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柳树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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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序二

关仁山

读到王智民的长篇小说《柳树街故事》,让我走进了陕西美丽的乡村,仿佛聆听一首严峻的乡村牧歌。

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王智民作为陕西的乡土作家,感受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王智民是从生活里“滚”出来的作家。多年在基层,与农民交朋友。同时他还非常勤奋,创作出了《第一次出车》。他这第一次出车便上了道。王智民出手不凡,让人们一下子对这位精瘦的青年农民刮目相看。接下来他的新作不断问世,成了合阳故事创作队伍的头排人物。

1975年,他被聘到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群众艺术》编辑部担任农民编辑,创作上进步更快,作品接二连三地见诸报刊,名噪三秦,被评为全省的优秀故事创作员,后来又被省政府评为“先进文化工作者”,到西安接受表彰。到现在创作长篇小说的魄力,让我们欣喜而激动。其语言、结构、氛围与意蕴,都具备相当功力,他在故事和小说两路出击,各有战绩,显示了一个农民作家的蓬勃活力。

读这部小说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感染力。就作家来说,首先要培育对人民的感情。只有我们真诚对待生活,生活才馈赠我们。对不断前进的生活做到敏感,对复杂生活的认识做到敏锐,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做到敏捷。深入生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都认为你有生活的时候,继而我又问自己,你有生活吗?你有生活积累吗?写陕西乡村,王智民有生活,生活贵在体验,生活积累贵在感情积累,故事可以编织,但是感情是编织不出来的。我感觉他与农民和土地是有感情的。农村政策变化,农民生产过程,他了解了这些之后,还要了解另外的东西,农民想什么?爱什么?恨什么?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他受过什么苦?遭过什么罪?他什么时候真正高兴?什么时候苦闷?他们复杂的感情世界是什么样的?真正弄到手这些是最难的。他做到了,这得益于他无条件地,长期地深入生活,诚实地感受生活。小说中田志民唱秦腔的时候,那是多么富有质感和情趣。比如小说中描写道:埋葬了田连生的当晚,马林周就和田福全来到田社民家里,高兴地向田社民说:“‘老支委’,田福全现在出息了不少,今晌午给连生的那个悼词写得好也念得很有感情,把我都感动得流了泪。”多么富有情感力量和生活气息?

所以我说,王智民没有丢掉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看见农民身上那份质朴、那份被汗水冲洗的满足和宁静。只有不丢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能懂得农民的喜怒哀乐、理想和希望。劳动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他们永远都在土地上劳作,像是带着某种神秘的使命感,土地就像上帝一样召唤着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农民的勇敢、力量和尊严。这是农民式的高尚,我应该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我们的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才会有风骨。我们阅读《柳树街故事》就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生活中的再思考。王智民是在思索的。尽管《柳树街故事》写的是过去的故事,写婚姻法颁布,写了农业合作社等。参照历史看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看出农村变化是巨大的。现在是把乡村和城市放在一个水平线上,统筹发展。农业免税,还了农民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这是对农民的解放。农业税免了,但是农民的精神负担更要减。农民是弱势群体,不仅生活艰辛,而且精神迷茫、困惑。农民和土地给城市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牺牲,现在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是农业继三中全会“大包干”之后,又一次腾飞,又一次高潮。这个重大的战略转移,是一次革命。一个作家,特别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赶上这样大变革的时代,是非常的幸运,无疑是一个历史契机,作家,特别是农村的作家,要迎头赶上这个时代潮头。我希望王智民继续写好我们的新农村。

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严峻了,特别是小说,面临许多的挑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而是纪实的世纪。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经典”,也使经典难以产生。真正写出农民爱看的小说更是困难。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临,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创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其实,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在图像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这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和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的心态有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意义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正在进行中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诗篇,农村文化建设则是这一诗篇的灵魂。

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去伪存真。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文学有电视、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白昼是有限的,黑暗是无边的,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中去听去想。改革开放30年,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的震荡,都在思考,农民的变化更是如此。农民也有权力享受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是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料。在上层那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柳树街故事》为我们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为农民写作,为大众写作。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当然,《柳树街故事》,从更高的角度要求,还有差距,比如语言、结构和叙述等。我们祝愿王智民以后总结经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2008年11月于河北

本序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河北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