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是孔子着力推崇的人格类型。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告诫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这虽是对子夏一人的叮嘱，却体现了孔子开宗立派的宗旨和人格期许。
作为有才德的人格概念，孔子为“君子”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解》，另见《荀子·哀公》）此定义虽从言语、德性到智慧，概括了君子品格高洁而谦虚谨守、不自炫其能的特点，但言辞较艰涩而略显抽象。孔子对“君子”的认识，更为充分地体现在《论语》中，体现在孔子惯用的“君子”与“小人”的对举中。
孔子所言之“君子”和“小人”，指向多元而内涵丰富。有些指有位无位者，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有些指有德无德者，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有些则来自学识境界、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责任担当等视域，如“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通过这些对举，不仅具体描绘出君子的人格气象，也使“小人”得到入木三分的刻画。其中最为经典而耐人寻味的，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
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前者是善举，后者是义行。积德、行善、累义，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是仁人君子的风范，是人性的卓然展现。后世的一些宗教家，也多秉持类似的主张，如佛教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基督教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新约全书·罗马书》）两相比较，可谓圣人所见略同。
孔子的洞见，更在于后面的一句“小人反是”。
不成人之美，倘无破坏的手段，是冷漠。冷漠虽缺乏美感，但还算不上恶。人有满足个人利益的欲望，也有争胜求荣的心理，故在别人有好事时生出几分妒意，冷眼旁观而不施援手，也不必感到有什么奇怪。但倘若使用了阻止和破坏的手段，哪怕是暗中的小动作，就走向了堕落。眼下常被使用的“羡慕嫉妒恨”这一固定短语，虽被以调侃的语调说出，却并非仅是玩笑。先哲有言：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
不成人之美，有公开的直接破坏，也有隐蔽的间接阻滞。尼采则发现了一种更为超绝的手段：“要破坏一件事，最刁钻的办法是：故意用歪理为这事辩护”。歪理是极易识别的。用歪理去帮别人辩护，正确的事情也会被怀疑和否定，从而达到破坏的目的。
因羡慕嫉妒恨而设阻和破坏，虽非道义所能容，但还不是堕落的极致。堕落的极致便是“成人之恶”。
促成别人的坏事，就既非冷眼旁观，也不是显见的破坏，而是在别人有缺点、恶行或做出错误选择时，以“见肿谓肥”的手段助其达成，如将吝啬说成节俭，将怯懦说成谦让，将鲁莽说成勇敢，将奸佞说成聪慧。这种手法，常使一些人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予以坚持和放大，以致毁灭和沉沦。
成人之恶的另一表现，是鲁迅先生所言之“捧杀”。例如，几年前，在中国经济连续多年有了良好发展后，一些西人便大讲“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特论“中国将与美国共同主导国际事务”，让中国担负美国那样的“大国责任”。在一部分人连温饱尚不能达到一定水准的状态下，不明就里地接受这些吹捧，就有如夜郎自大般搞笑，也十分危险。
在文化和学术领域，这种情形就更为司空见惯。有些人虽在某个领域确有专长且成就不菲，但在被过度吹捧后便乱了方寸，自以为无所不能，凭一知半解便跨界经营，结果深陷被争议和嘲讽的泥潭。还有一些学者和文人，在被冠以“大师”之类的名号后，虽尚未达到相应的份儿上，也难以自持，以打肿脸充胖子与见肿谓肥相配合。这使我想到著名学者汤一介和季羡林先生。两位先生获得许多美誉，有些称誉也是实至名归，但他们均坚持拒绝。这既体现出有真学问者谦虚的美德，也是大学问家所具有的理性使然。孔子有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但假如被冠以的名号与实际有距离，自己又欣然接受，就难免引发争议，从而失去人们应有的敬重。
成人之恶与不成人之美，最大的区别是伪善，使受害者在放大自己缺点或沉醉其中时，还心存感激。《笑林广记》中有这样一则笑话：
一士死见冥王，自称饱学，博古通今。王偶撒一屁，士即进词云：“伏维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声，仿佛乎麝兰之气。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味。”王喜，命赐宴，准与阳寿一纪。
放屁本不雅之事，但经此秀才的一番恭维，使阎王大喜，不仅赐予酒宴，还增寿十二年，发还阳间，秀才的收获大矣。但倘若那阎王将秀才的屁颂当真，将不经意的失态固化为才艺表演，岂不坏哉！若有人再将此表演发到网上，岂不更坏哉！
秀才给阎王作屁颂，是讨巧。对于讨巧的小人，孔子给其取了一个名字，叫作“乡原”，认为“乡原，德之贼也。”（《阳货》）孔子亦曾这样断言：“巧言令色，鲜矣仁。”（《阳货》）孔子判定曲意迎人者缺少仁德，主要原因在于，这种行为在换取私利的同时，有成人之恶的不良后果。现在有些人，不仅在官场上曲意逢迎，而且在理论、文化和娱乐圈中热炒恶捧，为哗众取宠和打肿脸充胖子者推波助澜。如果排除商业动机，大概可归类于“成人之恶”一族，不知有多少人，会如“×姐”或“×女”那样，在他们的窃笑中走火入魔。
小人不成人之美而成人之恶，除一般的私欲作祟外，通常还伴有更大的图谋：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
“鄙夫”是孔子对“小人”的别称，在这里指鄙陋的官员。孔子之所以认为不能与鄙夫同朝为官，原因在于他们的患得患失。一个什么都想得到而不能有所舍弃的人，就会无所不用其极了。因此，孔子曾经验老到地告诫人们要“远佞人”，即远离奸佞的小人，原因是“佞人殆”即小人危险。
对官场中的君子和小人，孔子还有一段精彩的对举：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
文中的“说”同“悦”。在孔子看来，具有君子品格的领导人服侍容易而取悦难。不以正道取悦他，他是不会高兴的；但在用人时却会人尽其才。具有小人品格的领导人服侍难而取悦容易。用不正当的方式取悦他，他也会高兴；但在用人时却求全责备。所谓“悦之不以道”，就应包括见肿谓肥、捧杀和给阎王作屁颂之类，亦即孔子十分厌恶的“巧言令色足恭”（《公冶长》）。孔子将是否吃这一套视为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是久经官场后的洞见。我们还会看到，这两种不同品格的领导者，会培养和会聚两种不同品格的下属：成人之美的直士和成人之恶的佞者。在封建时代，佞者会聚于朝，是为奸党。奸党当道，便国无宁日。
无德的小人心狭性鄙，患得患失，故虽大多有一点聪明，能在日常应对中做得比较圆融，却难当重任，也经不起考验。孔子对此也有明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
君子不能用小事情考量他，却可以接受重大任务；小人不能接受重大任务，却可以用小事情去考量他。这里所说的“小”与“大”，既指责任，也包括困难。例如孔子周游列国至陈国时，断绝了粮食，随从者都病倒了，子路很不高兴地质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曰：“君子困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君子虽然也有穷困的时候，但仍然坚持人格操守；如果换了小人，就胡作非为了。一个“滥”字，是对小人最准确的刻画。
君子能经受住艰难困苦的考验，孔子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曾子亦这样言道：“可以讬（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六尺之孤”指未成年人。曾子把可托孤寄命、遇到重大变故也不放弃操守者称为君子，是对君子“可大受”的最佳诠释。用康有为的话说，曾子“此章最有力，真孔子之学也”。这会使我们想到周公之于成王，诸葛亮之于阿斗。而小人则不会有这样的担当和操守。譬如金庸笔下的“星宿派”弟子，他们入门后，未学本领先学谄谀师父之术，动辄齐呼“星宿老仙，古今无比”。而一旦师父落败，则作鸟兽散，转而谄谀他人。
纵观孔子对小人的描述，除境界不高外，还有狡谲的一面，故虽令人讨厌，却一般不敢得罪和招惹。以孔子那样包容性很强的人，也曾郁闷地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阳货》）将女子与小人画上等号，固然是孔夫子的一大失误；但近之不得又远之不得，则准确表达了对小人的无奈。因此，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民间话语；戴尔·卡耐基在其《人性的弱点》中，亦专门列入这样一节：莫与小人较劲。国人还有一创造，就是在大年初五包饺子“剁小人”。平时不敢与小人发生正面冲突，借用巫师的手段把菜板剁得叮当乱响，也算是一种心理调适。
小人剁不走，也躲不掉。要减少小人和小人之患，还是要靠人格建设的引导，用正直和勇气予以抵制。如果我们的周遭大量存在小人得志的怪象，对成就君子人格就是一种打压。孔子认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孔子还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颜渊》）这就既说明了弃置小人在得民心方面的意义，也说明了弃置小人对改造小人的作用。
尽管理论与实际往往存在差距，但我们还是要相信正义的力量。孔子总结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人的生存在于正直，不正直的人虽然也可以生存，但那只是侥幸地免于祸害。这一判断，充分肯定了多数人对正义的维护，以及由此而生的力量。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小人大概要数和珅。和珅虽聪明能干，权倾朝野，但因“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在嘉庆四年被“恩赐令自尽”。很滑稽的是，在御批的和珅二十大罪状中，第一条竟是乾隆册封嘉庆为太子尚未宣布谕旨前，和珅先行向嘉庆“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这对靠献谄获利的小人来说，是最难堪的一幕。
孔子力挺君子人格，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即前引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小人之所以经常局促忧愁，既来自患得患失计算上的苦恼，也有成人之恶良心上的谴责。孔子比喻说：“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阳货》）脸色严厉而内心怯懦，是虚张声势，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装”。“装”不仅很累，而且会像钻墙洞的小偷一样，内心忐忑。在如此状态下生存，怎么会有坦荡快乐的心情？
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识见，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是人生哲学的富矿。“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就不仅是道德要求，也是做人的准则，是获得良好人生境况应始终遵循的信条。孔子也以一句“小人反是”和对小人的各种剖判告诉人们，小人不仅丑恶，而且愚蠢。所以，在许多人感叹道德意识滑坡、人格境界模糊的今天，重温孔子的教诲，无论对君子还是小人说来，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