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以其雄奇险峻、风雨多变而为天下知。曾几何时，庐山成为一座充满政治迷雾的名山。１９２７年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为日后国共两党关系埋下了伏笔。
政治暗礁显露了
庐山以其雄奇险峻而为天下游人所向往；又因在其之上召开的若干次重要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山、谈判山，而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１９２７年这里又发生过什么呢？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日，首批迁都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路过南昌去武汉。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昌设宴招待各委员。他兴奋得眼里放光，脸上带笑，嘴上滔滔不绝地说着：
“观察全国的形势，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我们的敌人内部已发生破绽，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去打，只要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解决。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已可统一中国。”他决定抵南昌的各委员于１２月７日到庐山举行中央会议。
庐山为地垒式断块山，多险绝盛景，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而得名。山上秀峰碑刻如林，四季风景如画。东汉明帝时成为中国佛教中心之一，有三大名寺，五大丛林，历代诗人墨客慕名前来。云中有座山城牯岭镇。
委员们开始登山，牯岭就在山上。陡峭的山坡绵延十公里长，他们好像在云雾之中了，很难看清要爬的一层层台阶。空气湿润，四周浓雾迷漫，瀑布飞落之声可闻。两小时后，云朵已在他们脚下了。阳光灿烂，气候温暖，景色壮观。牯岭到了。
外国人在这里修建了舒适的旅馆，欧式别墅，有几个教堂、医院和学校。现在它几乎是一座空城，大多数外国人因害怕国民革命军而跑了。一些房舍和旅馆的门都被钉上，只留下几个看门的外国人。还没来得及在一个不大的旅馆里安顿下来，就有几个国民党活动家在挨门打听着什么，以后才知道，他们希望在这儿买一幢别墅。
就在这远离尘嚣，在听不到群众呼声的地方，蒋介石召开了军政会议，讨论了今后的行动纲领。蒋介石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迁都武汉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驻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蒋介石强调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武汉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优越得多。武昌水陆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长江可指挥宁沪战场。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应与中央设在一起，蒋介石为何不可将自己司令部迁樽武昌呢？所以，蒋介石的理由经不起委员们的质问，会后，１２月８日，各委员便下庐山径往武汉去了。
蒋介石在这意外的冷落中，却变得更加执拗，他决不肯放弃自己的打算。他知道武汉已被“反蒋的力量”所控制，而江西可能成为对某些军阀的钓饵，得到桂系将军们的支持，以便在敌视他的“保定帮”中制造分裂。所以，南昌是蒋介石更理想的首都。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委员一赴武汉，第二天他就给尚滞留广州的张静江和谭延这两位代主席打电报，阻止张、谭二人去武汉参加联席会议，并把他俩接到南昌，同时扣留了途经南昌准备去武汉的几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出席武汉联席会议的委员们听到消息，气愤不已，立即给予了坚决否决。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强烈谴责蒋介石另立中央、分裂国民政府的行为，要求蒋介石立即撤销南昌政府，让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去武汉报到。
蒋介石又急又恼。他的眼睛几乎要合成一条缝了，口里微微喘着粗气，一手牢牢地把住指挥刀柄，目不转睛地凝望，好似在期待什么。“不行！国民政府坚决不能迁到武汉！”他使劲捶了一下桌面，招呼侍从，“准备车船，我要亲自去武汉说服他们！”
蒋介石不肯让步，是因为他十分清楚，武汉方面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而南昌却在他的第一军的控制之下。如果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但受不到总司令部的控制，而且总司令部还要听命国民政府的节制。１月９日，他来到武汉。邓演达发动３０万人参加了国民政府的群众大会，欢迎北伐军总司令莅临。街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蒋介石演讲过后，当场就有群众站起来质问：
“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还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蒋介石一时语塞，顾左右而言他。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
蒋介石气坏了。他的脸轻易不会发红，现在两个颧骨上都红起一小块来，眼也发了亮。今天这口气可是不好咽：鲍罗廷跟我说话冷若冰霜，这倒也罢了，他还讥讽我，挖苦我。我先前对他多么信任，简直把他奉若神明，今天我才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也许是邓演达在他面前说了我什么坏话……他跑到总政治部去训话，好一顿发泄：“我知道总政治部有很多共产党员，要严防越轨行动！我看到你们办的《革命日报》，所有言论和报道都虚妄宣传，使人惊心动魄！”
１月１８日，蒋介石怀着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离开武汉回江西，中途上了庐山，张静江和陈果夫陪着他。他马上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去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坚持迁都南昌。
徐谦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感到沮丧。他一边走，一边自己嘟嚷着：“这如何是好？”
邓演达接过电报看了看，眼睛眨了几眨，又把电报还给徐谦。
徐谦说话时嗓子都在打战：“无论如何总得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协调一致的协议吧。”
邓演达望着窗外城墙上陈旧的墙壁，那上面还可以看出交战留下的痕迹。他说道：“我去一趟庐山吧，争取说服他。”
“与虎谋皮”，剑拔弩张
庐山的大雾渐显稀薄，由铅色变成银灰，由银灰变成暗蓝，慢慢地便露出一线淡淡的天色。渐渐地，那些屏障般护卫着的层峦叠嶂，先后露出了它们险峻的峰顶。
蒋介石怒气未消。他抖开了搭在膝上的羊毛毯，烦躁地唠叨开来：“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是在最后讲话，他居然公开地在宴会中间批评本党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说我们革命里面有摧毁农工的行为。
而且对于本党领袖指谪、诋毁、污蔑得无所不至！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ＣＰ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他说的并不错么，他也未必就一定指你。”邓演达想把气氛缓和一下，但蒋介石并不听，完全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他是在宴会中最后讲演。他讲完之后，我本想当场起来质问他，不料，主席徐谦宣布散会了，所以当时我没有反驳他。”
“你没有必要激发他的个性。”
“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他：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
“他说了吗？”
“他竟答不出来。我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乃至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
“你不能这样说。”邓演达反对地说，“这不是鲍罗廷的本意。他和他的顾问们毕竟和我们出生入死，即使有点过激，也不能说他是有意破坏。问题是我们现在不能置群众于不顾，包办革命。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迁都武汉的事还请老总从大局……”
在这段时间，蒋介石一直坐在那儿，非常温和有礼，非常甘心情愿地准备听邓演达讲话——可是当邓演达一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蒋介石就怒火冲天了！
蒋介石把手一挥，拒绝谈这个话题。
晚上，邓演达找在庐山的李宗仁、陈公博、陈铭枢三人闲谈。邓演达发出感慨：
“拿着１９世纪初期拿破仑第一的纪念事本末再演一次，而且必定是越做越觉得头皮发胀，外强中干，心里面一点把握也没有了。虽然能仗着个性的坚强，历史的强制力，还能够挣扎几时，但是终究要被群众降伏的。不然，就必得要做一个群众的反叛者，一直做到自己坟墓面前为止。”
另外三人当然明白邓是有所指。李宗仁便说他曾劝蒋介石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
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当然说啦！”李宗仁回答，“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分忧呢。”
邓又一笑：“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知蒋也深，听罢，都有不胜欷之感。
邓演达感到忧虑，孤独。他打电报给正在南昌管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请他到庐山来一趟。１月３１日，郭沫若上了庐山，两人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说好明天一早两人一同去南昌。邓演达已预感到某种不测，对郭沫若说：“非去南昌一趟不可，不去恐怕下不了山。”
２月１日清早，他们下山，同行的还有后来在上海出卖孙炳文的褚民谊。张静江本来要同时下山的，临上路时蒋介石把他留下了。
当邓演达一行从牛行车站渡过章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着武器，胡乱开枪。他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士兵，因为年关薪饷没有发足正在哗变。邓演达是军事家，一看这一段哗变布防正是他们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总督衙门的必由之路，为防不测，他叫郭沫若、褚民谊要小心，一直挨着街边走。走到南昌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盘问他们，他们只说是自己人，是第三军的，便把他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胡乱放枪。走近县衙门时，在昏暗中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关枪的声音了。有人高声盘问：“谁呀？”
邓演达他们答道：“自己人，第三军的。”
这样通过了县衙门。
邓演达在总司令部草率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郭沫若回到东湖政治部，邓演达到南山外苏联顾问的公馆去。９点钟左右，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跟他说：“我立刻要离开南昌，在九江上游有一条隐蔽着的小火轮，不愁没有方法回到武汉。”
要分别了。邓演达不禁从心里打了一个寒战，感到血涌心头，眼角潮湿：“你要处处小心。”他拍拍郭沫若的肩膀，沉重地说：“我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
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就问：“择生呢？”
而武汉方面，已有邓演达在南昌被扣的传说了。
鲍罗廷劝李代蒋邓演达轻装简从，潜回武汉，将蒋的举动报告了国民党中央，并和中共方面商议处置的办法。一场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运动在武汉迅速展开。
李宗仁属于中间偏蒋。他问邓演达：“你说工人罢工就叫做革命，为什么同志们不到敌人的后方去策动罢工呢？为什么偏要在我们革命军后方越轨闹事，闹得我们菜也没得吃呢？”
邓演达说：“这是革命时期的幼稚病，总归无法避免的，将来必能逐步改正。”
李宗仁不理解：“你们何不在这方面多致点力，而偏要搞打倒主帅的大题目呢？”
“目前的争斗是要促进而且保持党的统一，更是促进军事的统一，革命就是伟大的群众的要求。”
李宗仁摇摇头，又去找张发奎谈：“你们第四军里，共产党最多，高级将领如叶挺等都是着名的共产党，你如对他们不加约束，将来军队会不听你指挥的。”
张发奎说：“叶挺和我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我和他的私人关系，他绝不会和我为难的。”
“共产党还谈什么私人关系，他们只知道第三国际的命令，你别做梦了。”
“不会的，绝不会的。”
李宗仁也陷入矛盾之中。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可像叶挺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男女关系却并不随便。叶挺对他自己年轻貌美的妻子，总是“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同志”们一见，一时成为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这又是为哪般呢？
鲍罗廷也专柬来约李宗仁小叙。相见寒暄一番，鲍罗廷也着实夸奖了李宗仁的战功，嗣后，他便慢慢引入正题，说道：“李将军，北伐是你一手促成的啊！当日援湘也是你们广西首先出兵的。今日北伐一帆风顺，革命不久便可成功，你总不希望革命流产的吧！？”
“当然不希望它流产，”李宗仁说，“相反的，我正希望革命战争早日胜利，军事时期早日结束，好让和平建设早日开始！”
“那么，你看蒋介石近日作风是个什么样子呢？我看他已经完全脱离群众，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新军阀。李将军，你是革命元勋，北伐的发动者，我想你不应该跟着一个军阀走！”鲍罗廷说时面色十分严肃。
“鲍先生，蒋总司令缺点是有的，但是无论怎样，我不主张打倒他。我主张以和平的，善意的方式去帮助他，纠正他……”李宗仁便列举临阵易帅的危险，和太平军洪杨内讧覆灭的故事，说明不能反蒋。
“我看你们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再当下去，中国必然又要出现一个独裁者，革命就会前功尽弃……”鲍罗廷沉思片刻，继续说道，“你看蒋介石如果失败了，谁能继承他呢？……据我看，李将军，论党龄，论功勋，论将才，还是你最适当。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这问题。”鲍罗廷说着，诚恳地等待李宗仁的回答。
李宗仁十分不情愿：“鲍顾问，你还没有认识我！你不了解我的思想，我的愿望，乃至我的个性。我们革命军人唯一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国家可以偃武修文，息兵建设，我们也可以解甲归农。革命不成，马革裹尸就是我们唯一的归宿。既参加革命，我就未考虑到自己的前途。鲍顾问，你是亲自在场的，你看我力辞前敌总指挥，并保荐唐生智担任，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希望以唐为例，对外号召赴义，以广招徕。你看我考虑到自己的名位没有？鲍顾问，你并没有认识我的为人！”
鲍罗廷被说得一声不响。房间里只有李宗仁的声音：“再说打倒礼教，解放妇女吧，也应缓缓地进行。怎么可以军阀还没打倒，我们已进步到男女同浴的程度呢？”
“这些都是群众的幼稚病，革命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鲍罗廷已经缓过劲来，转回答为发问，“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妇女想不想生儿女？”
“生产是妇女的天职。”李宗仁直言，并不知是鲍罗廷设的“圈套”，“既是女人，就要生儿育女。”
“请问，妇女生产痛苦不痛苦呢？”
“岂但痛苦，有时还有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