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6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署名“君然”的文章：《为何一写作文就失真》。作者说目前学生作文中假话太多，编造太多，“安全的模仿”太多。应该说，作者所说的问题的确是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中小学作文中。
是的，我们的学生已经很聪明很自觉地知道如何写出“有意义”的作文了——写《我最敬佩的一个人》，他们往往会习惯性地写老师，虽然老师很普通，但他会写得“催人泪下”；写《在升旗仪式上》，尽管天空实际上阴云密布，但学生依然会写“朝霞满天，红日初升”，然后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今天幸福生活的赞美，最后想到的是自己的“神圣使命”；写景，只能是借景抒情；写物，只能是托物咏志；写事，只能写有“意义”的事；写人，只能写“心灵美”的人……
不能说这些作文中的思想不“崇高”，但这“崇高的假话”更多时候是孩子的老师和家长希望孩子有的思想，所以孩子不过是不自觉地在表达着大人希望他表达的思想；甚至作文写法也不是孩子的，而是孩子按照老师给的“葫芦”画出的“瓢”。思想是“崇高”了，但童真却没有了！
令人痛心的是，孩子在写出这些“崇高的假话”时，丝毫没有说假话的愧疚，恰恰相反，他们觉得作文就应该这样写，而且写的时候，他们可能真还觉得自己很“崇高”呢！当我们在津津乐道培养了多少擅长写“撒谎作文”的“写作尖子”时，孩子的童心已经锈迹斑斑了！
“撒谎作文”的根源何在呢？《为何一写作文就失真》的作者君然这样分析道：“今天的孩子们，课堂之外的时间几乎都被各种作业、补习班、课外班占用，哪还有机会去体验比学业本身丰富得多的生活？……因此，学生作文失真的问题，实际上是学生远离生活、失去生活的问题。今天的语文教育需要更宽阔的胸怀和视野，还孩子以生活本身，方能培育出真正的情怀。”
哦，原来“撒谎作文”的源头是“应试教育”啊！
真是这样的吗？作者依据的例子是上海的一次题为“我家的传家宝”的小学生征文比赛，说在那次征文中，许多孩子写的都是“外婆留了一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进而上升到“传统美德”上。我想，写每天都置身其中的“我家”，小作者们是不需要接触社会、接触大自然的，这和“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的“空间”“视野”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应试教育”是很可恶，但“撒谎作文”用不着找“应试教育”垫背，做替罪羊，在这里，“应试教育”真的很冤枉。
二
那“撒谎作文”究竟缘何产生？有人又说，是虚假的语文教育特别是作文教学所致。这话貌似也有些道理。
多年前，我朋友给我讲过这么一件事：她读小学的儿子一次写记叙文时，写了自己回家路上被街上小流氓打劫的经过，由于是亲身经历，文章写得很生动，可以说是绘声绘色。但是，作文交上去后，老师在上面批了五个大字：“不真实！重写！”于是，这位小学生只好编造——编他的自行车坏了之后，宿舍大院修自行车的大爷如何热情地帮他修车……第二次作文交上去后，他居然被老师表扬了一番！“写真人真事，说不真实；胡编乱造，却得表扬。这就是现在的作文教学！”我的朋友向我谈及此事时如此感慨。
看，“撒谎作文”就是这样炼成的。但，且慢把板子打在语文老师身上。老师何尝不知道不应该教学生说假话，但他得“为孩子着想”啊！这样的作文固然没有真情实感，但在考场上“保险”，能得高分，而考分常常能够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撒谎作文”是“应试教育”的必然产物，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
然而，我依然认为，还绝不只是为了应试，老师才不得不教学生写“撒谎作文”。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一个国家被假话和套话充斥，人们失去了说真话的权利，进而也就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甚至到最后，连说真话的意识都没有了！这反映在教育上，便是阅读教学中的“思想一律”和作文训练中的“假话盛行”！所以，老师为孩子的安全着想，告诫孩子不要在作文中“乱说话”，教学生写“保险作文”，这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
我想到了我十分敬仰的叶圣陶先生。早在1924年，先生就在《作文论》一书中鲜明地提出，作文应该写“诚实的自己的话”。他反复地呼吁：“我们作文，要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到了1978年，针对“四人帮”造成的恶劣文风，叶老作了《端正文风》的讲话，仍然疾呼：“不说套话，不用老调！”他举例分析道：“我们现在的报道里，往往有一个先进工作站或科学家讲自己的工作经验，末了，就来这么一段：‘我虽然做了一些成绩，但是距离党的要求很远，我要在什么什么之下，在什么什么之下，再努力奋斗。’这叫结尾，好像是必须的。我看，这也是套话。自然，这也要分析。如果一个先进工作者或者科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经验讲一通，好像自己了不起，非常自满了，当然不好。要说自己虽然做出一些成绩，自己并不满意，对党、对国家来说也做得很不够，这当然好。假如把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还有什么缺点，以及准备怎样改正缺点也写一写，这就会更好些。”
我想到了我同样十分敬仰的苏霍姆林斯基。读他的书，我常常为他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而感到震撼。他对一切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教育深恶痛绝。他说：“在学校里，不许讲空话，不许搞空洞的思想！要珍惜每一句话！当儿童还不能理解某些词句的含义时，就不要让这些词句从他们的嘴里说出来！请不要把那些崇高的、神圣的语言变成不值钱的破铜币！”
谁也无法否认曾参加过伟大的卫国战争并身负重伤的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但恰恰是他，这样尖锐地抨击某些形式主义的“理想教育”：“儿童、少年、青年口头上会说他怎样热爱祖国，甘愿为祖国而牺牲，但是这些话本身并不能作为学生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程度的真正标准；教育的明智在于：不要让我们的学生毫无热情地、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些话来。因此，我们坚决禁止组织这样的竞赛：看谁关于热爱祖国的演讲或作文讲得最漂亮。教学生高谈阔论爱祖国，取代了教学生爱祖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遗憾的是，类似“不可思议的事”至今还在我们身边随时“庄严”地发生着。
四
但是，“撒谎”的源头仅仅在教师吗？“撒谎作文”的源头仅仅在教育吗？教育是有问题，但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撒谎是可耻的，但是以传播真、善、美为使命的老师为什么会心安理得地教学生撒谎呢？因为老师有一个心理支撑：我是为学生好！说真话倒霉，说假话才安全。
的确如此。恕我直言，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和时代，就是一个鼓励人说假话的环境、社会和时代。且不说几十年前，说真话的人如何惨遭迫害，而撒谎造假的官员是如何步步高升，就是现在，那么多的工作报告、年终总结、学习体会，有几句真话？这和孩子写“撒谎作文”有什么不同？不对，还不如孩子的“撒谎作文”，孩子毕竟还要编谎话、编故事，而大人的这些“学习体会”连编都不用编，直接抄袭就是了！可笑而又可怕的是，上面的领导谁不知道下面交上来的不少材料是谎话连篇呢？我就不相信领导的智商会那么低。可这些谎言材料居然依旧被认可并通过，岂止是“被认可”“被通过”，简直是被鼓励！因此，说假话不但安全，而且讨上级喜欢，还能得到“好处”，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每当学校迎接重要领导视察，学校都要给学生打招呼：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说的又应该怎样说，总之不能“乱说”。写到这里，我得坦率地承认，作为校长，我也曾奉命要求老师对孩子们进行这样的培训。现在想起来，我不仅仅是惭愧。还有各种“正式场合”的发言，都会要求事先交上发言稿让领导审查。稍微“出格”的真话，均被一一过滤，只剩下大话、套话和假话。许多本来想说真话的人，就是这样“学乖”的。如果不“乖”，对不起，那就不要你发言。按理说，能够有发言机会的人，都是领导信任的“自己人”，可我一直想不通，有些领导怎么那么怕“自己人”说真话呢？他们为什么对自己的人民都不信任呢？
五
最近，“不忘初心”经常出现在媒体和一些领导对党员的告诫中。这四个字的本意，是提醒党员同志们随时想想自己当初入党是为了什么。如果这个提醒是针对那些当初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而后来渐渐忘记了这个目标的党员，那么十分正确，且完全必要。我也相信，大多数党员入党时的确动机纯正，目标明确，就是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也不可否认的是，确有一些党员当初入党就是为了“个人利益”，为了“升官发财”，为了“毕业好找工作”……而非为了什么主义而“奋斗终生”，他从来就没忘记过“捞好处”的“入党初心”，你叫他“不忘初心”，这不是对牛弹琴吗？如果现在把所有党员当初的《入党申请书》拿出来看，可以说，每一份都那么郑重庄严，其中当然有真诚的誓言，但绝对有不少谎言。所以，先不要去问孩子为什么作文撒谎，先问问我们大人：我们自己每天说了多少冠冕堂皇的谎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谴责孩子写“撒谎作文”？
由此可见，孩子的“撒谎作文”源头不在教育而在社会，不在孩子而在大人，不在群众而在干部。如果说假话的社会风气继续存在一天，并不断被鼓励，那么孩子的“撒谎作文”就将源源不断，“此恨绵绵无绝期”。
六
最后，我愿意在这里也做一次“文抄公”，抄一抄革命导师对于说真话的论述——
马克思说：“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8页）
恩格斯说：“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不能欺骗同志们。如果说我得到工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向他们讲真话，而且只讲真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40页）
列宁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列宁全集》第9卷第2页）
毛泽东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3页）
抄到最后一句“总是吃亏”时，我更迷惑了：现在那么多的人爱讲假话，他们为什么“总是”不怕“吃亏”呢？
2016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