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1]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从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备受凌辱、人民苦难深重中站起来，从“一穷二白”的废墟中开始“富起来”“强起来”。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到最后冲刺阶段，一头连接过去，一头通向未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阶段。
第一节 百年梦想与百年奋斗
一、永不熄灭的心声
只有曾经有过辉煌又历经苦难的民族，才会谈论“民族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永不熄灭的心声。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但进入近代之后却跌入了屈辱和灾难的深渊。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基本手段，把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各民族、拥有当时世界财富三分之一以上及生产能力的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主权不独立、领土被鲸吞、政治受控制、经济成附庸、文化遭鄙视、人民受奴役。在当时的世界上，分裂、战乱、贫困、落后、愚昧、“东亚病夫”仿佛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近代中国历史既是古老中国衰败沦落、面临瓜分豆剖，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不断奋起抗争，争取国家独立和富强、民族解放和人民富裕幸福的历史，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心声从未泯灭，努力从未放弃，代代接力，始终不渝。
1840年前后，林则徐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鸦片走私泛滥，贩毒贸易猖獗现象，领导虎门销烟和抵抗英国武装侵略，主张“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工矿业，发展民族经济，“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为“久远之谋”，实现“富国强兵”。尽管因为经济技术落后特别是清王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制度腐朽，中国在坚船利炮面前打了败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的理想根本没有实施的可能，但却开启了中国人学习西方以求“富国强兵”的序曲。
19世纪50—60年代，洪秀全糅合中国古代平等平均思想和基督教原始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掀起历时十四年、席卷十八省的农民战争，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均主义理想；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试图学习西方建立“开明君主”政体、发展近代工业、交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抱负，皆因太平天国的失败，最终胎死腹中。中国人学习西方，以图民族复兴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在清王朝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但却奏响了中华民族力图复兴的第一乐章。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标榜，开办近代海军、陆军和近代工矿业，以期“求强”“求富”，中国也开始出现机器工业以及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仿佛出现了近代化的曙光，清王朝甚至自诩为“同光中兴”（同治、光绪中兴）。但是，由于1884年中法战争的马江海战战败，福建水师一蹶不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洋务运动陷于失败。甲午战争第一次打断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列强各国随即在中国掀起了抢占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学习西方以器物为主的“中体西用”，不仅未能挽救中华民族沉沦之势，反而在发达国家走向电气化的重要关口被甩得更远，民族危机更加深重。
甲午战争惨痛的失败，瓜分豆剖的现实危险，促使中国人开始思考学习西方制度以挽救民族危机。康有为将西方庸俗进化论附会“三统”“三世”学说，把救亡图存与维新变法相结合，提出“变法图强”，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推动“百日维新”，试图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决不允许维新变法动摇自己的权势、地位；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维新变法强大起来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皇帝于瀛台，“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虽然学习西方的维新变法在悲壮中失败，但是救亡图存、挽狂澜于既倒的呼声开始深入人心，使旧式中国文人从故纸堆中觉醒，关注、关心、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与维新变法运动高涨的同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从甲午战争中彻底看清了清王朝腐败统治的丑恶面目，深刻认识到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才能从根本上挽救民族危机。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首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把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与挽救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结合起来，就当时而言，可以说符合世界潮流，方向正确。尽管孙中山一生的奋斗并没有能够改变国家、民族和人民灾难深重的命运，但是，“振兴中华”积国家遭侵略、民族被凌辱、人民受奴役之悲愤，振聋发聩，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立志奋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渴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烈心声，并推向一个高潮，成为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为之不懈奋斗的崇高目标和伟大的理想。
二、百折不挠的探索
道路问题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向何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是一直摆在中国人民和各种政治力量面前的重大问题。
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沦落和衰败之路。它实际上是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封建统治与反封建斗争之间反复较量的必然结果和直接表现。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必欲瓜分豆剖之而后快，但在中华民族反侵略、中国人民反封建的现实斗争面前，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明确维护国家主权，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所显示的强大力量面前，不得不哀叹“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强大潜在力量，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采用扶持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代理人的方法，以实现其间接统治，致使中国维持了半独立的状态，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停滞和倒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歧途，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死路。当然，它也激发了中国人民打碎这一腐朽社会的革命精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和胜利，最终使之成为历史的遗迹。
殖民地道路，是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邪路和歧路。资本—帝国主义始终妄想彻底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它们依恃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违背“自由、平等、博爱”等一贯宣扬的“普世价值”，多次发动侵华战争、逼签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割占领土、掠夺战争赔款、开通商口岸、设立租界、获取各种侵略特权、划分势力范围，无非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将征服中国与称霸亚洲和世界的野心结合起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最后只能落得无条件投降的结局。殖民地道路是中华民族受欺凌、遭凌辱的道路，是中国人民受奴役、被劫掠、遭屠戮的道路，是中国文化遭破坏、被鄙视的道路，未能也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进步与发展，是阻碍中国进步发展的邪路，人类历史发展的歧路。
封建专制道路，是清王朝和新老封建军阀始终幻想坚持走下去的死路。清王朝统治者虚骄自大，愚昧无知，不晓世界发展大势，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腐败无能，落后挨打，又不敢发动民众抵抗侵略，不断以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以换取苟延残喘，甚至不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欣”、实施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新政”以求“皇位永固”。辛亥革命后的各派新老军阀，更是直接投靠各个帝国主义，以封建统治压迫人民，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封建专制主义的道路，完全违背世界发展潮流，阻碍进步与发展，是造成中国不能进步发展的死路。
平均主义道路，是违反社会潮流的空想之路。近代中国初期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根据当时中国生产力状况、中外传统平等平均思想，提出建立没有剥削、压迫、动荡的社会的设想，代表了农民、手工业者等小生产者，反对封建剥削、压迫，追求平等、安宁、祥和的田园牧歌般幸福生活的理想。就其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方面而言，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它把整个社会生产、生活限定在狭隘、封闭、停滞的小农经济范围内，与当时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浪潮背道而驰，带有严重的空想色彩，违背了历史的大趋势，是没有发展前景的空想之路。后期增添进来的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开明君主”制度等因素，虽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述部分缺陷，表明了中国农民学习西方、追求发展进步的思想意识，但太平天国处于战略守势的环境，付诸实施非常困难。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中国农民把平均主义与发展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探索和尝试只能是纸上谈兵。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探索和尝试，既使中国农民运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又是近代中国探索国家、民族出路达到的第一次高峰。
君主立宪道路，是资产阶级上层要求分享政权，在与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垄断政权的博弈和斗争中始终走不通的死路。甲午战争时期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要求“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变封建专制制度为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度，让资产阶级上层参与国政，是“变法图强”的核心。但是在“百日维新”的诏书、谕令里，根本没有这些涉及国家性质的内容。这说明即便在维新变法的高潮中，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来分享政权，也是可望不可即的。其余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维新”措施，尽管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却处于枝叶末节的地位，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后虽被废止，但几年以后又成为了清王朝“新政”的主要内容。在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要求不断高涨和各种内外压力下，清王朝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建立实为“皇族内阁”的所谓责任内阁。“立宪”已从追求“君民共主”蜕变为巩固皇权的工具。资产阶级“立宪派”终于在绝望之余，同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力量汇流，成为各省“独立”推翻清王朝的重要力量。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道路，是长期奋斗而不可实现的虚幻之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创立三民主义，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但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孙中山虽然继续坚持革命，历经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仍然无法改变“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的结局。根据当时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他于1917—1919年撰著《建国方略》，“欲致中国于富强之境”，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设想，希望建设“世界最文明进步”“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并在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高潮，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新的曙光。
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是集买办性、封建性、垄断性为一体的附庸死路。1927年当北伐战争迅猛推进之时，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和假左派，先后背叛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的白骨堆上，建立起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全国政权，走上了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卖国为荣，充当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总买办；对内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镇压人民革命，造成内战连绵、民不聊生、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的严重灾难，是一条违背中国人民利益和愿望，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死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专制独裁统治集团甚至宣布：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间道路”的政党及活动为“非法”。推动这些民主党派最终走上了与共产党携手合作、推翻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拥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革命，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运。前途迷茫，抗争不断，探寻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迷信，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以战胜国资格出席巴黎和会，却遭到战败国的待遇，列强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特权转让给日本，使“公理战胜强权”的喜悦破灭。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火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应用于中国，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五四运动“拒绝和约签字”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于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组成中国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司令部，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
三、坚韧不拔的奋斗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并为之不懈奋斗。这就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总体小康跨入21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集中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立、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首要的问题是解决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1922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投入国共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民党新老右派和假左派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又唤起工农千百万，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土地革命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并在总结胜利发展经验与失败教训的过程中，克服“左”“右”倾错误，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于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转变为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纲领、战略、道路、方针、政策和策略，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思想，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灵魂。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纲领，八路军首先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科学分析战争性质、敌我双方特点及诸多因素，预测战争三个阶段，作出“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结论，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十九块敌后根据地、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抗击与牵制着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到抗战胜利前夕，敌后抗日根据地拥有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一亿多人口，把日、伪军孤立到了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以上、民兵220万以上，并同全国人民一起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和休养生息的需要，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积极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造中国而奋斗。但是，掌控中央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卖国、独裁、内战政策，在美国出钱出枪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于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发动和依靠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在三年半的时间内，以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坦克的800多万国民党军队，打倒卖国独裁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改变了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备受凌辱、人民苦难深重的历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现实和紧迫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按照“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的目标，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立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医治好长期战争的创伤，使全国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宁的生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紧接着，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显露雏形。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显得越来越突出。尽管自己的路也曲折，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甚至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但是，我们打破帝国主义的军事封锁、政治孤立、经济禁运，顶住苏联的背信弃义和军事威胁，提出“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工业化道路、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要在一百年或更多时间内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为此，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和政治大三角的一角。这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创造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和物质技术基础。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3]。经过拨乱反正、调整整顿巩固提高，邓小平提出要在20世纪最后20年建设“一个小康社会”，“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4]的设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作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部署，确定了从1981年到20世纪末分两步走，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改革开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1986年原定前10年的目标提前实现，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三步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2000年为基础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我们面对苏东巨变、社会主义低落、帝国主义加紧“制裁”的国际环境，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断激发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党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国人民，始终坚持“三个代表”，成功实现从增长乏力到高速发展，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提前五年实现经济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确定跨世纪的远景目标，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我们及时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冲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到2000年实现全面翻两番，以“这边风景独好”进入新世纪，人民生活从“温饱”跨入“小康”。
2002年，中共十六大针对“总体小康社会”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的基本状况，充实完善新世纪的新三步走战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力争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活力和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我们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到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94万亿元，提前实现2010年的经济总量目标。
2007年，中共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纳入整体发展布局，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此后，我们将抵御国际金融海啸与转变发展方式、克服当前困难与创造长久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力争又好又快的发展。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跃上了新的台阶。
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宣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使我国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拓展为“五位一体”，强调要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发展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于是，我们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的新理念，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重点，推动全国各地科学发展。同时，我们还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转型升级相结合，把“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业强国与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新蓝图相结合，把国内发展与扩大开放相结合，把“中国梦”与“世界梦”相结合，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和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复苏乏力且分化严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中高发展速度，再次创造着“这边风景独好”的奇迹。
总之，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践后，经过近百年创榛辟莽、筚路蓝缕、坚韧不拨的不懈奋斗，彻底改变了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命运。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加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以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巨轮，中国人民正以昂扬的姿态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第二节 总体小康的中国
一、辉煌成就与新的起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全面小康，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全面的“总体小康”正在向着全面小康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阔步前进。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取得的最大成就。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经过近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奋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结合，显示出新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现代化国家，使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社会主义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将成为继续奋发图强中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不竭动力、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十几亿中国人民脱离贫穷落后，建成全面小康并向现代化稳步迈进，将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并彻底改变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格局，使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其次，中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跃上新的台阶，已经实现历史性跨越。1949年，中国是极为落后的农业国，钢产量只有15万吨，人口占世界的1/4以上，经济总量却排在第13位，人均GDP约相当于美国的1/70，贫穷落后可想而知。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总量仍然处于世界第10位。2000年跨入总体小康时，GDP为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不足1.1万亿美元。2005—2007年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再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同年，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有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居于世界第一位，部分装备产品和高精尖产品已经可以同主要工业强国同台竞技。2013年中国成为贸易第一大国，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中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高于日本一倍以上。同时，人均GDP稳居世界中上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全国10个省区市、1/3以上的人口达到高收入水平，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与之对应，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2015年GDP上升到67.6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比第二产业高出10个百分点，显示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转向一二三产业协调拉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这种历史性跨越，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后劲、韧性和回旋余地，为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发展速度换挡、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中国社会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不断夯实。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2015年，高铁营运里程达到1.9万公里，约占全球的70％；高速公路超过12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常住人口城镇化达到56.1％，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全面推进；新增就业持续增加，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实际消费增长10.7％，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加快提高。人民民主不断扩大，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成效显著，赢得了党心民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步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提升了依法治国的质量和水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一批重大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推动我国由文化科技大国逐步迈向文化科技强国。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持续下降。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成就显著，国防现代化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促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总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富起来”的步伐豪迈有力，“强起来”的步伐坚定沉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国防、生态文明、对外开放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优势、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因素、中国声音的坚强后盾，构成了我们继续前进的思想理论、方向道路、体制机制、人心实力、人才人力资源、物质技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和出发点。
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新问题
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只是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现阶段的新特点，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小康社会不平衡、不协调、不完善出现了新情况
一是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与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状态尚未根本改变，东部发达省市人均GDP早已超过1万美元，一部分已经向2万美元靠近，但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发展程度还很低。2015年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人民币，折合不足2000美元，中西部落后地区农村甚至更低，并且还约有5600万人尚未脱贫，共享发展、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
二是既有经济结构同发展起来后人民群众新产生的物质文化需要很不适应。随着小康水平的提高，多数群众的需求已由生存型转向发展型，甚至有一小部分已经转向享受型，而供给侧却难以满足其需求。这一方面表现为，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性资源严重缺乏，不能满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升级上档。另一方面，国内一般性产品和低端产品的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市场严重缺乏中高端、个性化消费品，出现大量跨境邮购、网购、境外旅游“爆买”。供给侧的改革、改造，刻不容缓。
三是巨大的生产付出与有限的实际收获很不相称。我国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尽管使我国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自有核心技术、知名品牌、营销渠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贴牌生产，缺少高附加值环节，使“中国制造”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装配”或知名品牌、知名经销商的生产车间，辛勤劳作而收获较少，污染环境且代价高昂。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必须把创新发展摆在首要位置。
四是发展出现分化和新的不协调、不平衡。部分曾经发展较快、基础较好或资源型的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增速下滑，甚至从原来的人力资源输入地区转变为人力资源净流出地区，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全面进步都遭遇严重困难，如东三省、山西等，连续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全国处于最后几位，摆脱原有发展模式的任务极为艰巨。
五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凸显，复杂性增强。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利益协调机制不完善，必然会导致利益关系不协调、不公平的存在。特别是在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等方面，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利益矛盾与冲突。加之党和政府总体代表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不同地区、群体、个体更关注自身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则使利益矛盾存在着转化为“官民矛盾”的客观趋势，并且存在向对抗性演变的可能性，处理不好的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就会落空。必须怀着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理念，以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正确处理社会纠纷、及时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社会主要矛盾新的表现形式突出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简明趋向于复杂和系统化，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这主要是：
第一，庞大的经济总量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生产力和经济总量都很大，是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第二个国家、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但是，人口总量相当于美国的四倍、欧盟的两倍，GDP总量只有美国的60％、欧盟的50％左右；人均GDP处于世界70多位，只有美国的1/7—1/6、欧盟的1/5—1/4，且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我国社会生产力整体还相当落后，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处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产品附加值普遍较低。加上相当一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高附加值行业发展严重滞后，转型升级的任务十分繁重。在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环境中，必须以创新驱动为先导，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竞争力、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积极构建高效率、低消耗、可持续的发展新模式，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第二，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与资源承受力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基本前提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无论是按照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是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我国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质的飞跃。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资源能源消耗急剧增大。目前，我国已是第一能源消耗大国，人均消耗也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美国的3倍左右，日本的7倍左右，也高于巴西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加之工业化步入中后期，劳动力、土地、市场等资源禀赋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如若不能大幅度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使经济发展真正建立在提质、扩量、增效、升级的基础上，不仅国内资源能源，甚至全球资源能源也难以支撑。因而，必须积极倡导绿色发展，切实落实低碳发展，努力做好循环发展，尽快形成资源节约型的生产生活方式，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第三，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治理、修复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尽管我们很早就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节能减排、环境修复，淘汰高污染、高耗能落后产能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我国也是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但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高、生态损失大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环境修复的成本也越来越高。2015年监测显示：大面积雾霾频繁发生，在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265个城市PM2.5不达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3.3％；城市黑臭水体、一些支流污染、湖泊富营养化等问题依然很严重；全国抽样调查的近六成地下水为水质较差和极差。如若不能尽快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产生活方式，达到环境质量持续正增长，就不可能真正建设美丽中国，难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第四，既有经济结构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异常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求人的素质不断提高，而教育适当超前和人的素质提高又必然会与既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容纳力发生矛盾。2015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9.0％、40.5％、50.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0％，城镇常住人口达到56.1％，农村常住人口降至43.9％。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高消耗、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形成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适应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2015年高校毕业生749万人，占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的57.09％。仅靠既有产业结构，实在无法容纳如此高比例的优质人力资源，降格使用虽是现实选择，但也是教育投资的巨大浪费。如果不能加快产业转型、经济升级，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也就无法解决低端岗位“招工难”与大学生“就业难”同时并存的问题。
（三）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和难题发生重要变化
第一，始终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要求与现实考验和风险之间的矛盾更加艰巨。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党带领人民群众不断夺取胜利的根本。如何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国梦”，必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更为复杂、严峻；积极应对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直接和尖锐。植根人民、造福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仅关系到能否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绝不能出现闪失，更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二，中国和平发展与旧的发展模式、国际秩序的矛盾突出，亟须化解。对中国和平发展，一些发达国家极不适应，既视之为不同于西方的异类，又套入“国强必霸”历史模式，“零和游戏”理论、“中国威胁论”泛滥成灾。它们以落后国家、民族的存在作为自身发达的前提和条件，愿人穷，恨人富，把自身的发达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落后的基础上，不愿正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和自身的相对衰落。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明确将中国视为“对手”和“威胁”，不允许由中国来制定规则，借口朝核问题、南海问题增强东亚军事存在，挑动军备竞赛，企图延滞、掣肘乃至遏制中国的发展；少数周边国家既想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又充当美国“战略再平衡”和“巧实力”的马前卒，不断破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挑战中国底线，加剧形势的复杂性。由此造成中国力量不断增强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的矛盾，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与霸权主义和国际强权的矛盾突出，甚至存在激化的可能。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考验中国智慧的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问题。
第三，中国继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分工变迁的矛盾逐渐突出。中国现处于工业化后期和中上等收入水平，无论是消灭绝对贫困、弥补“短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实现产业结构、产品质量迈向中高端以及建成全面小康和基本建成现代化，都需要中高速度的持续健康发展。但是，欧美日经济的持续低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分化，都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成本更低国家和地区转移，形成了高低两端夹击中国之势。只有既坚定不移地加快以信息化、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又抓住科技革命面临新突破的机遇，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培育一大批特色鲜明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标准、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产品和产业，加快培育一大批国内外金融、物流、营销企业及其渠道，重塑我国发展竞争新优势，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才能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不断占据有利和主动地位。
第四，维护中国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与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矛盾十分尖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社会体制的根本保障，也只有融入整个世界，中国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并最终取得胜利。近代以来，西方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目的是要变其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附属国，而不是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当人民币加入“一篮子”国际储备货币之时，西方国家迅速从施压人民币升值转向“做空”人民币，妄图通过“剪羊毛”来掠夺巨量财富，将中国打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豢养洋奴文人，以互联网为阵地，发动“文化冷战”，宣扬西方价值观、制度优越性和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诋毁中国、抹黑中国、唱衰中国，妄想搞乱人心、制造动乱、中断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其实，鼓吹“西化”只是幌子，“分化”——分裂中国以维护其霸权和优势才是真正目的。于是，西方国家公开支持“藏独”“疆独”“台独”“港独”及所谓“民运”分子，希望通过他们既破坏中国大陆和港澳的安宁稳定，又阻碍中国完全统一的进程。另外，由于地缘政治升温、一些国家和地区政治争端严重、危机不断、武装冲突频繁、恐怖活动猖獗也加大了中国对外贸易、对外投资“走出去”的环境风险。
三、继续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趋势
（一）国际实力和“全球秩序”大调整，危中有机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实力严重衰退，新兴发展模式获得显现空间。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一超独大”已近尾声，“华盛顿共识”四处碰壁，西式民主无论推广到哪里都会导致内乱不断、内战连绵、经济衰退、民生凋敝、人民痛苦不堪。美国试图继续领导世界100年，但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从“二战”结束时的60％以上跌到20％左右，充当世界警察实在力不从心。欧盟深陷债务危机，经济长期停滞，“阿拉伯之春”后又遭难民危机，加上内部国家众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利益矛盾协调困难，自顾不暇，实难在世界上有较大作为。2008年金融海啸后，西方发展模式既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更由于其制度性困境，再也无法产生“马歇尔计划”式的雄才大略。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已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新兴发展模式崭露头角，显示出强大的后发优势。
其次，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蕴含巨大发展潜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整体衰落相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超过发达国家的总量和全球50％，正以群体性崛起改变着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伊朗等国实施石油非美元结算，撕裂了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欧盟主要大国申请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创始国，表明他们看好其未来发展潜力和前景，美国对盟国的指挥棒失灵。“一带一路”得到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互联互通”正在破拆“海权控制陆权”，形成“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给亚非欧众多国家发展机遇，造就新的发展动力和发展前景。
再次，国际体系深刻变革，增强了新兴力量的主动权。与国际力量对比向着均衡方向发展相对应，联合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宗旨和原则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强大武器。要和平、发展、合作，不要战争、贫穷、对抗，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金砖国家、欧盟、东盟、非盟、阿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地区机制影响上升，成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各方瞩目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再把自身的发展绑在某个西方大国的战车上。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制造、中国装备、中国投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创造“走出去”创造了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机遇。
最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拓展了后发国家赶超发展的新空间和新机遇。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动能，引起生产力、产业结构、经济格局和竞争格局的世界性调整，深刻影响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新兴经济体赶超发展提供契机。目前“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7]。立足于中国现有的产业基础，合理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布局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竞争优势，就能推动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
（二）中国发展战略路径清晰，步履坚定
首先，高举旗帜“走转改”，方向清晰、路径正确、动力充足。金融海啸使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端再次大暴露，“资本主义怎么啦”弥漫于世界。当大多数国家为发展方向和道路深陷迷茫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护航中国巨轮，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破除冷战结束带给西方发达国家的虚骄与傲慢、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偏见。2012年中共十八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整体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方向、目标、内容，并以走好“中国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转”——坚定不移地转变发展方式，“改”——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持续健康发展确定了道路、方式，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其次，“四个全面”部署周密、举措有力、配合协调。十八大之后，面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切实把握时代、实践和人民的新要求，紧密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以党的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四个全面”以世界眼光的大视野、长久历史的大思路、辩证思维的大战略，结合当前与长远“两个百年目标”，涵盖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既指明战略目标，又富含战略举措、实施原则和路径方法，方向明确、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环环相扣，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充分运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维护良好支撑的基础和条件，推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前进态势，连续以占全球经济增量1/4以上再次实现“这边风景独好”，保证稳中前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最后，“五大理念”主动引领“新常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遭遇世界经济低迷，中国发展恰逢速度换挡、方式转型、动力转换、结构调整的“新常态”。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在决战阶段以顽强意志排除各种干扰，消除绝对贫困、补齐发展“短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夯实继续发展的物质技术和体制机制基础。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理念，以创新激发新动力，以协调统筹不平衡，以绿色和谐人与自然，以开放兼顾内外联动，以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正是这种坚定不移战略定力的深刻体现。在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中，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动将发展速度转向中高速，发挥改革红利，构建公平公正、成熟定型的体制机制，促进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向调整存量和做优增量并举，制造大国转向智造大国，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供给侧改革与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实施“一带一路”、打造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人民的获得感、生活质量和水平，建设美丽中国等，都取得突破性进展，展现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亮丽前景。
第三节 建成全面小康时不我待
一、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极端紧迫性
第一，时间紧迫、任务繁重。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15年11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实际，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从根本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一如既往，目标要求针对实际进展有所调整，与时俱进。新的目标要求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2016年到2020年，仅仅只有五年，要在这五年内达到新的目标要求，既不可能一蹴而就，又必须保质保量保证按期完成，可以说是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异常繁重，难度非同一般，必须要有明确的紧迫感、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第二，消除绝对贫困刻不容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到2015年11月，全国尚有7018万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难点和最大“短板”。必须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落实到具体的时间段，需要每个月有100万贫困人口脱贫。尽管我们不能把全面小康理解为质量水平相同、绝对均衡的小康，但是“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问题若不能解决，既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获得感，也会影响国际社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千方百计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重大历史任务，体现着我们党的底线思维，关系到我们党的政治信誉，来不得半点闪失和延误。
第三，弥补“短板”十分迫切。“水桶”理论认为，决定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不是其发达地区富裕状态和优势产业的现代化水平，而是落后地区和产业的状态。尽管我国由非均衡发展转向新均衡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按照全面小康的新要求和标准，“短板”依然突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很严重。一是农村农业总体上还很落后，农民收入水平很低。2015年，农村常住人口占34.5％，却只占有全国GDP的9％，农业机械化作业不到60％，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不足2000美元，只有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6.61％，况且减少农村人口的难度越来越大，提高农村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民收入十分迫切。二是中低端制造业的比重过大、产能过剩严重，中高端制造业不足。加之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不仅致使国际竞争力下降，而且导致大量国内需求流失，以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提质增效，加速迈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繁重而紧迫。三是文化建设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不仅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健康持续推进，而且尚未形成与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四是社会保障制度才刚刚实现全覆盖，社会各方面建设及体制机制还远未达到配套、成熟的程度。构建和完善既能维护公平正义，又能激发社会活力，及时、正确、合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必要而又紧迫。五是科学技术领域领跑、并跑的比重太小，跟跑比重仍然过大。当今中国可以学习、别国也愿让你学习的科技越来越少，但与我国人口、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相比，领跑、并跑科技太少，不仅严重制约继续发展及其效益，而且严重影响发展质量和安全，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创新引领发展迫在眉睫。
第四，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不我待。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和国际经验教训，我国到2020年必须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否则，将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除开少数石油国家，只有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脆弱、增长失速停滞、现代城市与贫民窟共长、基础设施破败、环境生态危机频繁，发展成果分布畸形、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对立撕裂、极端思想泛滥、犯罪高居不下，缺少长期战略规划、治理无序低效、官员腐败无能，跨进发达行列的希望渺茫。相同相似问题，最近几年在我国也有不同侧面、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必须吸取其惨痛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积极稳妥有序地消除阻挡可持续发展的种种障碍和制约，找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平衡点，做好速度换挡、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升级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越性和人民发展意愿强、经济块头和内需潜力大、发展韧性和势头好、产业结构完整和回旋余地广阔等优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经济社会行稳致远。
第五，推进制度建设定型成熟完善非常紧迫。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生产力而言，制度就是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相对经济基础而言，制度就是上层建筑及其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于剥削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是能够更快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从而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促进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已经并仍然推动着中国生产力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迅速提高，但其不成熟、不完善的方面和环节，仍然不能适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建设使之更加成熟和完善，以发挥“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尽管这种改革和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是绝不能忘记：适合生产力状况、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对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本身就带有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的性质。自1992年邓小平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8]，中共十四大确定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把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这既是成功经验“制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在发展模式竞争中，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确保当前经济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高，确保建成全面小康之后继续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初步现代化和基本现代化的客观需要。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球发展倒逼机制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我国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引擎，但在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的情况下，新的科技革命、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群起性崛起、地缘政治凸显和经济重心转移等，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倒逼机制。
首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科技领域占有较多的“领跑”位置。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新突破，必将带来不进则退的新一轮实力重组和优胜劣汰。21世纪上半叶，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非常广泛，包括能源与资源、网络信息、先进材料与制造、农业、人口健康等领域，涵盖非常规油气勘探开采、可再生能源、低成本太阳能电池、能源存储输送技术，人工智能、云计算、无线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自动化交通工具、先进机器人、3D打印，先进材料、下一代基因组技术、转基因植物、精确治疗药物、人造器官，水净化技术、低成本住宅、工业环保生产等，呈现出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的特点，推动着新兴产业的兴起，既是新的重大发展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中国在机械化、电气化的科技革命中被抛向边缘，搭上了信息化的末班车，若不能够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中迎头赶上、占据有利位置，在高端技术领域，就有再次被拉大差距的风险。必须充分运用中国产业技术体系完整和制度优势，抢先一步，彻底改变“跟跑”过多的状况，进入更多“领跑”“并跑”方阵。
其次，新一轮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占据未来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有利位置。谁掌握了未来的先进技术，并形成规模化的产业，谁就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为了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争夺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和主动权，发达国家纷纷把新科技研发及其产业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抢夺新的科技与产业优势，掌控未来发展有利地位的竞争异常激烈。2009年美国提出“再工业化”，2011年颁布《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要求重塑战略竞争优势。2013年欧盟启动《地平线2020》研究与创新框架计划，德国开始实施“工业4.0”战略，2014年英国发布《我们的增长计划：科学和创新》。同时，这些国家还推出大量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都希望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方面抢占先机。这给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沉重的前行阻力。如果在未来科技及产业化发展上稍有偏差和闪失，就会错失“弯道超车”的发展良机。必须运用我国体制优势和科技人员数量巨大优势，既要集中力量抓准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切入点，又要注重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规模效应，加速新兴科技产业化与改造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中高端夺得较多的实在优势。
再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释放廉价的生产要素优势，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在改造传统产业方面重塑中国新优势。随着中国发展程度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印度和一部分亚非国家快速发展，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要素方面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中国投资这些方面的国际资本，必然转而投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以寻求更高的利润。但是，传统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其总体需求量和价值量的绝对减少，反而会因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基本生活必需品，只会出现夕阳技术，绝对没有夕阳产业。由于我国人力资源数量巨大，绝不应当放弃就业容量大的传统产业。因而，在大力发展新经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要特别重视传统制造业的智能转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现代服务等方式，维护传统产业成龙配套和集群配合优势，以智能化制造提升各种必需品的功能、质量和附加值，加快延伸产业链，培育和发展知名品牌、优势渠道和优质售后服务，逐步形成智能化生产、信息化营销的新优势，促进人力资源优势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融合，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再创辉煌。
最后，全球市场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面提高中国搏击世界市场经济的能力。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政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传统发达国家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减弱。然而，现今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有利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的不平等秩序。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转型调整、低速增长态势延续，各国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加强世界经济治理本来理所应当。但是，西方雇佣学者一边拼命鼓吹“市场万能”，斥责别国“干预过度”；美国却在另一边大举干预，以邻为壑转嫁危机，实施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严重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其实，在美国主导下，所谓“市场决定”不过是华尔街的资本决定。如果华盛顿的干预带不来华尔街的更大利益，一切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和多数人利益的举措无不都是“干预过度”。中国要在世界市场经济中立于不败之地，既需要进一步提高抵御各种“市场风险”的实力，注重防范各种系统性、地方性风险，又需要不断增强运用各种现有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在现有经济秩序内夺取竞争性优势，坚决果断地打垮任何妄图掠夺中国财富的“剪羊毛”狙击，并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有所作为。
最后，国际关系中丛林法则仍然盛行，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全方位增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尽管美国口头上并不反对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但是仍把中国当成长期的战略对手，试图利用其经济、金融、军事和网络技术等方面的既有优势，再次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美国一边高唱经济自由，另一边却将中国排除于TPP谈判之外、不让中国参与未来贸易规则的制定、企图破坏亚太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极力反对、阻碍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兼并和收购；利用军事优势，实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在中国周边制造安全问题，破坏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妄图延误东亚经济的整合与发展；利用网络技术霸权，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网络窃密，严重影响我国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各方面安全；还利用话语霸权和传媒优势，发动“文化冷战”，抹黑中国、唱衰中国、唱空中国，妄图制造舆论混乱、宗教矛盾和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分裂势力及所谓“民运”分子，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内发展环境。为此，必须以中国智慧、中国方式化解各类掣肘和挑衅，加快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环境、军事、安全、对外开放等各方面的实力，增强应对各种不测事件的能力，全面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以维护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势头、环境和条件，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完成，并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三、建成全面小康与筹谋未来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既是中国人民不可逆转地告别贫困、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及时弥补发展短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制成熟定型体系的决战决胜阶段；也是中国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的视野、新的理念、新的思维，科学分析新的发展基础、环境条件，冷静思考、精心设计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及更长发展时期的战略目标、战略路径、战略举措的关键阶段。为此，必须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决战决胜、保质保量完成最近五年的目标任务，为继续保持发展势头，实现更大发展奠定体制机制、民心民力、物质技术及国内外环境的坚实基础；必须脚踏实地，细致研究，科学谋划最近十年到十五年、二十年的主攻方向、基本布局、发展方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继续前进，明晰基本的方向目标、理念原则、措施方法；必须立足高远，放眼长久，视野宽广，科学畅想未来三十年到五十年的风云变幻、发展趋势、可能前景，为树立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美好愿景，提供正确的导向和奋斗的动力。
第一，以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凝心聚力，保证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必须保持坚定的历史定力和战略定力，妥善应对挑战和掣肘，化解各种威胁于萌芽和无形之中。要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到2020年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体制机制基本健全，道路特色和优越性得到初步显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基本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增强。要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切入点和着力点，大力强化创新引领，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推进信息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融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相互促进，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水平，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同时，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推动发展转向更多依靠人力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要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要以信息技术改造整个经济社会，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到2020年保证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迈进高收入国家、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
第二，组织相关力量，抓紧预研预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毫无疑问，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一，必须肯定这个“初级阶段”与以往60多年的“初级阶段”存在巨大的不同，是已经达到了“全面小康”的“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们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进展，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工业大国、贸易大国，在一些领域可以同世界强国同台竞技，人民的生活殷实而充裕，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状态。其二，必须清醒认识已经达到的“全面小康”仍然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特征，是“全面小康”的起始阶段。这就是说，“全面小康”的“初级阶段”并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尽管中国经济总量直追美国和欧盟，但是中国人口约为美国的4倍、欧盟的2倍，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4、欧盟的1/2，人均收入水平还处于高收入国家的起点附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富起来”实际上才刚刚起步；尽管我们在全球各方面的地位还会继续攀升，各方面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但是短期内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由大变强、迈向中高端的任务还十分紧迫和繁重，“强起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积极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战略目标、主攻方向、基本布局、发展方略。全面建成小康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强起来”是未来30年到50年的主要战略目标。把经济继续做大做强，是其他所有方面做大做强的坚实基础，创新驱动必须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归依。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要迈向中高端，建成经济强国和制造业强国，世界主要工业强国莫不担心被取而代之，莫不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愿意让中国学习、借鉴的东西只会越来越少，技术转让条件只会变得更为苛刻。况且核心技术花钱买不到，也不会让你学，必须以创新另辟蹊径。在我国具有“领跑”优势的领域和产业，必须加强基础研究、技术储备，加快产业化步伐、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建设，抢先一步形成强大的市场优势。在生产制造能力大而不强、存在严重“卡脖子”技术与环节的领域和产业，应当绕开别人的知识产权、技术阻碍，以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和创新技术，创建自身的核心技术、独特工艺、特殊优势，在同台竞技中展现特有魅力，逐步改变“中国制造”他国技术和品牌的局面，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在缺乏需求弹性的领域和一般制造业，必须加强创意设计、集成创新、信息化改造等，并与培育自有知名品牌、营销渠道和服务网络相结合，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逐步改变大面积贴牌、代工的局面，形成劳动密集、知识密集、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相互融合的新优势。在服务领域，必须特别注意把中国商品遍布全球、中国建造和装备走向世界，与人力资源丰富、受教育程度较高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咨询、技术、保健、养老、金融、保险等各种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逐步改变中高端服务业的落后状态，并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
第四，审慎做好新旧发展战略在目标、部署、举措、路径、方式等方面的对接与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我国新世纪发展战略第二步目标，也必然要求在既有发展战略基础上提出新的发展战略。实现新旧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融合，是继往开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需要十分审慎和特别重视。一是坚持发挥“四个全面”战略的继续引领作用。这是因为：“四个全面”既是战略目标又是战略举措，而我们建成的全面小康仍是全面小康的“初级阶段”，必须不断提质、发展和完善才能创造出达到现代化的各种条件；全面深化改革，不会因体制机制的成熟、定型而停滞，而会根据新的实际情况继续其“进行时”；全面依法治国，更不会就此完结，而会在新的起点和条件下更加自觉、更加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更不会有丝毫懈怠，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会以严格纪律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二是继续坚持“五大理念”推动科学发展。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长期指导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理念。按照“五大理念”提出的目标可能已经实现，举措已经完成使命，但是其精神实质依然会引出新的目标、部署和举措。三是跨越2020年的战略目标、部署、措施需要继续推进，需要与新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相互融合协调。如：人才强国、创新型国家、网络强国、海洋强国、制造强国、文化强国、贸易强国、绿色中国、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都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更何况《中国制造2025》、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等，本身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需要继续实施和纳入新的发展战略的内容。
第五，及早谋划中国长久发展战略，引领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1982年初步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水平”，“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9]的发展战略设想；1987年再将其界定为“三步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战略目标。1995年到1997年，中共中央初步提出新世纪的“三步走”设想，2002年中共十六大正式确定21世纪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标志着21世纪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很有必要对第三步战略目标以及更长时期的战略目标作出具体的设想和谋划。首先，需要研究和思考基本实现现代化应当怎样走？然后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我们接近或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那么，下一步就是应当在全面小康“初级阶段”的基础上，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各方面都进入世界强国的门槛，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达到富裕的门槛，建成初步现代化的国家。然后，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总体进入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领跑”“并跑”的领域占有不低的比重，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达到中等富裕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吸引力不断增强，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总体进入发达国家的中上水平，在较多的领域占有“领跑”和优势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民收入达到中上等富裕程度，人民生活达到发达国家的中上水平，在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处于优越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吸引力显著增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