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人见其进，吾见其远
【原文】
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
【译文】
了解事物有两种情况：一般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近处、表面，我能够看到事物更为深远的一面，这就是高明。
【解读】
“明”字是曾国藩在书信中经常给兄弟、儿子们讲述的道理，他把“明”分为两种，一为高明，一为精明。所谓“高明”是说一个人能从站在比他人高、看得比他人远的角度，想问题、办事情，所以他们比一般人要有远见，有先见之明。
许多人误以为成功只要不懈努力就够了，殊不知倘若不能发现事物的规律，没有先见之明，就不可能为随时出现的困难和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准备，进而很少能在机遇降临的时候，把握好近在眼前的成功机会。
历史有许多人们以为的巧合，都是因为人为创造的，创造这样传奇的人往往能够高瞻远瞩，有从细微变化推断事件演变的能力。大家都说乱世出英雄，其实不过是英雄在乱世中抓住了一线成功的机会。
太平天国运动时，从未经历战乱的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一个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接受了朝廷安排的重任。他奉旨帮办湖南团练，在仔细分析形势后，迅速开始组建陆师。在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
当时的清政府固然有水师，但正是水师队伍像一部年久失修、锈迹斑斑的机器，根本无法在战场上发挥杀敌、震慑敌军的作用。尽管如此，在原有水师的基础上组建新水师还是省力的。但曾国藩不想旧瓶换新酒，他认为这样的水师能抵御敌人一时，却不能时时保清政府安然，反倒是从长远地角度看待组建新水师的过程，创建一个可以控制千里长江、水战经历丰富的太平水师相抗衡的队伍，虽然现在艰难，但用的时候必然会游刃有余。
曾国藩开始一步步实施他的计划。从购买民船，改船到自造战舰，购置洋炮，这一路他走得异常艰辛。但是最后他成功了。清政府自此拥有了一支大小战舰三百六十一艘、大小火炮四百七十门，无论技术还是装备都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也正是这支水师，为日后战胜太平军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凭借自己的先见之明，扭转了局势，取得了胜利。
其实，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不能只把目光局限于当前，要放眼于未来，学会高瞻远瞩，有远见才能成大事。
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能预测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预见其可能的结果，能够从一成不变的事情中推测事情的变化，就叫作远见。能够懂得并做得的人，就叫作智者。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个智者，他用自己的远见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要培养自己的远见卓识，首先要增加自己对社会的了解，开阔视野，仔细观察身边的环境、人、事，学会将各种事情联系起来思考，增强逻辑思维，这样就能经常抢在他人之前发现机缘，给自己一个成功的机会。
精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
【原文】
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
【译文】
他人只能看到事物的大概，粗略、明显的一面，而我能够看到事物细微、精细的一面，这就是精明。
【解读】
精明相对于高明来说，如果说高明是从横向看问题的话，那么精明即是纵向看问题。“高明”要求人们想得长远，做得完满；“精明”要求人们想得周到，做得细致。换成通俗的话，所谓精明即是关注细节。
老子曾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它精辟地指出了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从细微之处入手的道理。世界上不论什么事，从最根本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一些细节构成的，在今天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决定成败的必将是微若沙砾的细节。
古往今来胸怀大志的人不计其数，然而真正能够获得成功的人大多不会只做大事，而是十分注重细节。古人说：“不扫一屋，何以扫天下？”成功就在于每一件小事的积累。一个想成功的人如果能够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道路由小至大、踏踏实实地走下去，通常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像陆九渊说的一样，树立大志向的人如果没有朱熹那样锱铢累积的功夫，什么也做不到。
曾国藩多次提到，小事情铸就成功。他说自己治军打仗，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战术，更没有什么神奇的法术，只不过是因为自己能够专门从细小浅显的事情做起，并拥有恒久的坚持。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许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做大事情，而对身边小事情总是处理得不尽如人意。认真对待生活的人从来不会忽视生活中的细节，因为他明白以小见大的道理。成功和失败之间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就是细节，将小事做细，学会在夹缝中找到机会。
对于随手的小事、不重要的细节如果不能够妥善处理，就会影响前途。比如不修边幅、不讲卫生、随便议论、旁若无人地大声说话、迟到早退等。这些问题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很容易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
每个人都想展示自己的不平凡。实际上，把每天工作中的小事做好就是展示自己不平凡的最好机会。商店的售货员将每一件商品擦得干干净净，公交车司机让自己的车保持整洁，书店的营业员把书架上的书摆得整整齐齐，这样的小事，天天坚持下来，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了把细节做得尽善尽美的时候，就是为自己的前途储存了更多的资本。
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重要事情，每一次行动都可能会预见到最终的结果。成功和失败往往就相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千万不能忽略小事和细节，从小事上入手，在细节上用功，方能步步为营，取得预期的成果。
比如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注意遣词用句的小细节，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只言片语的不注意就可能造成误会，不留意的小玩笑可能就会被对方视为侮辱。
聆听对方时，注意手上不要有小动作，不停玩弄小物件表明你没有全神贯注地听对方的话，很容易令对方不满。
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具备一种科学的精神和踏踏实实把细节做透的态度，这样才更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势。所以说，成功之道无他法，唯有把事情做细，把细节做透才是最佳途径。
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
【原文】
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
【译文】
人之所以高明，是因其来自天赋资质，而人之所以精明，是因其来自真才实学，有学问。
【解读】
什么是成功的基石？一千个人会给你一千个不同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中一定有一些是重叠的。那些成功人士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往往会谈他们怎样由一贫如洗变成百万富翁，怎么从一文不值变成众人崇拜。但是无论他们的经历如何多姿多彩，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因为他们有先见之明，才取得了成功。
见识，其实是一个人成功所必需的素质之一。它要求做到明晓大体，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看似很难做到，其实并不是这样，要做一个有识之士并非难事，每个人在出生起就被赋予了发现的双眼，如能够善加利用，就可以成为一个善于观察、分析的人。
曾国藩认为要做一个有识之士，就要做到一个字“明”。这个字既是光明的明，也是明白的明。对于一个“明”字，曾国藩在不同的方面赋予它许多不同的含义。
作为一个官员，“明”要求在治国上就必须为百姓负责，要做到公正严明。
“明”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则要求聪明机敏、明哲保身。
“明”在鉴别选优人才上，要求要善于识人，更要善于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合适的职位上。
最重要的一点，“明”在个人的修身养性上，要求有自知之明，要懂得安时处顺。
简单地说，要想做个有见识的人，有两个步骤：
首先，要学会认识你自己。一个连自己都看不清的人，怎么能够参透人性，豁达于世？怎么能够从细微之处推断未来的发展？
其次，在认识自己之后，就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试着运用最适宜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做到了前两点，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远见卓识，更能够顺势而为，取得成功。
曾国藩认为，“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那些天纵英才，有着聪颖过人的高明的见识，而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和历练来获得精明的眼光和睿智的见解。
曾国藩自认天资愚钝，所以十分重视后天的学习，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我们读书只为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品德修养，讲究追求诚正修齐的道路，用来弥补天生不具备的品行；还能够借助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拼搏进取。”
对于曾国藩而言，读书是实现自己志向的工具，弥补自己不足的帮手，更是认识世界，了解时弊，学习国家最需要的知识的方法。曾国藩的一生都与书为伴，甚至到临终之时仍然在不懈地学习着。正是因为曾国藩勤奋好学的做法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自年轻时就有着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对于时局有着独特的看法和见解。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由于时局动荡，随时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帝为渡难关，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有志之士都应诏陈言，直谏流弊。曾国藩也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他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清王朝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生疾苦与军事外交。
曾国藩目睹紧张的局势，上书多篇，从不同的方面切入问题，每一个问题他都能够详细指出病因所在和解决方法。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的财政不足；一个是军队的涣散。然而这两方面并不是彼此孤立的。曾国藩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案很简单，就是先节饷，在对军队进行强化训练，对士兵进行筛选。为了说服皇上，他列出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更是有见识地提出“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除了奏折之外，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心在他的家书日记中每每展现，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这类的话，数不胜数。他一心关心国家，为使苍生免受战乱之苦不惜死而后已，其忠诚爱国昭然可见，作为一个有识之士，首先要看得清自己，其次才能够推及他人，甚至人生。所以曾国藩十分重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知识广度。一个“明”自既简单也困难，不过如果能够做到肯努力坚持，细心地从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学习领会，做个生活的有心人，渐渐地就能成为一个“明”人了。
要做一个“明”人，可以尝试以下几点：
第一，勤于学习，培养自己的分析、思维和处理信息资料的能力。
第二，关注时势，随时关心可能影响到自己的一切大事小情。
第三，勤于思考，对于自己观察到的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并据此判断于己最有利的下一步行动。
第四，行动时要关注周围人的反馈，并据此随时进行适当调整。
同时，做事要铭记曾国藩提倡的“明”，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懂得理性地思考，不以力量上的强大来赢得尊重，尽量用柔的一面去对待别人的咄咄逼人，这样的人更能在将来胜任大事。
心中先极明，而后口中可断
【原文】
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
【译文】
总之，必须在心中对事物特别明了，然后才能在言语上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
【解读】
孔子在《论语·季氏》里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不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该说话的时候说了，叫作急躁；二是应该说话的时候却不说，叫作隐瞒；三是不看对方的脸色变化，贸然信口开河，叫作闭着眼睛瞎说。
这三种毛病都是没有做到“心中先极明，而后口中可断”。曾国藩认为，心里没有没有想明白，就先在嘴巴里把没有经过深思的话放了出去，是鲁莽，是不“明”；反之心里先想明白了，知道了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句话该拐弯说，才是“明”。而要达到这种明，实际上不过是把握话机罢了。
说话是双方的交流，不是一个人的单方面行为，它要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如说话对象、周边环境、说话时间等等，所以说话要把握时机。如果该说的时候不说，时境转瞬即逝，便失去了成功的机会。同样，如不顾说话对象的心态，不注意周边的环境气氛，不到说话的火候却急于抢着说，很可能引起对方的误解。如果信口开河，乱说一通，后果就更加严重。所以掌握好说话时机是相当重要的。
没有掌握最恰当的时机说话，不论话的内容有多么精彩，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很难使对方接受你的意思。这就犹如一个有着强健体魄、良好技艺的棒球运动员，没有掌握好击球的瞬间，结果挥棒便只能落空。
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
【原文】
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
【译文】
当别人毁谤或者赞誉你的时候，应当仔细斟酌辨别是真是假。
【解读】
毁，指的是那些重伤他人的流言蜚语，誉，指的是那些奉承他人的甜言蜜语。前者因为是难听的，所以人们难以接受；后者因为好听，所以欣然接受。可是和流言飞语相比，经过伪饰的甜言蜜语所具有的杀伤力毫不逊色。
孔子曾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所谓巧言就是别人恭维的话、浮夸的空话。这样说话会让语言变得很动听，容易让人听得进去，但它就像包着糖衣的毒药，舔起来很甜，吃下去却必死无疑。一旦听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便会搅乱曾经坚守的道德，毁了人生的格局。所以有人说“要远离那些一开始就对你阿谀奉承的人，因为当他无法在你这里达到他个人的目的时，会以十倍于恭维的口水来沾污你。”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巧言乱德呢？不是敌人而是我们最偏信的人。中国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做事业或做人，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不太注意最浅近之处，和偏信亲近的人……也不是左右的人有意整垮你，而是他们无意犯一个错误，或太多的错误，结果却帮你拆垮了台。”事实上无意犯下的错误是他人和自身共同促成的一个局。
一方面，自身修养不到家，心境漂浮，才容易上恭维的当，而且即使上了当，自己也不会察觉。
另一方面，身边的人摸透了上司的好恶，专拣好听的说，赢得了上司的好感和信任，进而日甚一日地增加巧言的甜腻度，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俗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自身有缺陷，就别怪别人抓住不放。所以曾国藩提醒我们留心毁誉的来袭，不好听的话，只要不属实，且让它说去，反正嘴巴长在他们脸上；好听话，虽然听着心里舒服，有成就感、满足感，也要仔细研究其真伪虚实，当心被人家捧坏了、捧高了之后，重重地摔下来。
“君子以心而导耳目，小心以耳目导心。”被毁誉伤害的原因，离不开自身的浮躁，所以，研核毁誉真伪的具体过程还得从心开始。首须注重正心的自养，戒慎于偏信耳目的不当。自养正心，不偏听耳目巧言，需要领导者严格要求自己，即使做到了领导的位置，或者有所成就，也要回归真诚、自谦的平实境界。这虽然很难，但南怀瑾先生劝勉说：“自己如果克服不了自己，而想征服天下，是不可能的事。”
有了平静的自心，还要修炼超脱毁誉的定心。世间没有人不遭受辱骂的，而且地位越高、名气越大就越容易遭毁。这就是所谓的“谤随名高”。但是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如果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这中间一定有原因，有问题。听的人必须要清楚：巧言是誉，但是巧言乱德便是毁。所以听毁人或誉人的话，自己不要立下断语，更不要自矜而飘飘然。
总的来说，巧言也好，毁誉也罢，结局如何全看领导自心，正像曾国藩的一首诗中所说：“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任何人的一生都是毁誉相伴，但是世间的是非评判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这一头，少了那一边，加减乘除，总有算不清的账。但是做领导的随毁誉而变动，太过偏信巧言，总归是无益于事业进展的。
能明而断是英断，不明而断是武断
【原文】
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
【译文】
能够明白了解事物，然后再作判断，这叫作英明果断，不明白了解事物，就作出判断，这就叫作武断。
【解读】
人们常说不可鲁莽行事，事实证明在没有弄清情况之下，仓促地下决定是不明智的。曾国藩所言“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即是在告诉人们只有在明确地了解事物之后，才可能作出明确的判断。曾国藩把这种经过反复推敲而慎重得出的结论，叫作“英断”，反之，不明就里前草率、鲁莽地下决断即是“武断”。
大凡英明的领导、有勇有谋的强者，大都是常做英断，而少做强断的人；而大凡莽汗、草夫则是常做强断，而少做英断的人。人们常希望自己可以变强，或是做什么事情来证明自己很强，但是要想“强”则必须要有“明”的头脑，“明”的铺垫。有了这种头脑和铺垫的强者，才是“明强”的人。
曾国藩赞赏的明强之人，明白何时该强何时不该强，在明确地了解强的坏处之后，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化解各类问题，说简单点，强者的明，就是懂得在嘴上服软。古代的文臣武将中，一些人明明有实力做到更高、更显赫的位置，可当皇帝要给他们封赏时，他们谦怀以对，嘴上说自己不能胜任，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活得长久些找退路。
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范蠡，功成名就，是不容置疑的强者，可是他明白“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于是在帮助勾践灭吴之后就果断地放弃了上将军的头衔以及其所带来的好处，选择了退隐江湖，改头换面，不问世事，最后在父兄的共同努力之下获得了巨额财富，成为富甲一方的有名之人。他在齐国仗义疏才，施善乡梓，深受齐人的尊敬与爱戴。
这种主动的退让看似是放弃权贵的傻事，其实是以退为进的明断，是一种迂回而胜的强。范蠡在富甲一方，被人尊为“商圣”之后，他不为财富所累，散尽钱财，云游他方，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就是说的范蠡的处事智慧，“闲行以去，止于陶”，他自己从事农作，经营商业，却不靠着财富给自己打造不容人进犯的金色铠甲，反如陶渊明般乐享晚年生活。
范蠡的每一项决定可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考虑到自己的尊荣名利可能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祸害，于是他在鼎盛时期毅然决定辞官归隐。考虑到财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机，而主动放下，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非常明智的，文种的下场就是很好的证明。
文种与范蠡共同为勾践的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但是文种并非如范蠡一样急流勇退，而是接受越国的荣华富贵，结果却是被勾践残害。范蠡的这种对待名利的处事方法就是所谓的“明强”，他清楚地知道何时该强，何时需要示弱，于是他得到了一个安稳平和的晚年。
为人有时候是需要强硬的，曾国藩说尤其是行军打仗、治军带人，手段不强硬是练不出好兵的。可是人生不是兵营训练场，不失生死不定的沙场，一味地强，不懂得在嘴上服软，常做武断，反而会让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他始终认为“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不经大脑过滤说狠话、说狂妄的话，表面上成了一时之强，实质上是为将来受人报复埋下了让自己屈服的祸根。反而是常做英断的人，对自己的决定左右权衡，该放手的时候不留恋，该争取的时候不犹豫，反而是建立在“明”上面的强。所以“强”要以“明”为基础，明白何时该强何时该弱的道理，只有做到这样才是真正的“强”，真正地使人信服。
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
【原文】
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
【译文】
只凭主观对自己的事情做判断，所造成的危害还不算大；主观臆断别人的事情，那么，招致的怨恨就实在深了。
【解读】
曾国藩经常在家信中对子弟说：欲成大事，“明强”为本。明与强各有指代，明，即智；强，即勇。明强，即为有智有勇，有智的同时有勇，是曾国藩所认同的。而“武断”虽为“强”的一种，却因为没有“智”，变成了一种蛮干、断想，是为曾国藩所不认可的。
他认为一个人在自己的事情上武断，不至于造成大的危害，如果在他人的事情上武断，不仅会给他人造成伤害，还会给自己招来怨恨。那么如何能做到不武断呢？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要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知道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用智比用力要好，武断就是只用力不用智的莽夫之举。有些时候用智并不是妥协，也不是低头，而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不急于下定论，不一味横冲直撞，先适当把语气放缓，给他人解释、改善的空间，也给自己作进一步了解、调查的时间。等到双方都尽了各自的努力，一方作了解释，一方作了细查，然后再坐下来商谈，才不至于武断他人事，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当年子路问老师孔子什么是强，孔子解释说，强分两种，南方的强和北方的强。所谓南方的强，即是以宽容之心给他人空间，以柔和语气给他人教育和理解，即使面对蛮横的态度也能像打太极一般，以柔克刚。所谓北方的强，是说勇士一般的硬碰硬，哪怕以死亡相威胁也面不改色。依照孔子的理论，曾国藩不提倡的武断是一种北方的强，虽然显得威风、干脆，却难免一日鲁莽。相反不武断他人事、个人事，即是一种南方的强，是君子的强。
暂时不用强，但是心里却在一直坚持不屈服不顺从。比如说遇到了困难，“明”能让人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而不是一味用强去横冲直撞，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是障碍越来越多，困难越来越难，越来越不易度过。
曾国藩主张“思必明，柔必强”，下论断前，先思考，准备出手时，先想一下宽容以对是不是比针尖对麦芒更有效果，等这些考虑成熟了，在把自己的决定说出来，是不武断，是明强。他这样自我警示，也这样教育自己的兄弟。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一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讲，强字必须从明字做起，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即是匹夫之勇。要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曾国藩跟弟弟解释说自己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下定论。
当时曾国藩在朝中正是处于得势的时候，如果气焰嚣张，言语放肆，一方面会让人觉得自己难以接近、恃宠而骄，另一方面还会给他人留下把柄，不利于仕途长久发展。由此来看，曾国藩主张强，并不是让人争强好胜，嘴上不饶人，行为上也不给人台阶，而是要人不迁就、不盲动，要有主见，有宽怀。
人生在世，要做到真正的强者，就要用“明”来约束自己，不要妄下定论，要做到“明强”才是真正的强者。像曾国藩一样有坚持不懈的拼劲，有忍辱负重的忍劲，有坚持到底的恒劲，又有明智的头脑的人，不成为强者是不可能的。当别人向自己说些什么的时候，耳朵要听，心思要动，切不可轻易被他人的话机误导，轻易说出未经深思熟虑的话。
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原文】
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译文】
只有谦虚退让，并且不愿意轻易做决断的人，是最能够保住福分的。
【解读】
古代学者强调谦者为尊、弱者为强，意思是谦虚的人会得到他人的尊敬，真正的强者往往会掩盖其自身的本领，向外人示弱。不过示弱不代表真弱，相反它是一种真强。看似强硬的不代表真强，反而是一种外强中干。那么什么是真强呢？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能自强，却不盲目自强，而且能结合一定的条件和场合，不失原则的同时表现谦逊，才是真强。引申出来的意思便是要想强者，先学会谦虚待人。
有一位名人曾说过：“人要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气。”所谓的傲骨便是坚持孟子的集义、曾子的从自我反省，这是曾国藩所提倡的；而傲气的人则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等人，他们的强是目无一切、盛气凌人，为了一己私利，所以都没有获得好下场。
历史上，强调“明强”，用谦虚谨慎的方式为人处世的例子有很多。
唐顺宗在当太子时亦好壮语，恍然以天下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常会遭父皇的猜忌而被废黜。
一日太子对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但王叔文却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
太子听得如雷贯耳，立刻闭嘴无言。其父皇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便是“谦虚得来的福分”，也就是他们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过度地显露自己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耳熟能详，尤其是身处官场，又逢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旋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用一时的谦虚退让来保全自己永久的福分。
对于平常人而言，不做官，不必整日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地和领导说话，为领导办事，但是即使平常生活中，与人交往，也应该留心自己的言行中是否流露出了傲气，表现出了蛮强。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喜欢吹牛的人，无论是在乘坐公车还是饭店就餐，无论是社交往来还是商务交流，这些人都会时不时地从我们身边冒出来。他们信口开河，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作为聆听者，我们只能忍受着他们自以为是的行为，虽然表面上懒得和他争论，但心里却是对他们却是不认同的。
与其这般花里胡哨地做人，不如把心气放平，谦下待人。只要自己的实力够硬，即使自己不夸耀，别人也会由衷赞赏的。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强者，都不自称自己是强者，他们心中都有自知之明，表现谦虚，办事漂亮，反而让别人替自己刻上了强者的标签。
在自修处求强，不可在胜人处求强
【原文】
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
【译文】
所以，我们在需要自我修行的地方追求强盛是可以的，但是，在比别人优胜的方面上寻求强盛是不可取。
【解读】
中国自古就有自立自强的传统，这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无论什么民族，无论贫富，自强的人总是受人敬重。而对于一个人来说，追求自身的强大也是大多数人自己的要求。但追求自强的方面涉及很多，有人追求在衣着上强于别人，有人追求在饮食营养上强于别人，有人追求在自身修养上有所坚持……不同的目的性造成了初衷的差异，而过程的复杂多变也给追求带来了不同的结局和形式。
有的人在追求所想的时候，总是左顾右盼，看看别人有没有超过自己，看看自己有哪些别人没有的，或者没有哪些别人拥有的。
可是，像这样在比较中追求，容易让人产生依赖的捷径机巧之心、中途改动的动摇之心、攀比的虚荣心，而这些人反而会分散人们求强的精力。一般来说，“气人有笑人无”的心态是一种枉费人生的行为，这种在别人优势的地方寻求强盛正是自己弱点的表现。
所以，当人们发现自己技不如人的时候，抱怨与怪罪只会为自己的无知和浅显平添砝码，过分地求助于别人也会让他者白眼相对。所以，身存一份短，心生一份长，用内心的勇气去面对的外在的不足，不管是金钱、地位还是其他，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也许正是别人梦寐以求的。
曾国藩在刚刚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吉士之时，过着清贫的生活。当时清朝官吏的俸禄很低，连一个官员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很好地维持。曾国藩身为家中长男理应孝敬父母，身为长兄更要救济自己的子弟，但面对微薄的俸禄，他有时候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藏下心中深深的愧疚。
为了维持生计，他也试过向别人借钱，但是借钱的辛酸让他懂得受制于人的感觉，从而更坚定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毕竟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一辈子，真正的大丈夫就应该“贫贱不能移”。他意识到了唯有节俭才能自强。自此他不求在吃食、排场上强于人，不求应酬、寒暄上强于人，只是希求在勤俭上强于人。这种求自强的方式，让他失去了一些朋友，也助他结交不少肝胆相照的知己。
不同于那些吝啬的富人，曾国藩的节俭不是为了敛财，使自己成为富甲一方的有钱人，而是为了在这方面追求自强自立。既然不能在财富上胜过他人，那就在节约上胜过他人，和一个挥霍的富人相比，一个通过节约也能过得衣食无忧的人，也是强者。
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短处，毕竟人无完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求强不过是在求弥补，找到取长补短、不断提升自己的方法，并用这个方法不断精进，使自己的短处不足以限制个人发展，即是在做自强的努力。一个不求个人努力的人，即使在吃穿住用行各个方面强过他人百倍的人，也不会靠自己的能力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与其和别人比这比那，不如像曾国藩所说的“在自修处求强”，发现短处弥补它，发现长处发挥它。
趋事赴公当强矫，争名逐利当谦退
【原文】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译文】
办理事务，处理公事，就应当争强，争夺名利，就应当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就应当强势，看守已定家业，安居乐业，就应该谦虚退让；出门与人应酬，接人待物，就应当坚强，回家和妻子儿女共享天伦之乐，就应该谦让。
【解读】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是曾国藩对何时强何时不强作出的说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处理手边的工作时我们要强，面对名利，不仅不能强，还要表现出谦退的意象。
曾国藩认为，有才之人总希望能够表现自己，在众人面前一展才华，就像孔雀一样，在众人围观之时，骄傲地扬起美丽的羽毛，来展示自己的魅力。殊不知这样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和嫉妒。所以他常说，位高权重之人，对自己的行为就要加倍小心谨慎，对家人的言行也要多加叮嘱，不要有仰仗家中人有权势就目中无人，嚣张跋扈。
翻阅曾国藩写给家人的信件，我们会发现曾国藩对家人这方面的表现格外重视，他会格外叮嘱家人，不要到县衙说公事，说这样不仅会让地方官难做，还会被同僚所鄙视；他多番嘱咐家人，即使家中有事，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要与人打官司，以免被怀疑仗势欺人。
在他眼中，人可以在三方面有出色的成就，即立德、立功、立言。但“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个？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
可见曾国藩在名利方面是有希求的，只是这个希求的程度与他是可以掌控的。诚如他自己所言“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既然名利富贵不是人间必需的物件，那么得到了自是一种幸运，得不到也不失为一种简约。至于如何对待、掌控自己对名利的欲望，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此话意思是说求名利，但不强求名利。名利一旦强求就会起贪心、奢望，会为强求更多而动歪心思。为此他常常告诉兄弟、子侄，要对名利保留一种“半”的心态。拥有名利不享尽，拥有富贵不使尽，怀未满的心去追求，自不会满心名利。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在外建功立业追求功名，在内则安置家业，以图殷实，在这两处都过分的追求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做官之人要想自己的官位保持得长久，必须要明白两个“不”：第一个就是不参与，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要去干预。第二个是不胜任，在别人夸赞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心中不起傲气，不为求取更高的地位而接任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
他常常感叹，“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处高端，无异于游走在危险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兢兢业业的人，有急功近利的人，二者相比，兢兢业业的人虽然在官位高低上不热心，但因为能把手边的事处理得很到位，所以能比较稳定地生活。而那急于在名利事上有所表现的人，反而会不得善终。
为此，曾国藩再三劝导同在官场为官，年轻气盛的弟弟，每晋升一次，就要以十倍的小心来处理事务。小心谨慎地把自己的公事处理好了，即使不主动求取功名，也不会有大的失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虽不至于炙手可热的地位，但至少可以保一家平安。
强自禁制，降伏此心
【原文】
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
【译文】
但是要强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压制住自己的怒火，佛教称这种行为为降龙伏虎。
【解读】
俗话说：苛政猛于虎。就一个人来说，火暴脾气同样比老虎还要凶猛。发脾气是情绪不稳定的表现，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人就容易变得冲动，找不准事情发展的方向，也不能理想地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最好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平息了怒火，冷静了心情，反而比较容易想出最完美的对策。
曾国藩认为，养心之道，必须要去除愤懑、欲望等毒素，“强自禁制，降伏此心”的这番话，是在控制情绪、修习心性方面求自强的表现。修心做人像佛家那般降龙伏虎，在准备发火的时候，将怒气压下来，才能理智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道理虽然说来简单，但是懂得却不容易做到。
好脾气要从一个人的气量和涵养做起，曾国藩曾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里说道：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得多，也就倔强之至，所以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紧随愤怒其后的往往是情绪的失控，曾国藩的亲身经历让他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在为父亲守丧期间，曾国藩因无法实现报复，为国尽忠，心里十分矛盾。心浮气躁的他遇到一点儿小事就迁怒于他的弟弟们。在守丧期间，他和曾国荃、曾国华等人都发生口角，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后来的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不幸遇难，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觉得倘若自己当时不那么容易动怒，和弟弟最后相处的日子里就不会口角频频，可现在无论曾如何自责，也没有机会弥补了。
守丧期间，曾国藩更是心神难安，时常失眠，身体也大不如前。自此之后，他深深了解轻易动怒的坏处。在调节情绪的过程中，方法固然重要，但是保持健康的心态更重要，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宽以待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调节好情绪。怒气是一种能量，如果不加控制，它会泛滥成灾；如果稍加控制，它的破坏性就会大减，如果合理控制，就有可能减少愤怒。
有些错误可能无法避免，纵使懊恼终身也只是惘然。但是有些错误，稍加注意就不会再犯。愤怒就属于这种，要冷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来减少伤害他人的可能性。
人处于盛怒之中往往口不择言，然而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造成的伤害也无法弥补。因此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控制怒气十分重要，否则就容易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正如有个哲人所说：“任何人都会生气，这很简单。但选择正确的对象，把握正确的程度，在正确的时间，出于正确的目的，通过正确的方式生气，这却不简单。”
当怒火中烧时，应该尽力放松自己，命令自己把激怒的情境“看淡看轻”，避免正面冲突。当怒气稍降时，应该对刚才的激怒情境进行客观评价，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责任，有没有道理发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