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大为惊讶：“什么？你怎么是个在野之人？我不相信。”
“师父，我说的是实话，是中央做了决定，叫我出国，我在家住不多久，就要离开了。”
“是真的吗？”
“是真的。”
和尚沉默了一下，略微地皱眉思忖，便问起蒋介石的生辰。蒋锡侯代答道：
“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
和尚起身，从室内的经架上取过一本书，翻开来查看。桌上摆着一个圆木盘，上面有许多圆圈，有黑字，有红字，盘子里面有许多红纸卷子。和尚要蒋介石抽出一个小卷，然后打开，又从经架上取下一本什么东西，打开，与蒋介石抽的纸卷仔细对照，又掐指推算起来。室内十分寂静，大家默默注视和尚的动作。和尚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走到蒋介石面前，双手合十，毕恭毕敬，煞有介事地向蒋介石行了个礼，面带笑容说：“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所以交秋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必然东山再起。那时总司令的权位，要比现在高，贵不可言。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顺利，东山再起，没有问题。这是贫僧凭总司令的八字命运，推算出来的，决无虚言，因此贫僧预为祝贺。”
蒋介石一听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丝喜色迅速在他脸上掠过，但是他突然以巨大的意志克制这种冲动。他连声称谢后，对和尚说：“我因为出国手续尚未办好，还要有几天等待，我想住在这里，也好便于多领教益，如何？”
和尚当然愿意，连声说：“善哉！善哉！”
蒋介石贴近他大哥的耳边说了几句，蒋锡侯点点头出了庙门，宓熙派了两名卫士同他一起下山。这边和尚仍陪蒋介石闲谈，又陪他巡视庙堂周围。两三个小时之后，蒋锡侯带着两个卫士，挑着行李来了，另外还带来一个远房的侄子蒋某，挑了一担炊事工具等，一齐来到山上。蒋锡侯当即拿出一个纸包，交给蒋介石，蒋介石转交给和尚，并赔笑道：“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和尚笑纳，并腾出方丈室，给蒋介石住。蒋介石一住就是十一天。此间，不断有各方要人和黄埔旧部来访。这些人大多见蒋后即走，最多吃顿饭再走。一日，蒋介石面色沉郁，在屋里踱起步子，问随从：“文白为何至今未到？再打电报去催问一下。”
张治中赶到溪口后，蒋介石就带上他和警察厅长吴忠信，每天游山逛景，闲话漫谈。第二天他们坐在武岭南麓潭墩山上的文昌阁，凭栏远眺。文昌阁两边均筑有石级，盘旋通道，西首溪边有一大树，盘根错节，广可丈余，坐在树荫之下，清幽宁静，爽气迎人。蒋介石当黄埔校长以后，曾将这里重修，建了个“乐亭”，不过习惯仍称文昌阁。
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坐在石凳上，眼睛却全神贯注地盯着张治中的脸，简直要从他脸上看出他深藏心底的想法。他问道：“怎么前几日未到？”
张治中从衣兜里掏出几张纸，展开说：“我在到溪口之前，在上海准备了一个纲要，想帮助先生检讨过去的种种缺憾……”
“你说吧。”蒋介石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听着张治中说出来的每一句话，但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张治中就按照所拟的大纲，一件一件地检讨。谈到共产党问题、第七军问题、用人问题……张治中胆大得令人吃惊，他除了勇敢没有别的武器，除了坦诚没有别的助手，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做到了这一点。一旁的吴忠信直擦冷汗。
起先，蒋介石对张治中的陈词常加以解释、说明，认为他“有所不知”或“视而不见”，渐渐地，他时常催着：“你往下说，什么都不要说漏。”他已经对那些形容词、离题和稍有转弯抹角的话都不厌烦了。
“高语罕给你的公开信，依我看，主要是在向你解释，并无太大恶意……”张治中说道。
蒋介石摇摇头：“他们要以对待段祺瑞的态度对待我，打倒我，我无法原谅他！”
“邓演达绝非共产党人，他的土地革命政策只得到极少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支持，共产党没有和他全面合作，而他又是个极有才能、极有个性的人……”
“他的才能我不否认，然而他与共产党人的联合却是事实，共产党搞的暴动，在革命委员会里列有他的名字即是例证，还有陈友仁、宋庆龄……形成了一股反对我的势力。而汪精卫，哼，是诚非人类也！”
“我认为共产党里有一部分纯属书生，并无阴谋之嫌，如恽代英的作风常有事无巨细之感，我并不欣赏，然而无遮无盖又令我诚服，他的日记都摊在桌上，让找他的人一眼见底……”
“你忽略了他的煽动性。他的号召力绝非在周恩来之下！他们的舆论常置我于死地！”蒋介石站起来，背对亭栏，背着双手，眼睛来回看着他们，目光平静，闪闪发光，“文白，世界上最复杂、最危险的军事行动，往往是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在密室里想出来，并由他们来指挥的。”
蒋介石把右手放在前额，闭上眼睛，紧压了两三次太阳穴。对张治中说：“你谈得很好。时局纷扰，内部复杂，难得你一片忠言。我很快要出国养疴，你不是也要出国吗？静镇谨守吧，待我们归来再携手重整山河！”
蒋介石望着石碑上自题的《乐亭记》，口中念道：“武岭实出于剡溪九曲之口，独立于四明群山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不觉泪涌眼角……宋庆龄面对飞短流长
宋庆龄乘专车由海参崴抵达莫斯科，与她同行的有陈友仁及其一儿一女，和美国人雷娜·普罗梅。在从泰加森林到大草原的每一个小站上，他们都收到接待委员会送来的花束。
然而，他们在中国经历一场重大悲剧的时刻离开上海，抵达莫斯科时则正赶上本世纪的另一大悲剧——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斗争的高潮。
曾与孙中山签订友好协定的苏联外交家越飞得了肺结核，当他得悉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朋友托洛茨基已被开除出党、流亡国外时，他给他写了最后一封信。然后放下笔，拿起左轮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勾动了扳机。孙中山的另一位苏联朋友、黄埔军校总顾问鲍罗廷则被贬，当了一名报纸编辑……而邓演达应邀向共产国际发表讲话时，过于坦率：中国人民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支援，但是中国革命却完全是中国人民的事，要由中国人民做主，不能受共产国际的摆布……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十分不满，甚至有消息说，“契卡”要逮捕他，把他干掉。
宋庆龄和陈友仁去会见斯大林，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斯大林磕磕烟斗，竟敦促他们回中国去与蒋介石合作。宋庆龄身处逆境，经济拮据。有一天晚上，她和雷娜一同去电影院观看新闻纪录片。出行常使她紧张不安，她害怕在街上被人认出来。
外交部为她在苏联停留期间提供了一辆汽车，她总是一坐进车就把窗帘拉上。到了电影院，看见路上无人，她就一下冲进黑洞洞的电影院。纪录片终于放映了，第一辑就是宋庆龄抵达莫斯科。银幕上，当火车到站时，摄影机移向近处，画面上出现了宋庆龄娇小的形象，神情犹豫惶惑，站在车门口……看到这个镜头，宋庆龄气吁吁地小声对雷娜说，她简直不能忍受。这部影片没演多久，也许只有六七分钟，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她把一方小手帕撕成了碎片。在莫斯科，她把所有的手帕都撕成碎条，只好买新的。困扰并没使她屈服。
当她感到义不容辞需要在大庭广众面前露面时，她从不犹豫，尽管她十分痛苦，甚至事后不得不卧床多日。
然而，中国女性最难对付的流言终于把她“击倒”了。雷娜偶尔看见一张《纽约时报》，上面的一篇报道说宋庆龄即将与陈友仁结婚，克里姆林宫正在安排给他们度蜜月……
雷娜站在房间中央，两眼呆呆地看着报纸，失魂落魄；她想得走了神，虽然知道背后的门打开了，有人进来，可是直到她的红头发被轻轻吻了一下，这才从凝思中醒过来。
“孙夫人！”雷娜姑娘惊呼一声，转过身来，并且猛然往后退了一步。
宋庆龄被她的慌神弄笑了：“什么新闻使你这样吃惊，我看看。”
“这张报纸被我弄脏了，你不要看。”在这种场合雷娜本应脸色通红，这时反而变得那样苍白。她一直患有一种头晕病，宋庆龄不再强求，扶她坐下。雷娜把那张报纸悄悄烧了。
回到莫斯科，宋庆龄问到陈友仁为何不来了，连他的儿子和女儿也不见了，雷娜总是支支吾吾。一天，一个英国人捧着一束鲜花，来祝贺宋庆龄“再结良缘”
时，宋庆龄懵了，急忙追问雷娜。
雷娜无法再隐瞒，只得把报上登的“消息”说了。
“雷娜！”宋庆龄喊着向她迈出一步，“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无话不讲的朋友，可这么重要的事你竟不告诉我！”
雷娜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低下头：“我敬重夫人，怕这谣言使你伤心……”
“敬重算什么！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再婚意味着什么？”宋庆龄全身的热血都涌到脸上。她那令人痛心的目光，显示着她的自尊心、荣誉感和正义感全都给伤害了。
“我不能容忍你这样的朋友！”
雷娜浑身颤抖。这种指责比宋庆龄刚才说过的话，更叫她感到痛苦。
宋庆龄病倒了。而患了肺炎或者热带病的雷娜已接近临终。在最后的几天里，宋庆龄还是支撑着病体，像往日那样拉着雷娜的手，轻轻吻她的红头发，呢喃道：
“我最亲爱的朋友，原谅我的冲动……”宋庆龄是个重感情的人，在武汉极度动乱中，她还有心思给雷娜设计服装。现在，雷娜正是穿着那件旗袍含泪告别了人世。
葬礼在一个严寒的俄国冬日举行。中国方面的经济来源已经断绝了。宋庆龄是一个好强的人，她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穿过一条条阴暗结冰的街巷。苏联外交部提供给她的那辆汽车尾随在送葬队伍的后面。人们劝她上车，但她拒绝了。她徒步穿过整个城区。她自己也大病初愈，极其苍白的脸低垂在合抱的双臂上。她在黄昏中颤抖着，跟随她无知无觉的朋友的灵柩前行……
邓演达游说汪精卫
那时的武汉，已经处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包围封锁之中。唐生智带兵回到武汉以后，接着就镇压两湖工农运动。
这期间，邓演达曾多次与共产党人林伯渠等接触，并上街游行，领着群众高喊：
“打倒叛党叛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铲除一切党贼，惩办各地惨杀事变的凶手！”
“以革命手段，向白色恐怖复仇！”
６月下旬，邓演达曾两次登门向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策划“分共”的主角汪精卫进言。最后一次，是深夜造访。
他刚一迈进门槛，便像傻子一样停住不动了，因为映入他眼帘的，是穿着睡衣的陈璧君，正紧紧贴着丈夫汪精卫的双肩和胸部。
“你好，择生。”汪精卫大声向他问好，露出两排密实实的牙齿，“你要喝点苏俄带回的格瓦斯吗？喝吧！那桌上有……”
空空的桌上确实有一个瓶子，里面剩下四分之一的格瓦斯，旁边是一个打掉了把的瓷缸。总的来说，在这一个大单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显得有点歪斜，有点乱七八糟的样子。
“坐吧，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志！”他听到了陈璧君愉快的声音。她浓眉如画，紧绷绷的脸蛋儿上泛着红晕，女性的体态婀娜多姿。她显得血气方刚，娇嫩健美。
邓演达坐在对面的沙发，直接说明来意：“兆铭，国民革命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但我始终以为，只要你竖起脊梁，肩起重任，仍可挽回危局！”
汪精卫和陈璧君坐开一点距离，油黑的浓发朝后一拢，薄薄的嘴唇紧闭着，说话声音低沉：
“国民政府已如大厦倾，哪是兄弟可以支撑得住？共产党人也都作鸟兽散，只有依靠冯玉祥、唐生智他们了！”
“军阀靠不住，依靠他们只有死路一条！”邓演达的声音加重了，声音大起来，有些急不可耐了，“只有依靠民众才是生路！”
“民众？”陈璧君插话说，语调轻松、镇静、无忧无虑，“没有见过哪种成功是由民众完成的。”
“择生，你不要生我的气，革命是个复杂的玩意儿。真的，如果你想在武汉待下去，你到我这儿来吧，我们详细谈一谈，可以再联合唐生智、张发奎……”
邓演达脸色惨白，心口疼痛，胸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咣当地响了一声。他默默地站在那里有好几分钟，望着窗外的荧荧灯火，说道：
“国民革命到今天算是流产了，孙总理的革命任务又一次失败了。然而，人民终归要起来，解除自己的压迫、束缚。我们今天不切实履行革命的任务，明天自然会有人去努力求实现。时代的任务是不能移越的，时机的把握稍纵即逝，我们各奔前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