不成，可以在孙中山的名下搞嘛。”他早就看上了停放在大元帅府里的那几辆铁甲车。虽说铁甲车本不新，加上风雨剥蚀，已经铁锈斑斑了。
由陈延年陪同，周恩来来到大元帅府。在门口等候的宋庆龄已向孙中山做了通报，将他们引至客厅。周恩来向孙中山问好后，谈了要建立一支铁甲车队的事。孙中山静静地听着，稍微把头向宋庆龄那边摆了一下，点了点头：“它的全称应该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孙中山说话时脸色愈加苍白，搭在椅把上的手也有些微微颤抖：“我这几天就要北上，筹建铁甲车队的事，经费可找廖仲恺，人员可找蒋介石解决，他们都是我党最忠诚、最有觉悟的党员。”
周恩来代表区委说道：“我们共产党人支持孙总理的北上，相信这个举动定能将革命推向北方发展，使国民革命运动扩大到全国。”
从孙中山脸上已经可以感觉到肝病对他的折磨，但他从不在外人面前流露。他勉励着在座的青年：“我这次往北方去，一定和他们（指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预料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为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而去冒这种危险，大家爱国有责，便应该做我的后盾。”
周恩来诚意地点头。
孙中山说话时，宋庆龄已在他的桌上铺开了大元帅府的信笺。孙中山便牵过毛笔写道：
着周恩来同志全权筹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事。
宋庆龄小心地盖上孙中山的大印，吹干墨迹，装在信封里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感谢地告辞。这已经是周恩来第二次接到孙中山的手令了。在旅欧期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于１９２３年就与旅欧的国民党党员王京岐开始国共合作，筹建旅欧国民党组织。同年９月，孙中山自上海颁发了一个委任状：
委任王京岐为里昂中国国民党分部筹备处筹备员，方棣棠为比国中国国民党通讯处筹备处筹备员，周恩来、尹宽为巴黎中国国民党通讯筹备处筹备员。
此状。总理印。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署。
周恩来完成任务后，曾向国民党总务部长彭素民复命：“至此，恩来所受我总理先生及党部的组织巴黎通讯处的使命已告结束。”
周恩来拿着孙中山的手令，从黄埔军校调来了特别官佐徐成章，一期毕业生赵自选、周士第三人，从其他单位选调廖乾吾、曹汝谦，共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建队后，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他们三人都是中共党员。
车队中建立中共党小组，直属广东区委领导。这是第一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是日后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铁甲车队成立不几天，彭湃就来搬兵。１９２４年下半年以来，广东各地的土豪劣绅纷纷成立武装与农会对抗，特别是广宁地区，地主武装都以高墙大院和堡垒建筑为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把农会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农民运动面临严重的威胁。好些本已立约的减租协议，又被推翻了。农军虽然斗志昂扬，却由于武器差和缺乏训练，更无力进攻地主的据点。所以彭湃才来找周恩来，希望能从黄埔军校调点兵力。
周恩来将彭湃介绍给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徐成章握着彭湃的手，笑着说：
“我们那些兵，也是才学会放枪，勉强能开着车跑。”
“这就可以了。”彭湃也笑了，“只要我们穿了军装，开着铁甲车上去，土豪们的胆子就要吓破了。”
“机关枪一定要带去。”陈延年顺便说了一句，“听说广东的军阀和土豪最怕听见机关枪的声音。”
蒋介石动之以“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