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里的，所以我们体验事物的时候，并不会抽象地进行。这就是说，我们一生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事物，还要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历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可即便是生存环境里最简单、最原始的经历，人类也只能从自身的角度去看待它们。所谓的经验，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木头”是人类视角下的定义，“石头”也是人类视角下的“生活组成要素之一”。可惜的是，很多人总试图排除事物的意义去审视环境，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无法理解最基础的人类情感，因而封闭自我、脱离社会，其实，这样的行为于人于己都没有什么好处。
人的生命是不可能脱离意义而孤立存在的，在现实中生活着的人，只有把现实提高到生命与存在的高度，来解读其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局限于现实本身，才有能找到生命意义的正确答案，即我们的现实，是从自我角度出发所阐释的现实。因此，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任何对“意义”的定义总是有遗憾和缺点的，且不完整，当然不可能完全正确。于是，这个看起来充满了对意义追问的世界的一大特征就是充满了各种谬误和荒诞。
假如我们问别人这样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方很可能会哑口无言。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愿意下功夫探求问题的本源。但这是一个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人们最无法忽视的问题之一，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或多或少地想过“活着有什么意义”、“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客观地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只会在遭遇挫折后才会想起这个问题来。那些暂时生活幸福、没有遇到过什么重大困难的人，是很难去想这个问题的。只不过，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艰苦和挫折从来不会永不光顾谁，这是一个我们必须直接面对的现实。于是，人们在自己的遭遇中思考这个问题，也在自己的行为中寻找答案。
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角度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不独言语，任何其他行为，也都是我们对“生命意义”进行的不同诠释。而我们的行为诠释，与我们所有的观点、态度、行为、表情、礼貌、抱负、习惯及个性等的表现都是一致的。我们的任何举止都在说明我们只能得出自己所理解的“意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表现着我们对这个世界及自身的看法。比如，一个人说：“我是这样的，世界就是那样的。”那么，这就是他所理解的自己和生命的意义。
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谁的理解都不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既然无人能给生命意义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么任何能为人所用的“意义”，都不会是绝对错误的。正是这两个极端，包含了人生的全部意义。当然，我们可以分辨这些人们所理解的意义哪些更有效、哪些更糟糕，哪些错小些、哪些错大些。我们还会发现，那些较好的意义解读有什么共同的优点，而那些不尽如人意的意义解读有什么无法掩盖的缺点。如果能从中找到普适性标准和意义，那么对揭开与人类有关的现实谜题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个普适性标准和意义，是以人为参照系的“相对真理”，因为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真理”。即使存在，也非人类自身可以理解的。对我们来说，这些真理既无法知道，也没有实际意义。
生命的三项任务
人类共同的有限性使得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制于三大制约，所有人都得正视它们，因为它们构成了全部人生和现实，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三大制约。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面对这些问题。一个人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就是他对生命意义的解读。
第一个制约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这个贫瘠的行星上，而不是其他地方，无法脱离地球，所以只能尽量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生存，同时接受地球上所有的限制。为了延续生命，确保人类能够继续繁衍，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谁都无法逃避的问题，谁都必须面对它的挑战。不管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对人类生命状态的回答，我们会知道哪些行为是必要的、合适的、可取的，哪些是不必要的、不妥当的、不可取的。这些回答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分子，和其他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考虑到人类肉身的脆弱性及其会导致的潜在危险，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些人生问题。为了自己和全人类的美好未来，我们的答案必须既有远见又相互关联。正如做一道数学题一样，我们必须根据题意列步骤解出答案，而不是靠运气胡乱猜出一个答案来。对于生命的意义，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答案，但可以努力地找一个最佳答案。我们的生活质量与地球带给我们的祸福紧密相关，所以，所有的答案都必须考虑人类具体将会遭遇到的困扰。
第二个制约是，任何人都不是人类的唯一成员，人类个体的弱点和局限决定了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独生活，不能单独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与其他人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如果一个人独自面对一切，既不能延续自己的生命，也无法繁衍后代，唯一的结果就是迅速地死掉。受个体脆弱、缺点的限制，每个人都是与他人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回答任何生活中的问题，都必须考虑到这个制约。想要好好活下去，我们的情感就必须与这个大问题一致，那就是，在这个星球上，与其他人一起居住，延续自己及全人类的生命。
第三个制约是，人类是由两种性别组成的。个体和人类集体生命的存续，都必须依赖这一事实。由于这一事实，人类才有了爱情和婚姻这两种关系，谁都无法绕开爱情和婚姻的制约，无论男女。而一个人对这一问题的行为和态度，就是他的答案。解决婚恋问题的方式虽然各自不同，但人们的行为会表明他们认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三个制约引申出了三大问题：第一，如何找到一种职业，让自己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下好好地活下去？第二，如何找到一个可以与同类相互合作且分享合作利益的位置？第三，人有两性，我们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人类延续依赖于两性关系的事实？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发现：对于每个个体来说，生命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在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生命意义最深刻的感受。假如一个人的爱情生活很糟糕，朋友也很少，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工作也不够尽心，和同伴接触也会让他感觉不快乐，以他的生活遭遇，我们不难断言：他一定会觉得“活下去”是件痛苦而危险的事，对他来说，生活的机会太少而挫折太多——这就是他眼中生命的意义。这样一种对生命意义的界定，会使他的交际范围非常狭窄。于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仅是保护自己不遭受伤害罢了，所以，他会倾向于封闭自己，努力避免与他人打交道。
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人爱情生活非常甜蜜，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就会有很多朋友，交际广泛。这样的人一定会认为活着是一个创造的过程，生活充满了机会，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于他来说，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与同伴们携手共进，为人类的幸福贡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就是生命的意义。
社会感
根据上面列举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于生命的意义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观点，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感不同。如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失恋者、自杀者、堕落者等失败者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归属感和社会兴趣。这些人在面对职业、友谊和婚恋等问题时，都不相信用合作的方式可以解决。他们所认为的生命的意义只是一种属于极端个人的意义，认为没有哪个人能从个人成就中获益，所以他们感兴趣的只有自己。当然，他们也有成功的欲望，但他们要争取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感，成功只对他们自身有意义。谋杀者手里拿着毒药时，可以体会到一种掌控感——依然是要关联他人，才可能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但很明显的是，这种掌控感只能让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但对别人来说，有没有一瓶毒药，一点儿也不能让他变得更重要。
事实上，完全个人化的生命意义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任何生命意义都只能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来体现。同样，我们的目标和行为的意义在于让它们对别人也有意义。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最重要的那一个，但如果不知道人类最重要的意义是根据自己对他人生活做出的贡献而定的，必然会误入歧途。
我听过一个关于某个小宗教团体领袖的故事。有一天，她召集了自己的教友，说：“下星期三就是世界末日了。”惊恐万分的教友马上变卖了自己的所有财产，摒弃了一切对尘世的牵念，等待着世界末日来临。但是，到了星期三却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教友们聚集在一起，找到说这个星期三是世界末日的那个领袖兴师问罪。“瞧瞧你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吧！”他们说，“我们把所有财产都变卖了，把所有保障都抛弃了，还对我们遇到的所有人说世界末日就要在星期三到来。别人看我们笑话时，我们还毫不气馁地说，我们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丝毫未变呀！”“可是，”这位领袖却道，“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呀！”很明显，这个领袖刻意制造了一个私人定义来逃避罪责。由此可见，除了糊弄别人外，私人定义实在没有任何意义。
真正的“生命意义”的标志之一，就是不能只对一个人有意义，它是可以被分享，也能被别人认可的意义。能够解决一个人生活问题的好方法，也能为另一个人解决类似的问题，对人类来说，这些方法才具有共同意义，也是可以分享的。即使是天才，也只能用他所产生的了不起的社会作用来定义。只有人们认为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人，人们才会将他称为天才。由此可见，生命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说的不是职业动机，无论是做什么职业的，都不在讨论范围内，我们只注重成就。能够成功解决人类生活中种种问题的人，本身也表明了他知道生命的意义是让别人产生兴趣然后相互合作，在社会利益的指引下，认真地做每一件事。如果遇到困难，他会选择用不和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克服。对很多人来说，这很可能是一种新观点。他们也许会怀疑，生命的意义真的应该是奉献、让别人产生兴趣和互助合作吗？也许他们还会问：“那我们又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呢？如果总是考虑别人，一味地为别人奉献自己，难道不会累吗？难道不痛苦吗？倘若一个人想要自我发展，再怎么着也该为自己考虑下吧？我们难道不应该学会保护自身的利益或优化自己的个性吗？”
这类观点看起来好像正确，但事实上却大错特错。为了保护自己、优化自己，就得考虑自己这一问题，本身是个伪命题。如果一个人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别人有所贡献，他的情感也指向这个目标的话，自然会把人格塑造成一种对他人、对社会都有贡献的理想状态。他会根据目标调整自己，会根据自己的社会感来训练自己，他会在练习中获得各种能力和技巧。只要认清了目标，学习实现目标的能力和技巧，就是极自然的事情了。为了解决生命中的三大问题，他会不断地充实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以爱情与婚姻为例，如果我们深爱着自己的伴侣，致力于丰富伴侣的生活，我们就会竭尽全力去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华。没有奉献目标却想凭空发展自己个性的装腔作势，只会徒增烦扰罢了。另外一点足以证明奉献与合作才是生命真谛的是审视遗产。你从祖先留下的遗产里看到了什么？只是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如他们开发过的土地，建造的公路和建筑物吗？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以及我们处理生活问题的技能，无一不是祖先将生活经验互相交流的成果。而这些成果，都是为人类幸福做出过贡献的人留下来的，而另一些人，那些不懂得合作和奉献的人，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那些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已经彻底死亡，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他们的生命是如此苍白无力，连地球也似乎在对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连你所抱持的价值观念，都不会有未来。你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快点儿消失吧！”
对于生命意义不是合作和奉献的人，我们可以确定：“你一无是处，没人需要你，请你走开！”当然，我们会在现代的社会文化中看到许多不完美之处；一旦发现了弊病，就应该致力于改变它，但这种改变必须以为人类谋取更多的福利为前提。
在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一真相且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到处都是。他们深深地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对全人类感兴趣，并愿意与他人合作，为我们的社会做出贡献。为此，他们努力地培养着自己的爱心和对社会的兴趣。
所有宗教都关注拯世救人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伟大运动，也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即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但是宗教的真实内涵，却由于各种原因经常被曲解；除非宗教能更直接地致力于增加社会利益的工作，否则，我们很难看出它们能在增加社会利益方面做多少贡献。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也许科学比政治、宗教等其他运动都更有成就，也更能让人类了解生命的意义。
虽然我们在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但我们的目标却始终是一致的——增加对别人及社会的兴趣，促进合作，为人类做出贡献。正面的生命意义是我们事业的守护神，而错误的生命意义却是附着于身上的恶魔。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这些问题：生命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彼此之间有哪些不同？出现重大错误应当如何纠正？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心理学研究里的问题，心理学之所以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是因为它能通过了解“意义”以及“意义”对人类行为和未来的影响，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从出生那天起，我们就在摸索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即使是婴儿，也设法估定自己的力量，努力判断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全部生活里所占的比重。到五岁时，孩子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以此模式解决问题和进行工作。这时期的孩子已经具有了深刻而持久的观念，如“对这个世界和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他会用一套已经固定的先验知觉来观察世界：经验在形成之前，已被预先做了解释，而解释又是基于他给生命赋予的意义而进行的，即使错得一塌糊涂，即使因此形成的为人处世的方式会不断地给他带来不幸和痛苦，他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行为模式。
只有重新审视导致错误解释的环境，找出产生谬误的根源，并修正整套先验知觉，才能将错误的生命意义矫正过来。在少数情况下，个体也许会因为错误行为模式所导致的糟糕结果，而被迫修正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定义，且靠着自己的能力成功地改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压力，如果他不知道再这样我行我素下去会自取灭亡，他一定不会改变自己。很多时候，对错误行为模式的修正，大部分人都需要借助某些心理学专家，他们了解每个人行为模式错误的根源，能给出一种较为合理的人生指导。
人对生命意义的定义并非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是我们自己对环境意义的定义，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自己，我们对经验的意义的定义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自己。但是，我们很容易犯这样一个错误：因为经历过某些特殊的事件，于是把这些特殊事件的经验，当成自己未来生活的基础。这一错误尤其容易发生在童年，大部分失败者都是童年不幸而导致了人格残疾。因为在婴儿时期患过重病或先后天因素而导致身体器官产生严重缺陷的孩子，心理上的负担会非常重，他们很难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除非有亲人关爱他们，愿意帮他们把注意力从自身转移到他人身上，不然，他们大都只关心自己的感觉。且不难预见，此后他们还会因和周围人比较而无限自卑。同伴的怜悯、揶揄或对他们的逃避，都会加深他们的自卑感。环境中的任何反应，都有可能让他们只关注自己，他们也因此被边缘化，不愿成为社会上的重要人物。
童年的伤害会被给予完全不同的定义，而不同的人也会对生命意义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只有一个人的不愉快经历将来能对他有所启发，他才会念念不忘。一些人会想：“我们要努力改变这么让人痛苦的情况，要让孩子在更好的条件下成长。”另一些经历相似的人会觉得：“生活真不公平，世界这样对待我，我为何要善待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父母一谈起孩子就说：“我们小时候也受尽了苦，你吃这点苦算什么……”还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童年被如此残忍地虐待过，所以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有原因的……”这三种人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会表现在行为上，除非他们改变自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否则他们绝不会改变其行为模式。
这就是个体心理学与童年伤害论分道扬镳的原因：经历绝不是成败的唯一原因。经历的冲击并不能真正地伤害我们，所谓的“创伤”只会让我们知道自己更需要什么。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经历，但可以决定那些经历的意义。
身体缺陷
我想，因研究器官有缺陷或内分泌异常的孩子而面临困扰的，我大概是第一个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虽然已经有一些进步，但它的发展趋势却并不是我想看到的。我一直想找寻的答案，不是能够证明失败的责任在于遗传或有体征缺陷的证据，而是寻找可以克服这种困难的方法，器官缺陷并不是生活模式错误的借口。
我们找不出内分泌腺异常问题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但却经常可以看到克服了自身困扰的孩子，且在克服困难时，还培养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才能。所以，个体心理学并不鼓吹优生选择论，很多出类拔萃的人，对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都有某些生理缺陷，他们身体不好，有的人甚至英年早逝，但他们却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体征缺陷的抗争让他们更加坚强，也让他们一路向前时更加勇敢。如果只关注他们的体征缺陷，我们是无法判断他们的心灵将是朝好方向还是坏方向发展的。但事实证明，很多有体征或内分泌缺陷的孩子，都没有被真正地善待过，没人愿意理解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变得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因为生理缺陷而童年不幸的孩子，成人后更多的是失败者。
放纵与冷落
另一种扭曲生命意义的原因，是娇纵孩子、宠溺孩子。被娇宠的孩子会习惯性地希望别人把自己的愿望当成法律，不必努力便能成为宇宙中心。而且，他们还会认为自己的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当他们进入一个不以他们为中心的环境里，发现大家都不以照顾他们的感受为主要目标时，就会因失落而十分愤怒，觉得世界亏待了自己。他们习惯了只取不予，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其他与人相处的方式。总是被服侍的他们丧失了独立性，他们不知道自己也是能做一些事情的。一旦遇到问题，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别人帮助。
他们天真地以为，如果自己能重新成为众人的中心，假如可以强迫别人承认他们更特殊的优越性，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被宠坏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成为社会中最危险的分子。有些人会严重失去善良的能力，以好意之名，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以获取控制他人的机会，但在日常事务上，却暗中打击有合作精神的正常人。有些人更疯狂，会更公开地反叛，一旦得不到他们习以为常的谄媚和顺从时，就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们认为社会充满了敌意，所以才竭尽全力报复整个社会。假如社会真的不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事经常发生），他们会把这种不喜欢当成他们被亏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为什么总是没有效果的原因——惩罚除了给他们强化“别人都反对我”的信念外，一点效果都没有。无论是暗中破坏，还是公开反叛，无论是以柔术驾驭别人，还是以暴力实施报复，被宠坏的孩子在本质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事实上，有许多人先后使用过这两种不同的办法，但他们的目的却没有变过。他们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独占鳌头，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后，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只要继续固执己见，那么，他们的每一种选择都是错误的。
第三种容易扭曲生命意义的情况，发生在被冷落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从来不知爱与合作为何物，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里，没有对友善力量的考虑。不难理解，如果他们遭遇到什么问题，会习惯性地高估里面的困难，低估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低估别人的帮助意愿以及友善。社会曾经很冷漠，所以他们误以为社会永远是冷漠的，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通过付出友善和利益，来赢得自己想要的感情和尊敬。他不但怀疑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其实，任何经历都不应该泯灭我们对可靠感情的渴望。
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孩子感觉她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然后，把这种信任感扩大，直至让孩子相信，身边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找到一种安全边际。如果这项工作——获得孩子的感情、兴趣和合作——失败了，那么，孩子就很难培养出社会兴趣来，也很难对伙伴产生友好之感。每个人都有关注别人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必须被启发、被磨炼，否则这种能力就会被消灭。一个完全被冷落、被憎恨或被排斥的孩子，会很喜欢孤单，不喜欢和别人交往，不懂得活在社会里就要重视团结合作，也不会关心能有利于他和别人的共同生活的任何事物。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孤零零的一个人面对一切，结果只有迅速死掉。一个孩子，只要度过了婴儿期，便说明他还是得到了某些照顾和关怀。因此，我们讨论的不是完全被冷落的孩子，而是得到的照顾比一般人少的或只在某些方面被冷落，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的孩子。
总之，被冷落的孩子肯定没有找到值得相信的人。悲哀的是，很多生活中的失败者，都是孤儿或私生子。一般情况下，这类孩子就算得上被冷落的孩子。
体征缺陷、被娇纵、被冷落这三种情况，最容易扭曲对生命意义的定义。在这三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几乎都需要通过帮助，才能修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只能在别人帮助下，才能重新定义生活。假如我们真正关心他们，也曾在这方面下过功夫，那么，我们就能从他们做的每件事情中，看出他们对生命意义定义理解的改变。
梦与早期记忆
可以确定的是，做梦和联想对于了解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定义很有帮助。因为无论是做梦时，还是清醒时，一个人的性格总是不变的，不过，梦中社会压力较轻，性格可以不经过防卫和隐瞒就表现出来。但要了解一个人对自己和生命意义的定义，最有用的还是他的记忆。每种记忆都是某些值得回忆的事的代表，无论能想起的事是多么少。某些事之所以能被想起，是因为这些事在他生活中占的分量足够大。这些记忆告诉他“这是你应该得到的东西”或“这是你应该躲避的东西”或“这就是你的生活”。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记忆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值得纪念的。童年早期的记忆尤其有用，这能说明他特殊的生活模式已存在多久了，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有了现在的生活态度。最早的记忆之所以很重要，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一个人对自身和环境的基本估计都包含在里面，他的外貌、他对自己最初的概念，以及别人对他的要求等，第一次综合起来评价了；第二，早期记忆是他记录自己的开始，也是个人主观意识的起点。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让一个人感觉脆弱不安的环境，与让他感觉自身强大、拥有安全感的环境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至于一个人的最早记忆究竟是不是他所能记起的第一件事，或他的记忆是否合乎实情，于心理学目的来说并不重要。
记忆的重要之处，在于被“当作”何物、被理解成什么以及它们对现在和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举几个关于最初记忆的例子，就能看出它们是如何影响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定义的。“咖啡壶掉在桌子上，把我烫伤了，这就是生活！”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发现，以这种方式开始自述的女孩，往往无法摆脱孤独感和无助感，所以会习惯性地高估生活里的危险和困难。假如她抱怨别人没有照顾好她的话，不必惊讶，因为从她的自述中可以看出，肯定有人非常粗心大意，才会让一个婴儿遭遇这么严重的伤害！另一个学生类似的记忆是：“我三岁的时候从婴儿车里摔下来过。”伴随着这最初的记忆，是没完没了的噩梦：“世界末日已经到了，午夜醒来，我发现天空被火照得通红。天上的星辰纷纷往下坠，我们的地球将和另一个星球相撞。可是，在撞毁之前，我又醒过来了。”我问这个学生是否害怕什么时，他说：“我怕我无法获得成功。”最初的记忆和反复出现的噩梦使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使得他极度害怕失败和灾难。
一个因为夜晚尿床而不断和母亲吵架的十二岁男孩，被带到医院来的时候，说起他的最初记忆：“妈咪以为我丢失了。她很恐惧，跑到街上大呼小叫，其实，我一直藏在屋子里的橱柜中。”我们可以从这个记忆里看到一种臆测：“生命的意义是用找麻烦来赢得关心，获取安全感的方法就是欺骗。你既然不关心我，让我很难过，那我就骗你们，也让你们难过。”尿床也是他使自己成为关注焦点的策略。他母亲表现出的焦虑和紧张，更加强化了他对生命意义的偏见。他认为，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危险，如此令人不安，只有别人担心他、关注他，他才觉得安全。他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让自己相信：如果他需要保护，别人还是会来保护他。
一个三十五岁女性的最初记忆是这样的：“三岁那一年，有一次，我独自一人走进了黑暗的地窖。下楼梯时，比我大一点儿的堂兄也打开门跟着我走了下来，我被他吓了一大跳。”从她的记忆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可能很孤僻，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游玩，尤其不喜欢和异性伙伴一起玩。我猜她是独生女，结果猜对了。虽然已经三十五岁了，但她还是没有结婚。接下来的谈话可以看出她的社会感是怎么发展的：“我还记得妈妈让我推过小表妹的婴儿车。”我们不难发现，她只有和比自己弱小的人在一起时才自在，而且她十分依赖母亲。一个家庭的最佳教育方式就是，让年龄稍大的孩子照看弟弟妹妹，这样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也会让他们关心新成员，为家庭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能使其成为他们的一种自愿行为，哥哥姐姐就不会认为弟弟妹妹的出生让父母忽略了自己，也不会讨厌弟弟妹妹。
喜欢和别人在一起，并不是真正关心别人的证据。一个被问及最初记忆的女孩说道：“我跟姐姐经常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游玩。”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她还是很渴望群体合作的，所以才慢慢地学习与人交往的艺术，但当她提起最害怕的事时，却说：“我怕别人都不理我。”我们看出了她的挣扎，这是个缺乏独立性的女孩，与人交往并不是因为关心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没有被遗弃感。
只要真正了解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定义，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了解他们的性格。常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这句话说得不对，只有那些并不了解自己为何如此定义生活的人，才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如果找不到导致生命意义定义错误的根源，任何交流或治疗，都不会有效果。修正自己错误价值观的唯一办法，就是培养他们与社会合作、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
合作的重要性
防止精神异常倾向的唯一途径是合作。因此，让孩子学会与他人合作，让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或游戏中，学会处理自己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无论干涉孩子什么样的社交，都会导致不良后果。比如，在家中被宠坏了的孩子是非常自私的，这种自私的性格会被他们带到学校里。他们只喜欢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要让他们对其他课程感兴趣，除非让他们觉得可以得到老师格外的宠爱。年纪越大，缺乏合作精神导致的不良后果就会越明显。如果一个人对人生意义的定义是错的，他便不会承担自己的责任、发展自己的独立性，也因此没了面对人生挫折和困难的能力。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成年人在童年时养成的性格缺点而责备他，如果他因此受挫，我们也只能帮他想办法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考好地理，也不能期待一个没有学过人际合作的孩子懂得如何与他人合作。但是，解决任何生活问题，都需要与他人合作。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以人类发展为前提，以为社会谋求福祉为前提。只有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我们才能勇敢地去面对困难，才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
如果老师、家长和心理学家都知道孩子会对人生意义犯认知错误，那么遇到问题时，我们就该告诉他们，要不断努力克服困难或解决问题，而不是将责任推给别人，用抱怨或诉苦的方式博取别人的关怀或同情，也不能因为感觉丢脸而自暴自弃。我们应该说：“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处理好。我们是自己的主人，破旧立新的事，要是自己都不做还能指望谁做！”只要他们不再重复相同的错误，社会感欠缺的孩子也会认识到自身的能力，发现人生的机遇。面对困难时，不会再逃避、推脱责任或者寻找不合常规的捷径，也不再要求他人给予特殊的照顾和帮助，不会因为感觉没面子而自暴自弃。假如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都非常合作地对待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永远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