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异类之脑:解码天才与恶魔的行动、思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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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颞叶癫痫:或许是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的唯一病理机制

极少有科学家能开创一场革命。然而,19世纪60年代的布罗卡与19世纪70年代的威尔尼克,都推动了失语症的革命。大多数推进某个领域发展的人,都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抗前辈,摧毁过往;他们也理应与同时代人意见相悖,搅乱局面。通常情况下,一个领域越是秩序井然,就越是死气沉沉。

——诺曼·格施温德(Norman Geschwind)

人的灵魂在哪里?自从时间伊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众多智者、先知和哲学家。希伯来人认为灵魂和情感位于腹部;而古希腊人则认为人的体液(情感)位于横膈膜之下,而气(心灵)则位于横膈膜之上。至于脑,古希腊人认为它只是把双耳分开的物件,不过就是些“装在头颅里的东西”。这些观点导致在此后的上千年里,人们对脑的研究都很有限。

然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了。莎士比亚把脑称为“被某些人认为是灵魂的脆弱居室”。达·芬奇的思维极为活跃,探索涉猎科学的多个领域。作为先驱者,他解剖了脑,并开发了一种将蜡注入脑中的巧妙方法,从而展示了脑室的轮廓结构。他认为,灵魂的主要成分就处在脑室之中。直到启蒙运动,人们才开始认为,灵魂源自脑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几乎无法彻底解决问题。为了摆脱教会对身体摇摇欲坠的控制,人们必须发明二元论。此时出现的人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法国人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他宣称身体(意指脑)和灵魂是分离的,灵魂位于松果体(Pineal Gland),而松果体是脑中唯一悬置在正中央而独一无二的部分(因此不属于脑的组成部件)。

笛卡尔对松果体的论断很有意思,但并不正确——实际上,松果体只是一个位于大脑下方中心的小腺体。此时,灵魂仍牢牢掌控在神父手中,身体则成为医生和科学家的领地。后来,脑开始逐渐被视为人类的核心所在。早在1658年,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认为思想是由身体的运动产生的——鉴于他在著作《利维坦》(Leviathan)中表现出的对大型鲸类的关注,这一点也不奇怪。16世纪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从希腊语“elektron”(意为“琥珀”)一词中提炼出电“electricity”这个词,还发明出了一种储存静电的方法——莱登瓶(Leyden jars)。莱登瓶类似一种原始的电池。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认为,神经活动是电流体压缩的结果,于是请著名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约翰·亨特(John Hunter)解剖了一条电鳐鱼。1749年,在《机械学说》(Doctrine of Mechanism)中,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把脑的周期性运动描述为一种叠加的振动。他认为,思想来自振动,来自这些物质实体的微妙运动。

人们开始确定,神经系统由这种独特的自然能量——电——操控,并且致力于梳理体内神经的功能。定义神经功能的是来自意大利的伽尔瓦尼(Galvani)。1790年,伽尔瓦尼用莱登瓶刺激青蛙腿部的神经,导致青蛙开始跳跃,证明肌肉收缩随着神经的电刺激而发生。他推测:神经电流是能量传递的原因。

到了18世纪,动物电的概念被转变成磁学理论,这距离弗朗兹·麦斯麦(Franz Mesmer)[9]只有一步之遥,其核心是通过催眠影响神经系统。这也导致了约瑟夫·盖尔(Joseph Gall)的崛起,他相信头骨是根据脑的形态而塑造自己的,因此研究它的外部挫伤很有价值,换而言之,研究头骨上的隆起有助于探索潜藏的人格,这一实践后来被称为颅相学(Phrenology)。

19世纪,通过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查尔斯·谢灵顿等人的不断探索,人们普遍相信脑就像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一样,都通过电传导起作用。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将所有思想和情绪都定位在脑中的趋势,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表示反对。作为一个确诊的疑病症(Hypochondriac)患者,威廉·詹姆斯认为腹部活动是深层情感的前兆。

如今,对神经系统的研究被我们称为神经科学,这一研究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是神经病理学,研究手段是解剖大脑、检查切片,这有助于阐明神经系统疾病,但对精神病治疗几乎无甚帮助。其二,在提奥多·梅纳特(Theodor Meynert)的带领下,神经生理学应运而生,试图通过测量神经组织中的电流来弥合心身差异。梅纳特的信徒、年轻的弗洛伊德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将大量青春耗费在解剖电鳗的性腺上。

1870年后出现了一些重要发展。弗里奇(Fritsch)和希齐格(Hitzig)对普法战争中伤员暴露的脑进行实验,发现刺激脑组织能产生对侧身体的运动。理查德·卡顿(Richard Caton)发现了动物脑中的电活动。此后,刺激脑的研究方法传到了俄罗斯。1913年,俄罗斯神经生理学家普利维茨—涅明斯基(W.W.Prawdicz-Neminski)对一条狗进行了脑电波示踪(称为脑电图描记法),不过他的研究重点仍放在周围神经或个体神经上。

人们虽然觉得这些结果十分有趣,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果对青蛙腿部神经施加电流能让肌肉收缩,那么,我们能通过读取脑电来揭示其秘密吗?问题在于技术难度。在实验室中测量动物单个神经中的电脉冲是一回事,测量活体人脑的放电则是另一回事,这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

1903年,威廉·埃因托芬(Willem Einthoven)发明了心电图描记器(Electrocardiogram,ECG),此时对生理现象的电测量手段达到巅峰。心电图的发明大大刺激了心脏医学和呼吸医学的发展。由于脑太过复杂,研究者对用电测量脑活动的可能性不屑一顾,主要致力于追踪单个神经元。在神经学家开始将行为与特定脑区联系(可以称为大脑定位)起来之前,大脑始终是个不可知的领域。保罗·布洛卡与卡尔·威尔尼克对脑卒中(又称中风)患者的研究表明,语言发展主要依赖于大脑左半球。对这些研究进一步的刺激因素是著名的菲尼亚斯·盖吉(Phineas Gage)事件,这位铁路工人在为铁路线铺设炸药时,不幸在一次爆炸事故中被一根铁棍击穿头颅,破坏了大脑额叶。此后,他虽然保住了性命,性格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从一个敬畏上帝的模范公民变成了无所事事、品行不端的懒汉。这表明,控制力和礼仪都与额叶有关。

1915年后,人们几乎不再进行大脑定位研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8年,诺曼·格施温德的一项研究打破了寂静。格施温德发现,一种被称为颞平面(Planum Temporale)的结构通常在大脑左侧比右侧更大。脑的侧向移位导致大脑左颞枕区(言语中枢)周围显著扩张。脑的偏侧性决定了半球优势,对利手性、智力、言语和特殊技能都有影响。这同样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右利手倾向更强,学习单词更快,大脑发育也更早;相比之下,男性的成年人大脑体积更大,不对称性更强,空间能力更强。对脑的偏侧性的重新关注使得人们开始研究不对称在阅读障碍、利手、精神分裂症和创造力等问题中的作用。格施温德的研究揭示了创造性个体的一系列行为,发现了大脑的特定部分(即边缘系统)在人类情绪、行为和思维中的作用。我们对脑的理解从那时起发生了巨大变化。

格施温德对癫痫人格(Epileptic Personality)的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本书中许多人物的看法。早在圣经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并描述过这一疾病,也加深了对癫痫的污名化。1951,法国神经学家亨利·加斯托(Henri Gastaut)描述了癫痫的一些特征。然而,格施温德关于多写症(Hypergraphia,即过度书写)的论文开启了对格施温德综合征的研究。

格施温德综合征跨越了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的界限,使我们对双相情感障碍(Manic-depressive Illness)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躁狂症、致幻剂状态、可卡因、双相情感障碍和颞叶癫痫都可能导致格施温德综合征。此外,它也可能作为一种正常变异,发生在没有脑部疾病的个体身上。

在颞叶综合征患者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患有格施温德综合征——大概不到10%。由于不会表现出通常意义上的癫痫症状,他们可能是最难偶遇的人,特别是在诊所或医院。研究显示,从古至今,格施温德综合征常出现在幻想家、预言家、神秘主义者、圣徒、艺术家、作家及其他具有创造性的人身上。虽然宗教狂和多写症可能点燃灵感,但也可能带来极端的道德化、迂腐和占有欲。

格施温德谨慎地将该综合征在发病时(发作期)或发作前后(发作间期)的变化区分开来。这种变化包括精神错乱、混乱和自动症(Automatisms)[10]。格施温德综合征是一种出现在癫痫发作期间的状态,由脑颞边缘区神经元不断激发的点燃效应(Kindling)引起。增加的神经元活动会加剧由颞叶边缘区介导的惯常行为。

格施温德综合征是克鲁尔—布西综合征的镜像,前者因颞叶过度激活引起,后者则由颞叶切除手术引发,二者的经典症状正好相反。格施温德综合征表现出对人类某些特性的强化,而这些特性正是最能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部分。

格施温德希望不要将这一问题病理化,将患者描述为存在行为模式问题,而不是人格障碍。格施温德综合征患者的行为主要具有情感性、创造性和精神性;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写症(不可控制的写作冲动)和过度宗教信仰。此外,还有思维的黏性(Viscosity of Thinking)、占有欲、过度道德化、长期的愤怒、性欲缺失或异常,以及无法响应社会线索等特点。这样的行为通常被他人视为有倾向性、冒犯、对抗或分裂。

多写症是格施温德综合征最显著的特征,被定义为喜悦情绪的智能化表达。它较为罕见,大概只占所有格施温德综合征患者中的8%左右。多写症困扰着(也可能是享受,取决于个人观点)许多最多产的作家和艺术家。不过,大多数格施温德综合征患者都是普通人,并非伟大的艺术家、作家、画家和宗教人物。使人产生创造性的不是多写症,而是它对创造性活动的方式和形式的影响。多写症患者坐拥一堆笔记本,每页都充斥着他们对痴迷事物的详细描述,笔迹常常填满所有空白,还伴有绘图。由于细节描述过于累赘重复,缺乏意义,其他人几乎无法阅读这些作品。

许多艺术家和宗教人物表现出格施温德综合征的明显特征,在有才华、有进取心的人身上,多写症和宗教狂可能成为潜在冲动的放大器。多写症不仅表现在写作上,还可能出现在其他图形活动中。一个惊人的例子是艺术家毕加索(Pablo Picasso),他3岁开始画画,一直画到90多岁去世,每天必须画油画、速写、素描或雕塑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毕加索曾经患有癫痫或双相情感障碍等脑部疾病。下文中关于达·芬奇的章节也会提到,他惊人的作品数量,尤其是大量的日记,也证明他有多写症。

在去世前不久的1984年,格施温德写道:“要考察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的病理机制,颞叶癫痫可能是我们发现的唯一原因,所以它带来的行为改变值得特别关注。这种综合征的重要性源自它在临床上的吸引力、发病率以及清晰的生理学范式,能清晰地解释脑改变之后出现的行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