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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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5章 崇祯的期望

不过对于大明商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吵,朱由检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各地的商人代表就像是一群被放在瓦罐中的螃蟹,它们之间互相扯着后腿,不让别人爬出这只瓦罐,再无年初时那么齐心合力想要同朝廷谈利益了。

而且因为有了商人代表大会这个可以作为商人出声的地方,今年江南商贾对于资助士人的热情也降下了不少。江南商贾拿出大把的钱来资助那些贫苦士人,或是投资在各地的书院和文社中,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让这些士人成为自己的喉舌,反对朝廷增加商税罢了。

如今既然有了商人代表大会这个可以同朝廷协商税率的地方,不少商人立刻便收缩或是取消了对文人的投资。这种行为自然便引起了家境贫困的文人的反感,那些家世良好的士绅虽然不受影响,但是他们对于商人利益的维护,也渐渐引起了士人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江南士林同商人之间缔结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士人鄙夷商人的地位,看不起他们为了赚取钱财而玩弄的各种阴私勾当。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士人又心安理得的接受着那些豪商的馈赠。他们在没有进入仕途之前,常常劝说地方官员不要对商税执行的过于严厉,而对于朝廷,则呐喊税收太重,要减税。进入仕途之后,则从商人利益出发,向皇帝提出政策上的修改。

比如一个开中法的废除,表面上看起来让国家增收了盐税,但是边军粮食储备制度的败坏,使得收上来的盐税还不够贴补边军的正常开销的。开中法废除之后,大明边军的战斗力便开始迅速下降,家丁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待遇也成为了天壤之别。

于是乎原本一只经常压着游牧民族攻击的强势军队,不得不大幅度收缩防线,龟缩到了长城之后,成祖之前明朝对草原民族的攻势防御算是彻底瓦解了。这种防御姿态上的变化,使得已经逃往漠北的蒙元势力缓过了气,再次出现在了漠南地区。

到了后来,蒙古人不仅再次夺取了整个蒙古高原,还把势力发展到了长城边缘,并且有了数次围困北京的战绩。

所以说,当官员同商人勾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眼中已经看不到什么是国家的利益和安危了,在他们心里只想着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金钱利益。

而那些商人之所以被士子文人鄙视,还要微笑着送上大把的金钱供他们举行文会、游玩,也正是因为,这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

士绅和商人的媾和,最终造就了东林党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出来。但是同英国有所不同的是,主导了英国政治改革的新贵族,大部分都是披上了贵族外衣的商人,因此他们的改革完全代表了商人的利益,最终干掉了封建地主阶层。

但是在东林党这个政治势力内,商人不过是提供金钱的一头奶牛,主导局势的依然是士绅阶层。东林党人会维护商人的经济利益,但是绝不会去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显然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江南商人发家之后便想要改换门庭,把自己从商人向士绅阶层提升。而又因为有了这条上升通道,使得商人阶层始终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的商业经济已经濒临工业革命的前夕,但是却始终无法跨出最后一步。因为商人提升为士绅的通道,就像是一个减压阀一样,不停的把商人膨胀起来的势力转化为地主士绅的力量。

在这种状况之下,商人积攒下来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新的财富之源,也就是工业资本。反而投入到了土地市场中去,把自己变成了封建地主的一员。新地主的出现,必然是以夺取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为开端的。

也就是说,只要还有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可以剥夺,那么商人就不会缺乏上升通道,那么商业资本就不会转向其他方向。但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惯例,失去土地的农民达到了一定程度,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便应该拉开帷幕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是无法自然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了。

而对朱由检来说,江南士绅同商业资本的结合,不仅仅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庞大了,江南地区差不多都快成为国中之国了。

他又不是满清,可以用武力把整个江南的人口全部清理一遍,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再去规划发展江南的经济和政治。

于是乎,他便不得不以商人代表大会的形式,让商人阶层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

当一个被地主士绅视为提供金钱奴仆的团体突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第一个反应必然不会是要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被激怒的想要立刻消灭这个声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直都是如此。

老实说,以大明商人贪图安逸的性格,且各自抱团排外的短视,一定不会是那些团结在儒家学说旗帜下的地主士绅的对手。

比如说,就像现在,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各地的商人已经在会上差不多要撕破脸了。不少偏激的商人代表,甚至叫嚷着要恢复水关,不能让江南的商人毁了本地农户的糊口饭碗。

江南商人一边驳斥着这种说法,一边却提请禁止南北海运,理由是海运的运费过于低廉,因此现在大运河上的货物不断减少,导致不少依靠运河为生的力工失业,实在是江南不稳定的一大因素。

当然某些商人更希望能够把京城研发的各种纺织机器给封禁了,他们认为利用机器进行纺织,不仅损害了江南织户的利益,更是剥夺了许多小民以此谋生的机会。

对于这种言论,北方的商人代表自然是嗤之以鼻的,他们立刻举出了例子,证明京城纺织机器的发展不仅给南方提供了大量廉价的棉纱,还吸纳了数千京畿受灾的灾民工作,养活了数千户人家。

而湖广和广西的粮食商人则极力要求禁止从南洋各地输入稻米,至少也要提高关税,以免谷贱伤农。不过这个提议很快被沿海各口岸的商人共同驳斥了,对他们来说米价的低廉决定着工价的高低。

粮食商人囤积居奇的做法,不但导致其他行业增加了人工,还使得市面上出现了萧条,这实质上已经损害到了所有人的利益。因此,这个提议刚一出现,刚刚还在争吵的大部分代表便团结起来同粮食商人开战了。

诸如此类种种的争论,不但使得商人代表大会成了京城百姓看热闹的好去处,也使得一大部分官员连连向崇祯上书,要求取缔这个赤裸裸的公开争夺利益的逐臭之会,最起码也应当赶出京城去。

对于商人代表大会发生的一切,朱由检并不意外。这些商人代表只是克制的用口舌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已经算的上是非常文明了。即便是在后世的现代社会,那些自诩为有教养的民众代表,为了利益都不惜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因此这点小小的吵闹又算得了什么呢。

让他比较欣慰的是,这一年来各地商人给书院捐赠的数目少了,倒是捐资建了上百所新式学校。而一直为商人利益发声的江南士人,声音也小了许多。如此看来,江南士绅同商人阶层之间,到不再犹如从前那么紧密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既然他的策划已经开始生效了,那么他又为什么要去阻扰呢。对于官员们的上书,朱由检采取了留中的方式。对于商人代表大会的吵闹,他只派遣了两名锦衣卫给大会推选出来的代表主席,允许他可以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驱逐出头脑不理智的代表出会场,维护会场的正常秩序。

而崇祯自己,则把精力都放在了,正在召开的海外贸易商人的代表大会,和同西班牙人的谈判上。

同国内的商税相比,关税和海外贸易的利润,才是大明现在不可或缺的资本补充来源。也是崇祯手中,每年最大的一笔财富进账。短期内,这笔收入的地位看起来是无法动摇的。

而同西班牙人的协议同样也很重要,现在世界的贵金属来源,一个便是东方的日本,另一个便是西班牙人控制下的美洲。

在海外原料产地没有建设起来之前,贵金属的流动规模便制约着大明的海外贸易规模。因为大明进口的物资太少,而出口的货物却近乎无穷,在这种巨大的贸易顺差之下,几乎所有的贸易对象都不得不以贵金属填补这个差额。

按照后世学者的研究理论,正是因为这种看不到尽头的贸易逆差,逼得欧洲人开始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率,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