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教育就是一场修行，那我们首先要修炼的，就应当是这颗柔软的心：柔软的心脉，柔软的心跳，柔软的心思，柔软的心怀，柔软的心地，柔软的心音……
教育就是一场“修行”
医生王田精通医道，但看着病人死去，仍然惧怕死神。一次出诊时，碰到一位云水僧，王田就向他请教：“什么叫禅？”云水僧说：“我不知道该怎样说，但如果你学会了禅，就不会怕死了。”云水僧还指引他去参访南隐禅师。
王田找到南隐，说明来意，请求禅师教导。
南隐说：“禅不难学。你身为医师，好好对待你的病人，那就是禅！”
王田似懂非懂。后来他又拜访了南隐两次，南隐总是说：“一位医生，不该把时间消磨在寺院里，快回去照顾你的病患！”
王田非常不解：这样的“禅”，怎能祛除怕死之心呢？他第四次参访时，就向禅师抱怨道：“有位云水僧告诉我，学会了禅就不会怕死。但是每次来，你总是要我回去照顾病患。这道理我也知道，但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禅，我以后就不必再来请教了。”
南隐笑笑说：“可能我对你太严格了，给你一个公案参究吧！”南隐要他回去参究“赵州无”的话头——关于狗子有没有佛性的问题。
王田于是开始苦参“赵州无”。两年后，将心得告诉南隐，答复是“尚未入禅境”。又参究一年半后，自觉心地澄明，疑惑逐渐消失——他悟到了那个“无”：他善待病人而不知其为善待，他自己也脱离了对生死的牵挂和顾虑。
最后，他再去叩见南隐，禅师微笑着说：“从忘我到无我，那就是禅心的显现。”按佛家的说法，人生即苦，解脱这苦，需要修行——通过修行，回到内心，在清明、澄澈的心境里，了解生命的真谛，求得生活的智慧，进而达至圆融、喜悦。
修行，其实就是“修心”，因为人生的烦恼、痛苦，都是从“心”而来的——不是旁人束缚了你，而是“心”束缚了你；不是外界给你的苦，而是“心”让你觉得苦。心在哪里？心在自己这里。所以，在禅者看来，心就是道场，心随己在，随时可修，“行住坐卧，无非是禅”。而在禅门里，像黄檗禅师开田、种菜，沩山禅师合酱、采茶，石霜禅师磨麦、筛米，临济禅师栽松、锄地，雪峰禅师砍柴、担水，等等，都是在参禅，都是在修行，正所谓“生活无处不功德，人间处处为道场”。
按南隐禅师的说法，医生照顾病患，就是参禅，自然可以说，教师教育学生，也是参禅，进而也可以说，教育，其实就是一场“修行”——在学校中，在教室里，在讲台上。
从表面看，修行是为了超脱外境的束缚，但其实质，我认为，就是让一个人不断地增长智慧和善心，不断成为更好的人，并因此有更美好的人生，这也正是教育的目的——培养“求真、向善、尚美”的一代代新人。
这样的目的，似乎高远，想想又觉得浅近。达成这样的目的，并不需要我们高蹈独卓，不食人间烟火，而只需像南隐禅师所说的那样，用心对待每个学生，认真做好每项工作。
曾有学僧问赵州从谂禅师：“有修行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赵州说：“我正在认真修行。”学僧感到奇怪：“连老师也要修行吗？”赵州说：“我也要穿衣吃饭呀！”学僧说：“这是日常琐事，我想知道什么叫修行。”赵州反问：“那你以为我每天都在做什么呢？”
同样是吃饭、睡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境界和感受：禅师纯粹地进食、入睡，他们感受到的，就是禅境，是修行。而一般的人，吃饭时，很难感受到食物的甘美，睡觉时，很难感受到睡觉的香甜。如大珠慧海禅师所说：“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思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在慧海看来，这就是平常人不能悟道的原因。
听说白隐禅师在江户开讲《碧岩录》，峨山禅师便去参访，呈上自己的见解，谁知白隐说：“你从哪里得来的见解？许多臭气熏我！”便把峨山赶了出去。峨山不服，三次进去，三次被赶出。峨山想：我是得到高僧认可的，难道他看不出我有真悟？莫非是在考验我？就再次叩门：“前几次因为无知，触犯了老师，愿垂慈诲，我一定虚心纳受。”
白隐说：“你虽然学了一肚皮禅，但到生死岸头总无著力，如果要痛快平生，须再参‘只手之声’（即一只手所发出的声音）！”峨山便在白隐门下随侍四年，终于彻底开悟。
后来，峨山做了白隐的接班人。直到年事已高，他仍亲自晾晒被单。信徒看到后，觉得奇怪，便问：“禅师，您有那么多弟子，这些杂事还要您亲自做啊？”峨山说：“老年人不做这些杂事，那要做什么？”信徒说：“老年人可以修行呀！”峨山反问道：“你以为做杂事就不是修行？那佛陀为弟子穿针、煎药，又算什么呢？”
从学僧到禅师，峨山的经历，充分体现出教育的价值所在——在白隐的点拨下，他祛除了谬误，获得了正见，拥有了圆融的人生。因此，我认为，所谓教育不过就是陪伴和守护学生成长，影响和改变学生的发展方向——教师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
对教师而言，这种修行，除技术和能力层面外，还包括生命状态和精神境界，通过“修正行止”，完成生命的成长和精神的丰富。两千多年前，古希腊诗人品达曾说：“我不想生活得更多，只想生活得更充分。”我想，所谓“更充分”，就是永无止境，哪怕百尺竿头，也可再进一步。而更充分的生活，除有限的物质外，更多的是指无限丰富的心灵、无限敞亮的精神——只要愿意，我们总能寻找和发现更美好的状态、更高远的境界。
受弘一法师的影响，丰子恺的思想观念里，也有很深的佛禅意味。谈到人生境界，他有个很著名的“三层楼”的比方：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
在丰子恺看来，他的老师弘一法师，就是这样一层层登上去，最终到第三层的。而丰子恺自己，受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也力行“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的戒律，并最终渐臻第三层的境界。
不过，对丰子恺所说的“宗教徒”，我更愿意理解为“宗教情怀”。
教育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都以“普度众生”（对教育而言，这个“生”，就是学生）为目标，以引人向上向善为己任。教师在很多方面，像先行得道的禅师，其主要职责就是接化学生。就此而言，教师应当有一些宗教情怀，或者说应当有教徒那样的情感和襟怀，如敬畏、慈悲、博爱、虔诚、执著……像这些东西，尽管有天生和本能的意味在，但是它们也可以在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或通过教育经验得到丰富和增强——这就需要我们以“修行”的心态，去面对，去追索。
就像南隐禅师所说的，医生照顾病患、救死扶伤，就是最好的修行，对教师而言，教育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就是最好的“修行”，教室、课堂和讲台，就是最好的“道场”——在具体的教育场景里，去关注和发现自己的内心，不断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这其实就是教师的成长和发展，用佛家的惯用词语就是“精进”：不断努力，向上向善。
曾听一位老教师说，教师是最能让人永远感觉年轻的职业。她说，你要是选择当工程师，成年累月接触到的，都是机器、数据和图纸，没有情感交流，你会觉得枯燥、乏味。如果选择当医生，成年累月和病人打交道，接触的大多是愁眉苦脸的人，心情总会感觉压抑，甚至恐惧——王田就是例子。只有当教师，每天都和孩子打交道，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在一起，心情总是愉悦的。
“如果你能真正用心去对待他们，就会收获你意想不到的美好。”她深有感触地说。从她时常欢快、爽朗的笑声里，讲到学生时满心陶醉的神情里，我感觉到了她的真诚和幸福。
在禅门里，有“善知识”、“恶知识”之说。初接触，觉得奇怪，知识何来善恶？后来才知道，这两个词语，都指的是人——“善知识”是指有善性、有智慧的人，他们能引人离恶修善，而“恶知识”，就是说恶法、讲邪道，使人陷于邪路魔障的恶德者。
作为教师，只有不断“精进”，使自己成为“善知识”，才能更好地带着学生，在校园里一起“修行”。
师生的微笑就是天堂
当初，佛教里的造物者大梵天王，献给佛祖释迦牟尼一枝金色的优钵罗花，又以自己的身体为坐具，请佛祖登坛，为众生最后一次说法。
佛祖得道后的49年里，都以“说法”开示众生。但是这次，在灵山法会上，佛祖升座后，面对大众，居然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用手举起那枝金色的优钵罗花，面露微笑，意态安详。法会上的“百万人天”，都面面相觑，茫然罔措，不知所以。只有佛祖的大弟子——金色头陀摩诃迦叶尊者破颜轻轻一笑。
佛祖知道迦叶已领悟到佛法真髓，便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就是说，我有普照宇宙、包含万有的精深佛法，熄灭生死、超脱轮回的奥妙心法，能够摆脱一切虚假表相修成正果，其中妙处难以言说。我以观察智，以心传心，于教外别传一宗，现在传给摩诃迦叶。
然后，佛祖便把平素所用的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予迦叶，以为证信。
禅宗，源于佛教，源于佛祖安详拈花、迦叶会心一笑的瞬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后来一再强调、渲染的要素，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所以，这则名为“拈花微笑”或“灵山一笑”的佛教故事，其实也是禅门第一公案。
灯火一般的禅，花朵一般的禅，被禅门传了一千多年的禅，便从这枝金色优钵罗花、从这会心破颜的微笑开始——诗意含蕴的开始，温暖美妙的开始，和谐默契的开始。没有机械的形式，没有语言的絮叨，没有反复的叮咛，只有心与心的相合、相契。
想象彼时，该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场面：庄严的法会上，“百万人天”簇拥，期望听到佛祖最后的说法，气氛本是庄重、肃穆，充满敬仰和期待的。所以，当佛陀拈花，笑对众生时，大家只能暗自猜想其中的奥妙，“茫然罔措”；只有迦叶破颜微笑，心领神会——没有人能够说出佛祖拈花一瞬的用意，迦叶会心一笑的蕴涵。但我觉得，那一刻，他们似乎说了很多，甚至说了“万有”，说了全部。禅宗讲究“以心印心”，因为他们所传授的是智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睿智的佛祖，聪明的迦叶，共同创造了教育史上绝妙的教学美。
我曾感叹，人与人之间，认识靠眼睛，交往靠心灵。交往、交流，在很多时候，都不需要“言语的承诺”。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足矣。心灵间传递的信息，无须更多媒介；而必须通过媒介传递的，或与心灵无关，或离心灵甚远——从教育的角度看，拈花微笑，既表明学生有了真切感悟和透彻理解，也表明师生间的幽然默契和心领神会。
有时我甚至觉得，教育不过就是为了师生彼此的微笑，为了那会心破颜的一刻。走进课堂，看见学生的微笑，我们会有愉悦之感。我们微笑着问好，微笑着讲课，下课或放学时微笑着与学生说“再见”——理想的教育，不就是这样的吗？
因此，我们的学校，应该是充满笑意的，我们的课堂，也应该是布满笑容的。求学的过程，原本快乐而美好。通过教育实现自己的价值，原本美好而快乐。最好的教育，原本应该如此愉悦、温润、写意。
这样的美好，要从教师开始，从教师的微笑开始。真诚的，甜美的，安详的，善意的，宁静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笑，才能向学生传达积极、乐观的情绪，递送友好、愉快的信息，同时也体现教师的信心和期望。西方有句谚语：“教师就是面带微笑的知识。”我时常想，一个教师，是否热爱职业，是否喜欢学生，首先会体现在他的脸上，体现在他面部肌肉的活跃程度上。
曾经有人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题目是：“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老师？”回答“不会笑的老师”的最多。这些年来，在学校行走，我见过很多不会笑的老师，见过很多看似苦大仇深的脸——他们的表情，严肃有余而微笑不足；他们的课堂，往往沉闷而压抑；他们的学生，往往痛苦而郁悒。
作为教师，只有基于爱和温情，基于理解和尊重，才能真正关注学生的感受，才能从心底贴近学生，做一个忠诚的倾听者、耐心的引导者、宽容的教育者——只有这样，教师才能从学生的眼睛里、表情里、状态里，观照出自己。学生露出迷恋、陶醉的目光，说明你叩动了他们的心扉；学生显得兴奋、激动，说明你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学生表现得冷漠、无动于衷，说明他们可能对你的教学不感兴趣；如果学生愁眉不展，哀叹连连，那可能意味着他们遇到了麻烦和困难，需要你的帮助……
只有在这样的状态里，教师才会为学生的微笑感到欣慰，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足——学生的微笑，既是教师工作的镜子，也是对教师劳动的最好犒赏。我愿意相信，那样的微笑，最能体现彼此的心领神会；那样的微笑，也最能体现彼此的相契相谐。正因如此，教师应当时常微笑，态度温和，这样才可能让学生感觉亲近。而只有让学生觉得亲近，才可能让学生因“亲其师”而“信其道”。
有一位著名画家，在讲述他的成功经历时，谈到这样一件事：他读小学时，并不擅长画画，没有信心，也不喜欢。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要求大家当堂画一幅画。画完以后，老师说：“大家现在把自己的作品摊开放在桌上，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我来欣赏每个人的作品。如果我摸了一下你的头，就说明你画得很棒。”就是那一次，他感到自己的头被老师轻轻地摸了摸，他激动不已，从此对画画充满信心，绘画的天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成名之后才知道，那堂课上，那位温和的老师，其实抚摸了全班所有同学的头。
关于微笑，我所知道的最滑稽的事，莫过于某地的一位校长公开要求老师“教会”学生微笑——笑，是每个人天生就会的，像呼吸和饮食一样。而这位校长的要求，充分说明这种本能的丧失。在低段孩子身上，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些许微笑，越到高段，孩子就越不会笑：他们总是一本正经，板着脸，皱着眉。有时排练节目，尽管老师极力强调要表情自然，面带笑容，但那挤出的“笑”，往往都是干巴巴的、生硬的，与“自然”无关，更谈不上“会心”。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看到那2008张笑脸，我一直在想，要是征集广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脸，会是什么情形呢？无尽的考试、分数，无尽的检查、评估，无尽的考核、督促，教育者老气横秋，受教育者未老先衰，神经紧张，内心浮躁，眼色迷茫，神情麻木。因此，夜深人静时，想到教育，我眼前总会出现一个个被太多的指标、任务、功利追赶着、催逼着的人，一张张焦灼、迷茫、冷漠的脸。泰戈尔说：“孩子的眼睛里找得到天堂。”今天的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得到天堂？
正因如此，很多时候，我对教育的最大期待，不过就是师生发自内心的真诚微笑——像一朵朵花一样，绽放在课堂里，绽放在校园中，绽放在彼此最为重要的教育生活里。我一次次怀想起佛祖拈花的情形，怀想起这则温暖可人的公案——佛法也好，教育也罢，其实质都是修心、养心；而心领神会，应该是心灵间最完美的默契，破颜微笑，应该是教育教学中最和谐的篇章。
对“拈花微笑”，辞典的解说，除了出处、典故外，还有一句：“比喻心心相印。”
拈花微笑，心心相印，这是多么美好的解说，它将难以言表的“妙处”，那种悠然心会、默然相通的感觉，表达得别有意味。它将教育的本质描摹得活灵活现，教育最终所要达到的，就是这样的智慧传递和发现——微笑，是内心智慧的外在流露。微笑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人的自信、乐观、善良、从容、优雅、坚强……盛开在脸庞上的微笑，诉说着的，其实就是一个人对生活和世界的信心和希望。
有一首歌叫“让世界充满爱”，每次听到那温婉的旋律，我想到的都是：让学校充满微笑。因为，师生彼此微笑，就是最美好的教育天堂。
修炼一颗“柔软心”
永平道元禅师，是日本曹洞宗的开创者。他出身于贵族家庭，自幼受汉学教育。3岁丧父，8岁丧母，9岁有出尘之志。13岁剃发出家，参访日本临济宗的初祖荣西禅师求道。
可惜道元刚有所悟，荣西便溘然圆寂，道元便又跟随荣西的法嗣明全禅师参学。
为求得正法真经，1223年，道元与师父明全一起乘船，历经滚滚波涛，不避千难万险，入宋求法，遍访大德高僧，最终在曹洞宗传人、浙江天童山如净禅师座下参禅，“昼夜精勤，胁不沾席者将及两载”，得到禅师印可后，又“服勤四载，尽得洞上之道”。
6年后，道元回国。有人问他游学的感受，他说：“我通过这些年的学习和观察，真正领悟到了眼睛是横着长的，鼻子是竖着长的，所以我是空着双手回来的。”又有人问他究竟修到了什么，道元说：“别无所获，只修得一颗柔软心。”
不远千里，历时6年，永平道元在中国参禅修行，居然别无所获，只知道“眼横鼻直”的道理，“只修得一颗柔软心”，在常人看来，似乎得不偿失。但在禅者那里，这些才是最紧要的。眼横鼻直，心地柔软，从道理上说，非常简单，但要真正明白、悟到，殊不容易。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主流意识中，似乎更喜欢坚强、刚烈、勇敢。因此，在我们的心怀里，总有些坚硬、强悍，甚至狂躁、暴戾的东西，外界一旦触及，就会勃然爆发，似乎那就是刚强和英勇，是慷慨和壮烈。而在禅者那里，修行就是修心，修到最后的，大多是圆融、慈悲、柔软，似乎不如此，就难达正道。
我时常感觉，现在的教师，太过坚强、坚硬，而少了些柔和、柔软。仿佛一旦做了教师，就必须态度坚决、神情坚毅、性格坚定、意志坚贞，必须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违者重处。而且越是优秀的教师，越是如此——他们对学生，总是高标准，严要求，总是强调整齐划一，步调一致。很多时候，其严肃、严格、严苛，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就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像监工那样有着一颗冷酷无情的心”。
就是那些原本温情款款、心地柔软的女教师，站上讲台，也往往变得泼辣、决绝，失却了女性应有的温婉、优雅——再大的困难，她们挺着，再多的委屈，她们忍着。她们让自己的那颗心，不断地强硬、冷漠，以维护自己“伟光正”的形象，维护那所谓的荣耀和尊严。我曾经为此感叹：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很多“优秀教师”，但是很难看到几个“好教师”——所谓好，按我的理解，至少应该是神情温润、心怀柔软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温润一些、柔软一些？
芙蓉灵训禅师在庐山归宗寺参学，有一天突然动了念头想下山，因此向归宗智常禅师辞行。归宗问道：“你要到哪里去？”灵训说：“回岭中去。”归宗说：“你在此参学多年，今天要走，我应该再为你说些佛法心要。等你整理好行李，再来找我吧。”
灵训整理好行李，便去见禅师。归宗招呼道：“到我面前来。”灵训依言前行，准备聆听师父最后的教诲。没想到，归宗只轻轻说道：“天气严寒，途中善自珍重。”便再无多话——多么平淡的一句叮嘱，多么柔软的一腔情怀，却让灵训因此彻悟，“顿忘前解”。归宗所说的“佛法心要”，其实就是佛的慈悲心、怜悯心、柔软心，或者说禅心。而正是这样的禅心，让灵训彻骨彻髓地认识到：自家的“本来面目”，需要自己“善自珍重”。
按我的理解，永平道元禅师所说的“柔软心”，应该包括谦卑、善良、接纳、承忍、悲悯、不执著、能包容、善妥协、能退让——这既是习性，也是情怀，更是精神。我们笑，我们哭，我们快乐，我们悲伤，我们幸福，我们痛苦，都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柔软心”。
而作为教师，如果能有这样的“柔软心”，我们就不会偏见、固执，不会暴怒、狂躁，不会莫名地大光其火。如果能有这样的“柔软心”，我们或许就能更接近学生的心灵，感觉到他们的心跳和体温，最终与他们“心心相印”。
一个朋友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某一次，面对学生的淘气和调皮，她居然在讲台上无所顾忌地哭了起来，双眼红红，泪水直流。“就是那样，突然就控制不住了。”她说。但正是这哭、这泪，震撼了学生——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让老师失望、伤心了；他们发自内心地后悔，所以也和老师一样哭了。他们或抽泣，或哽咽，说：“老师，对不起，我们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朋友说，从那以后，班上的孩子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令人烦乱、狂躁的现象消失了，孩子们似乎被她的泪水感化、净化、软化了一般。
禅门里也有这样的故事——日本的空也禅师外出弘法，行走到一处山林时，突然窜出一伙土匪，拿着刀剑向他索取“买路钱”。禅师看看他们，不觉黯然掉泪。土匪头子哈哈大笑：“真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
“你们不要以为我流泪是害怕。作为出家人，对于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空也禅师望着他们，平静地说，“我只是想到，你们身强力壮，不为社会工作，不为大众服务，却在此打家劫舍；我只是想到，你们所犯的罪过，不仅国法、道德难容，将来还要堕入地狱，遭受更多磨难——我是为你们而感到伤心落泪的！”
没想到，土匪们听了，竟然抛下了蛮横、贪婪之心，齐跪地上，要皈依到空也禅师门下。
实际上，这种柔软，看似脆弱，实则刚强——老子说“上善若水”，水的最大美德，就是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也”。我们也都知道弱者更容易得到同情的道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样的柔弱和柔软，往往更容易赢得人心，赢得道义，赢得更广泛的帮助。
我第一次接触到“柔软心”，是在林清玄的文章里。他认为，在人世间，最要紧的是，使我们自己有一颗柔软的心：“唯其柔软，我们才能敏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包容；唯其柔软，我们才能精致；也唯其柔软，我们才能超拔自我，在受伤的时候甚至能包容我们的伤口。”读到这些话语，我不禁想起丰子恺的画，心里莫名地涌起温情和慈悲。
由于年龄所限，我们的学生，往往很难体察出教师严厉说教背后的深刻，而更容易感受到“老师叫我发言了”、“老师给我批了一百分”、“老师对我笑了”之类的“显在的温情”。他们更容易感受到的是：生病吃药时，你递给他的那杯水的温度；头发被雨淋湿后，你递给他的那条毛巾的温暖。在离开学校后，事隔多年，他们所能想起的，大多不是你传授的某个知识点、强调的某条纪律、罗列的某项要求，而往往是你温和的声音、温煦的目光、温情的笑容——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不正是如此吗？
佛门有句话：“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尽管霹雳也是一种手段，但毕竟是一剂猛药，能不用的时候，尽量不用；有时，文火慢炖，效果可能会更好。
一个学生告诉我，高三临近毕业时，每到下午，总是忍不住要睡觉。老师没有采取“霹雳”手段，而是给他泡了一杯茶，让他提神。两节课后，他忍不住又睡着了，老师给他泡了第二杯茶。他说，那天下午，老师一共给他泡了三杯茶，一次比一次浓，让他既感动，又羞愧，于是痛下决心，要和自己的瞌睡作斗争。
在那三杯茶里，我看到一种柔软的力量，美好教育的力量。
的确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教师去忍耐和担当，用坚强的意志去承受，用冷静的头脑去思考，用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但是，教育的质地应该是温润、温情的，教育的情怀应该是柔婉、柔软的。有人说，做教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认为，做教师，最好是豆腐嘴，豆腐心。一个真正的好教师，意志可以越来越坚强，心地却应该越来越柔软。
只是，要让心灵始终保有这样柔软的质地，殊非易事。就像老子说的：“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大家都知道，却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道元禅师修道经年，才让心地柔软，更何况我们？过去我一直喜欢说“将心比心，人心同然”，也许这仍是苛求，难以做到，那么，我们能不能慢慢期许自己，有一颗渐渐柔软的心？
如果说教育就是一场修行，那我们首先要修炼的，就应当是这颗柔软的心：柔软的心脉，柔软的心跳，柔软的心思，柔软的心怀，柔软的心地，柔软的心音……
如何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日本的安养禅尼在夜半睡觉时，被小偷拿走了唯一的一床棉被，没办法，她只好用纸盖在身上取暖。
小偷在惊慌间，被负责巡夜的弟子撞见，仓皇失措，只好将偷到手的棉被丢下逃走。弟子捡起棉被，送回师父房间。
此时，安养禅尼正缩着身子，直哆嗦，但是，当她看到被送回的棉被时，赶忙说：“这条棉被不是被小偷拿走了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既然小偷拿去了，就是他的东西，赶快去还给他。”
在师父的百般催促下，弟子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逃得很远的小偷找到，表明师父的心意后，坚持把棉被还给他。
小偷被感动了，特地跑回寺院向安养禅尼忏悔，从此改邪归正。
有不少禅门故事，发生在禅师与小偷之间。除著名的良宽禅师，这里的安养禅尼，在七里禅师、残梦禅师等人身上，也都曾发生过护贼、度贼的故事。而日本的清九郎禅师，在遇到邻村人偷东西时，见小偷一次扛着两袋米，居然说：“你拿得动吗？要不这样，今天就拿一袋。我把这一袋卖了，你明天晚上来拿钱吧。”第二天晚上，小偷去了，清九郎果然在等着，准备给他钱。这个人从此再也没偷过东西。
在这些故事里，禅师都有一种博大的胸襟，对小偷都有一种悲悯的情怀，而且几乎都使小偷开启善心、弃恶从良、改邪归正，甚至皈依佛门。这与佛家一直倡持的“慈航普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佛陀曾经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其柔心慈肠，让人感动。
其实细想，这些到禅院寺庙作案的小偷，恐怕大多也是穷疯了，逼急了，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禅院寺庙，自古就是清修之地，按佛教规矩，是不能聚敛钱财的。佛祖当年就以托钵化缘出道。直到今天，在东南亚，仍然有许多僧人以乞食为生。相比我们身边，那些开宝马奔驰、有无量资产的富豪方丈，真有霄壤之别——那些小偷，如果不是实在没法过，怕也不忍心向这里下手。或许正因如此，禅师们才会那样同情、体谅小偷。
换句话说，禅师们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是一种爱，没有挑选的爱，博大无私的爱。而爱可以改变一切，征服一切，无论人心还是世界。
说到教育或教师，总避不开这个“爱”字。我特别喜欢《圣经·哥林多前书》里说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样的宗教情怀，在我等凡夫俗子看来，虽不能至，但不妨心存一念，并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地多一点点爱。
曾经有人问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谁对她的人生影响最大。她说，是她的老师安妮·沙利文。沙利文听了，纠正说：“不，对你、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是蒂尼斯伯利克福利院的那位清洁女工！”
原来，沙利文年幼时，因患严重眼疾，脾气暴躁，被关进那个福利院的笼子里。一位清洁女工，因为同情，经常钻进笼子去安抚她、关照她。沙利文的心灵，因此慢慢康复。离开福利院后，她选择做了一名教师，而她教的第一个学生，就是海伦·凯勒。
教育的影响力能有多大？一个教师究竟能改变什么？对学生而言，教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很难定量描述。不过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海伦没有遇到沙利文，如果沙利文没有得到清洁女工的安抚和关怀，那个伟大的盲人作家，可能就不会出现！
有时觉得，社会人群之间，就像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一样，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的善恶美丑，其来有自，而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教师的一句温暖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是一位伟人的肇始；而教师一个无意的举动，一次冷漠的表情，一项轻率的行为，也可能成为一个混世魔王的发端！
因此，一个教师的价值，不在于他是否优秀，得过多少荣誉，有多高的声望，而在于他如何对待和教育他的学生，特别是那些需要关心和帮助、需要点化和引领的困难学生。有时我甚至觉得，挽救一个受伤的、落后的孩子，比教育一个优秀的孩子，更能显示教育的真正意义。因为，让优秀的孩子更优秀，只是锦上添花，而把落后的孩子教育好，让受伤的孩子得到安慰，却是雪中送炭。这样的安慰和鼓励，这样的挽救和度化，才是教育价值的最好体现。因为，它能使美好的心免于哀伤，使哀伤的心免于破碎。
我特别喜欢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小诗——
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
我就没有虚度此生。
假如我能使痛苦的生命有所慰藉，
在酸辛中获得温情，
或是让一只昏厥的知更鸟重新回到窝中，
我就没有虚度此生。
所有阅读，都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们如何不虚此生？作为教师，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狄金森说的这些琐屑小事：帮助迷途的鸟儿回到巢里，解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更微弱，“使一颗心免于忧伤”。但这些正是教师的责任：不只传授知识，更要关爱生命，呵护心灵，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切近人性的。
韩国的相国黄喜微服出访，路过一片农田时，看见一位农夫正驾着两头牛耕地，便大声问农夫：“你这两头牛，哪一头更棒？”农夫看着他，一言不发。等耕到地头，牛到一旁吃草，农夫才走过来，附在黄喜耳边，轻轻地说：“告诉你吧，边上的那头牛更好一些。”
黄喜很奇怪，问他：“你干吗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
农夫答道：“牛虽然是牲畜，但心和人是一样的。我要是大声地说这头牛好，那头牛不好，它们就能从我的眼神、手势、声音中，分辨出我的评论和偏好，那头虽然尽了力但还不够优秀的牛，心里会难过的……”
每次想起这故事，就不禁怦然心动。那样粗糙的农夫，却能有如此细腻的温情；而且，他所面对的，只是两头牛而已——作为教师，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去对待孩子，才不至于让他们的心，因痛苦而哀伤，因哀伤而破碎？要知道，无论多么聪明的牛，它的心也不会比孩子的心更纤细、更柔弱、更敏感。
有一位老师，在接手新班后，发现一个女孩从来不笑，上课时总是低着头，下课后要么呆在座位上，要么孤零零地站在窗前，离人群远远的。老师了解到，孩子的父母两年前被捕入狱，她一直跟祖父母生活。因为父母的缘故，她时常受到冷眼与嘲弄，性格变得孤僻、胆怯。老师读懂了她的忧伤和苦恼后，专门设计了一个“密令传递”的游戏——老师悄悄对一个学生说一句话，让学生一个个悄悄地传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同学向全班大声宣读“密令”。
老师特意让女孩作为第一个传令人。老师凑在女孩的耳边，缓慢而清晰地说出“密令”，女孩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望着老师，泪珠在眼眶里闪动。老师微笑着点头，示意她开始游戏。她转过身去，悄悄告诉第二个学生，第二个告诉第三个……
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一直微笑着，紧张而激动。终于传到了最后一个学生，老师让他走到前面来，轻轻握住那个女孩的手，向大家宣布“密令”：“真希望你是我的好妹妹！”——教室里先是一片静寂，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女孩泪流满面，却笑靥如花。
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非常合群，对每个同学都很友善，那原本冰冷的小脸上，也时常开满微笑的花朵，大家都叫她“快乐的小天鹅”。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我就没有虚度此生。”或许，在陪伴孩子行走和成长的路上，我们这些老师，也可以有这样温暖的感觉，可以有这样美好的执念吧。我甚至觉得，如果你能使一颗心免于忧伤，如果你能使学生面朝阳光、积极向上，如果你能得到学生的信任和依恋，那么在学生心里，你就是一个好教师，一个真正的优秀教师！
同情的“福音书”
德山禅师晚年时，有时会淌着鼻涕，悠闲地坐在围炉旁与客人聊天，有时还会拉着客人，到庭院中铲雪填井——井永远也不可能被雪填满，但他仍孜孜不倦地做着。
他还时常塞钱给一个被所有人唾弃的青年。有人提醒他说：“那是个有名的浪荡子。他盗用过公款。他父亲的钱何止千万，都被他花天酒地挥霍了。最终他被父亲逐出家门，送进监牢。出狱后无家可归，他只好住到寺里。他时常向人借钱，还不起钱就跑到别处避债。他甚至连在寺中养病的人的衣物、金钱，也要偷取。”
“资助这种人，还不如把钱丢到井里。”提醒的人说。
德山不停地点头称是，但一如既往地帮助那个年轻人。大家非常不解。
德山说：“他是个好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变好的。如果我不照顾他，他就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在老鼠出入的地方放些米饭，被喂饱的老鼠就不会乱咬东西。同样的道理，我给他一些钱，他有了钱就会少做坏事。”
这则故事，出自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所著的《禅宗史研究》。不过，这本书我没看到，故事转自郭旭东的《心莲百合文化故事汇编》。
佛家禅门里，总有些具有悲悯情怀的异人、痴人，德山算一个。佛教发源地的“圣雄”甘地，也算一个——有一次，甘地看见一只蝎子在池塘里挣扎着，很快就要被淹死了，情急之下，就用手将它捞了起来。谁知，蝎子恩将仇报，狠狠地蜇了他一下。甘地手一松，蝎子又掉进水里，甘地又伸手去救它起来。旁人大惑不解。甘地却说：“蝎子咬人是它的天性，而我救它，是我的天性。如此而已。”
在这则“铲雪填井”的公案里，德山所做的是否属于教育，姑且不议。其行为的最终效果如何，是否如其他公案那样，有皆大欢喜的结局，无可查考。不过，故事本身的意味，让我想到“同情”之于教育的意义。
“对不幸的人寄予同情，是一种德行。”这是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的话。尼采认为，同情是一切道德的基准。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同情心，才可能有道德体系的构建，如同修房子要首先打地基一样。或许正因如此，美国教育学家威廉·贝内特，才会在他的《美德书》里，在列举那些经典的、不会随时代变迁而消逝的永恒美德时，把“同情”列为首位，其后依次是责任、友谊、工作、勇气、毅力、诚实、忠诚、自律。
同情，不是怜悯，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和给予。同情是从自身本心出发，对他人苦难的深切恻隐和担忧。孟子曾打过一个比方：“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每个人都会担心、害怕、同情——同情就是对不如自己的弱者、处于困境的他人，发自内心的一种歉疚和不安。
教育，其实就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交往和交流。前者强大，后者弱小；前者经验丰富，后者内心简单。要完成这种交往和交流，需要教育者以同情心为基础，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会和感受，去亲近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学生的言行，理解学生的需求，才不至于时时处处都以成年人的标准，去衡量、约束和要求他们。
记得，刚开始教书时，我也曾尽量公平地对待学生，但到底还是忍不住，对成绩好的，多了些“青眼”，对纪律差的，多了些“白眼”，对考试成绩糟糕的，更少不得批评、指责，甚至气急败坏地讥讽、奚落。三五回下来，弄得学生累，自己更累。直到有一天，跟一位同事交流，那同事说不上优秀，但很敬业，对学生非常友善。他告诉我：那些成绩差的孩子，其实更让人佩服，也更值得我们同情。
“你想想，他们每天把英语听成‘外语’，把电流电压、分子原子、函数抛物线，也听成‘外语’，甚至把‘之乎者也’，都听成‘外语’，该多么可怜。可他们仍然要做出一副‘积极向上’的样子，仍然要假装虔诚地听我们口若悬河的‘念经布道’。”他说，“每天七八节课，一学期下来多少节课？一年下来多少节课？对他们来说，那些都是‘天书’，都是味同嚼蜡的东西，但是他们还得坚持，还得忍耐，你说他们容易吗？”
听着他的感叹，我暗自惭愧——人都有向上、向善的心，那些表现差的孩子也有，但在学习面前、在成绩面前，他们又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这种状况，谁都会难受，可是谁能真正理解他们？没有谁愿意当差生，但他们不得不当，他们容易吗？
同事的那番话，我至今依然记得。他改变了我的教育观念和态度，改变了我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向。很多时候，对待差生，我们似乎更容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我们没有想到，理解多一点，同情多一点，也许我们就会更人道一点，更人性化一点。
一个好的教育者，应该有同情心并懂得同情孩子。一种好的教育，应该让孩子具备最起码的同情心。而在现实里，我们时常看到，总有那样的老师，经常与学生对立，因学生的某些言语、行为而恼羞成怒，甚至大打出手。其原因，除个人经验和能力外，我以为，是他们不能同情学生，不能在同情的基础上，去引导、教育学生。
当然，这或许与时代和社会有关。当老人倒地究竟扶不扶都需要讨论，需要有关部门出台“技术指南”的时候，同情，似乎成了堂吉诃德那样可笑的东西，甚至可能为自己带来不幸和灾难。而我们的教育，一味强调质量，强调成绩，所谓教得好、学得好，其最终体现，不过就是升学率和考试成绩。在这种情形下，要教育者有同情心，对孩子进行同情教育，的确有些强人所难。但是我们应当明白，一个人没有同情心，其心肠会是冷硬的；一个社会没有同情心，人与人之间就会变得冷漠。这样的状况，不会是真正有良知的教育者所愿意看见的。
前段时间，与朋友王蓉芳在QQ上交流。她在邻县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她感叹：很多时候，我为学生的处境感到难受和愧疚，但又毫无办法。我说：至少你可以同情他们，同情也是力量。她说：同情，不能让他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片刻轻松。我说：你的同情，至少可以让他们感觉到，这世界并非毫无温情……
温情，很简单的一个词语，但有时候，它甚至成为我们在这荒凉的世间活着，并能坚持活下去的重要支撑。而一些厌世轻生者，就是因为在自己的生活里，再也感受不到温情，感受不到温暖，才最终抛弃这个世界，放弃自己的生命。
有一个年轻人，因犯重罪被判终身监禁，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准备自行了断前，他回想二十多年的生活，居然想不起谁曾对他说过一句温暖的话。他想：只要能找到一句，我就不死，我就要为这句话活下去。
快要绝望的时候，他终于想起半句略觉安慰的话——读中学时的一堂美术课上，当他将一幅恶作剧的涂鸦之作交上去时，那个美术老师说：“你在画些什么呀？不过，色彩倒是很漂亮。”就是那个老师随口而出的“半句”温情的话，成了他心灵的支撑。他因此活了下来，并通过减刑提前出狱。后来，他成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作家。
“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却不是悲凉。”冰心老人的这段话，让人每每念及，都感慨不已。爱和同情，构成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温情和温暖。
英国作家E.V.卢卡斯描述过一所特别的学校。在那里，他看到有个学生要人搀着走，好像瞎了；另一个学生夹着柺杖，在窗口看别人走动，好像是个跛子——其实，这些孩子都不瞎、不跛，只是学校要他们某一天扮盲人，某一天扮跛子。“为了使这些幼稚心灵能够真正理解和同情疾苦、不幸，我们必须使他们实际参加进去。”校长说。
因此，那所学校的学生，每期都要过一个盲日、一个瘸日、一个聋日、一个哑日和一个残废日。校长说，只有自己是“残疾人”，才会对残疾有真切的感受；只有建立在真切感受的基础上，孩子面对真正的残疾人时，才能从人性的角度，平等地帮助他们、关爱他们。卢卡斯跟那个“瞎子”学生交谈，学生说做盲人最苦，她将来照应盲人会特别小心。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者——知识可以传授，但情感必须体验。只有相同的情感，相近的经历，相似的体验，才会有真切的同情。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的同情的确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德山禅师，明知道铲雪填井不可能将井填满，大家都告诉他，与其给那个浪荡子钱，不如把钱丢到井里，他仍孜孜不倦地填，一如既往地给。他也许没办法彻底改变浪荡子的生活，但是能够让浪荡子不做或少做坏事——这不是教育的全部，但它是教育的起点。
在这物质丰盈而温情贫瘠的荒凉时代，同情，是我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福音书”，同情，也是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带给这个残缺世界的最好的“福音书”。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日本的大愚良宽禅师，一直住在山脚下一座简陋的茅棚里，生活过得朴素而贫寒。
有一天晚上，他行脚归去，发现小偷正在光顾他的茅庐。但他知道，小偷不可能找到任何财物，便脱下自己的外衣，站在门口等待。
小偷出来后看到禅师，惊慌间却听禅师说：“我的朋友，你走大老远的山路来探望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呀！夜深了，带上这件衣服避寒吧！”说着就把衣服披到小偷身上。
小偷满脸羞愧，低着头慌慌张张地走了。
看着月光下小偷的身影，禅师无限感慨地说：“可怜的人，但愿我能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
第二天，禅师刚睁开眼睛，就看到他送给小偷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门口。禅师高兴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
第一次读到这则故事，就感慨联翩。想得最多的，是“慈悲”二字——这简直就是佛教的标志。“我佛慈悲”这四个字，在佛教里，时常联袂而出。佛家还有“大慈大悲”之说，按《无量寿经》的解说，就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以无缘无故的大悲心、大爱心度化一切众生。《妙法莲花经》里也说：“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禅是佛教的一宗，自然也承继了这种特质。尤其是那些得道的高僧大德，其宽宏体谅的悲悯，常让人不由得想起“感伤之情，慈悲之怀”。就像这则故事里的大愚良宽禅师，他对小偷的那一怀慈悲，那发自内心的体谅与同情，真是令人感动。
日本的盘珪永琢禅师圆寂后，一位住在寺院旁的盲人感叹：“我虽是瞎子，看不到对方的面孔，却能从对方说话的音声，判断他的性格……在我所有体会中，盘珪禅师对人说话的声气，始终是真诚无伪的。每当他向人宣示快慰之情时，我只听到快慰的声气；而当他向人一吐愁肠时，我只听到愁苦的声气。那种声气，完全是从他的佛心中流露出来的。”
这样的“声气”，这样的“佛心”，会让人觉得多么踏实、温暖。
理想的教育，也应该如是：湿润，良善，慈爱，悲悯。
看到一个小女孩把学校花房里最大的一朵玫瑰花摘下，准备拿走，老师并没有厉声呵斥或训责，而是蹲下身去，拉着女孩的手，微笑着问：“你能告诉我，这朵花拿去做什么吗？”女孩说：“妈妈病得很重，她看不到这朵最美丽的花，我想把它带回去给妈妈看一眼，再还回来。”老师被孩子的话深深打动，又摘下两朵玫瑰送给女孩：“这朵是送给你的，因为你有一颗美丽善良的心；这朵是送给你妈妈的，感谢她养育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熟知的苏霍姆林斯基。
刚刚从教时，我听说过一则故事：有个孩子学习不太好，又怕同学说他笨，上课总是积极地举手，但被老师抽到又回答不出来。为此他自卑而压抑。老师知道后，便跟他秘密约定：如果回答不出，就举右手；如果能回答出，就高高地举起左手。每当孩子高举左手的时候，教师就让他起来回答问题，每次他都能准确回答，赢得师生的肯定。那孩子因此信心大增，慢慢地，他高举左手的时候越来越多，他的学习状态和成绩也越来越好。
这位老师的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关于教育，关于教师的慈悲之心的思考。
何为慈悲之心？简单地说，就是慈爱和悲悯之心。而在佛家那里，它还意味着帮助众生拔除痛苦、灾厄，得到愉悦和快乐。当代佛门泰斗、临济宗第四十四代传人释本焕长老说，“慈悲”就是一种爱，但不是俗世儿女情长的爱，而是仁慈博爱——“仁慈济物，博爱利生”。这是佛道之本，也是“教道”之根。
尽管我知道，教育不是万能的，但至少应该尊重和敬畏每一个生命；作为教育者，至少应该有发自内心的悲悯情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靠近孩子，温暖孩子；只有这样，教育才会真正渗透到孩子的血液和生命里。
张文质先生曾说，教育是中年人的事业。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人到中年，就会更深刻地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中年教师，一般而言，都已为人父母，都感受到了生命的艰辛和不易。在从事教育时，他们自然会融入自己养儿育女的经验和情怀，用父母般的悲悯和怜爱去理解学生、体谅学生。这种理解和体谅，会让他们更加宽怀，更加悯忍，甚至更加慈爱——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才学会了真正地爱。
我的朋友，城郊结合部一所学校的老师胥晓芸就曾谈到，她在做了母亲后面对学生的感受：
看到撒谎的孩子，我就会想，是不是父母没有给予他足够的信任，而让他今天不敢说实话；看到字写得差的孩子，我就会想，是不是小时候妈妈让他活动的时间太少，影响了手指的发育；看到没有完成作业的孩子，我就会想，昨晚的作业是不是太多了，家长是不是没在他身边，他究竟是哪里不会做。
再也舍不得给孩子布置太多作业，因为担心他们的眼睛，担心他们的身体；舍不得批评上课答问结结巴巴、错误百出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他和我女儿一样，非常想展现出最好的自己；也不再因为孩子的小错就请来家长，训完孩子又数落大人，因为我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珍宝，每个父母都和我一样，恨不得做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妈妈。
胥老师这番将心比心的感受，这种“舍不得”，让我想到佛经里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作为教师，即便不能像佛那样，视一切孩子为自己的子女，但也应该有这样的“柔软之心”、“慈悲之心”、“仁爱之心”。
可惜的是，现在的教育，强硬心取代了柔软心，功利心取代了慈悲心，冷漠心取代了仁爱心——教师缺乏柔软、慈悲、仁爱之心，孩子的心地里，自然也难以生出柔软、慈悲、仁爱的情怀来。尽管他们原本是纯真的、良善的、温润的。
《人民教育》杂志刊载过一篇文章《不想再见一面的老师》——“我”和同学路遇当年的语文老师，“我”忙着打招呼，同学却闪到一边，装作不认识。问他为什么，同学沉默片刻，低沉地说：“我不想再见到他！”
原来，小学四年级时，同学曾在一篇作文里，说他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而那位老师用红色钢笔，在“教师”前面添上了“代课”二字。“这猩红色的两个字让我一阵眩晕，心里像做错了什么似的，非常难过。”同学说，父亲一直是他的骄傲，他也一直为父亲是教师而自豪。但是，语文老师那刺眼的两个字，让他的骄傲变成了耻辱。
“所以，我不愿见到他，说不上恨，但就是不想再见到他！”那个同学说。
对一篇作文而言，“代课”二字真的就那么重要？也许那个老师的确严谨、认真，但实在不够智慧，缺乏慈悲之心。他也许没想到，那两个字给孩子造成了多么可怕的阴影，几十年的光阴之水，也无法将其冲刷干净。而事隔多年，学生对他的态度，似乎也正是他当年行为的回报和“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其实就是播种，把教师所具有的东西，播撒在孩子的心地上；你播撒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长出什么样的苗来。
曾读过一篇文章：南方某地的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即将开始数学考试，同学们忽然发现，班里数学成绩最棒的女孩没来考试。正奇怪时，老师说那女孩的爷爷去世了。同学们听后一片欢呼，兴奋得又是敲桌子又是跺脚。他们一直觉得，之所以她每次数学考第一，是因为她爷爷是数学教授，现在她爷爷死了，他们终于有机会超过她了。
孩子们幸灾乐祸的“兴奋”，让我觉得非常后怕：如果一个人对分数的追求超越了对生命的敬畏，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出来？如果我们的教育最终培养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学生，我们还能对明天抱什么期望？而面对这样的状况，作为教师，我们又该作何感想？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面对稚善的孩子，面对他们纯洁的心灵，让自己始终保有良善之心、仁爱之心、慈悲之心，应当是教师修炼的头等大事——教师没有良善，教育就不会有温润；教师没有仁爱，教育就不会有温暖；教师没有慈悲，教育就不会有温情。
如果一个民族，在教师脸上都看不到慈爱、悲悯，就像在学生脸上看不到活泼、天真一样，那将非常可怕，也非常可悲。
就像载歌载舞的水
大愚良宽禅师年老的时候，家乡捎来消息，说他的外甥不务正业，成天吃喝玩乐，快要倾家荡产了，家乡父老希望禅师能大发慈悲救救外甥，劝他回头是岸，重新做人。
得知此情，良宽不辞辛苦，不顾年高，走了三天路程，回到久违的家乡。外甥见到多年不见的舅舅回来，十分高兴，恳请他在家留宿。
良宽禅坐了一夜，什么话也没说。外甥惴惴不安，不知道舅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第二天清晨，良宽准备告辞离去，坐在床边穿鞋，两手一直发抖，始终系不好草鞋的绳带，就对外甥说道：“我想我真是老了，可否请你帮我把鞋带系上？”
外甥帮他系好鞋带。良宽慈祥地对外甥说：“谢谢你了，还是年轻好啊。你看，人老了就一点用都没有。你好好保重自己，趁年轻的时候，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说完，良宽头也不回地走了，对于外甥的放荡生活没有一句责备。但从此以后，他的外甥再也不过花天酒地的浪荡生活了，而开始洗心革面，奋发向上。
一说到教师，我们就会想起“诲人不倦”。“生命不息，说话不止”，似乎成了教育者的经典形象。而其间透出的辛勤、专注、尽职、尽责，似乎也总是让人钦敬。而一提及教育，我们也往往理解为“直奔主题”的批评、说教，摆事实，讲道理，或苦口婆心，或疾言厉声，或和颜悦色，或“电闪雷鸣”。
读了这则公案，对教师和教育，我有了新的体认。
良宽禅师走了三天路，回家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劝导外甥浪子回头，改邪归正。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批评、责备。一声“谢谢”，一个对比，一点勉励，仅此而已，外甥却由此幡然醒悟，洗心革面。
禅门教育，方法林林总总，或当头棒喝，或反诘追问，或有无不定，或含蓄暗示，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说破”，一说破便成了“口头禅”，于人毫无益处。正如圣寿聪禅师所说：“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不可告，不说破，其用意在于让参禅者自悟自得。自得的才是最有用的。如孟子所说：“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事实上，最好的教育总是不动声色、不露痕迹的。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孩子们没有觉察到你给他们讲的事情是专门为了教育他们，那么，你的谈话将会产生更好的效果。”真正成功的教育，莫不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感悟的。所以，苏霍姆林斯基又说：“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在其中越少感觉到教育者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他甚至把这看成所有教育技巧的核心，通向孩子心灵之路的基础。
卡耐基是美国著名的成功学家，也是一位演讲大师。有一次演讲后，他刚回到办公室，秘书莫莉小姐就笑盈盈地迎上来问：“卡耐基先生，演讲成功吗？”卡耐基说：“非常成功，掌声四起。”莫莉由衷地笑着说：“祝贺你。”
卡耐基说：“莫莉，你知道吗？我今天去给人家讲的是‘如何摆脱忧郁，创造和谐’，我从公文袋里取出讲稿，刚一开口，下面便哄堂大笑。”
莫莉说：“那一定是你讲得太精彩了。”
“的确精彩，我读的是一段如何让奶牛产奶的新闻。”卡耐基说着将手中的材料递给莫莉。莫莉的脸刷地红了，喃喃地说：“昨天我太粗心了，卡耐基先生，这不会让您丢脸吧。”
“当然没有，你这样做使我自由发挥得更好，还得谢谢你呢！”卡耐基说。从此以后，莫莉再没有出现过因粗心而造成的失误。
面对秘书的失误，卡耐基不仅没有批评、指责、埋怨，反而是真诚地感谢，而在感谢的同时，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来暗示、提醒她。这既尊重了对方，也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宽容，这种“无声的批评”，不是引来对方的抵触，而是唤起对方心中的歉疚和美好的品性——美好的东西，也许更适合用轻盈、柔和的方式去唤醒。
当学生犯错误时，我们当然可以厉声疾呼，当头棒喝，但这往往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使他们产生抵触情绪，或矢口否认，百般狡辩，或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入心，不入脑。原因很简单，摆出教育人的架势，就失去了平等的心态，往往居高临下，态度强硬，而学生基于“无声的反抗”，任你滔滔不绝，他都沉默以对，任你“老婆心切”，他却无动于衷，总之是达不到教育目的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倒是采取一些“冷处理”或“不作为”的方式，更为有效。
有一个学生经常缺课，被告到了校长那儿。校长经过了解，在游戏室找到他，一声不吭地站在他背后。当他转身，发现校长正严肃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就乖乖地站起来，跟校长回去。一路上，两人都没说一句话。进学校后，校长用手一指，学生便进教室上课去了。
以后几天，校长一直没有找他。结果，那学生连续几天都心事重重，坐卧不宁。后来终于忍不住，就跑到校长办公室去问：“校长，你什么时候批评我啊？”校长说：“你现在不迟到、不旷课，又没犯什么错误，我批评你什么啊？”那孩子如释重负地笑了。
长大后，他对这件事念念不忘。他说：“如果校长当时骂我一顿，我也许早就忘了。校长越是不说，我自己就越是想得多。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并不是所有批评，都必须有声地进行，就像戏剧表演，有时无声的静场，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老师总喜欢当机立断，短兵相接，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孩子“我教育你，是为了你好”、“我批评你，是因为在意你，要是不在意你，我完全可以不理你”诸如此类的话，让教育的目的昭然若揭，把批评的意图弄得路人皆知，不仅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反倒让师生关系更趋紧张，甚至把教师推入尴尬境地。
何以如此？我觉得，人都有可变的成分，也有不可变的因子。人总有迷糊的时候，也总有清醒的时刻。真正的清醒，用我家孩子谢一苇的话说，并非你使劲把他叫醒，而是他自己觉得应该醒来，于是他就醒来了——这才是真正的清醒。
批评其实是师生思想和情感交流、沟通的途径，是彼此观念碰撞的契机。但很多时候，我们对学生的违规违纪，所说的无非是老生常谈，甚至是陈词滥调：“怎么又迟到了？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为什么寝室分数又被扣了，你把班级荣誉放在哪里”，“考试考得这么差，拉了班级后腿，你自己好好想想”，等等，非但不会有好的教育效果，反倒容易让人反感甚至心生厌恶。
特级教师贾志敏曾说：“成功的教育是一种无痕的教育，即没有痕迹的教育，如果说，让学生知道我是犯错误了，我是接受你的教育，他走进来，我们的地位就不平等，不平等就注定你这个教育的失败，所以师生应该是平等的。”
有一次，他在校园二楼外的平台边捡了四架纸飞机。第二天早上，他就将此事讲给大家听，他说了自己年近花甲翻上平台的不易，说了保洁工人的忙碌和辛苦，最后他说：“纸飞机的确好玩，它反映了同学们向往蓝天、向往飞翔的强烈愿望，但是，可爱的孩子们，你们想过吗？我们的校园不也正热切地向往清爽、向往洁净吗？”
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严厉的训斥，但是字字句句如甘露浸润心田，发人深省，催人改过。演讲后的当天下午，两个孩子就到他的办公室里，主动认领了这四架纸飞机。
印度哲学家奥修说：“当鞋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真正的教育，应该就是这样的“暗教育”、“潜教育”。而最好的教育方式，应该就像春雨，既滋润心田，又不伤根系。因为教育所面对的，是有独立人格、思想和自尊心的生命个体，要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使他们从心底接受外在的规范并自觉去实行，靠的是教师的精心打磨和雕琢。
真正的教育，哪怕是批评，也应当是充满温情和爱意，充满人性的关怀和智慧的。很多时候，一句轻描淡写的鼓励，一次看似随意的爱抚，一道饱含真情的眼神，一个不露痕迹的暗示，会给孩子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产生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春雨润物，春风风人，更具教育成效。
“不是铁器的敲打，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粗糙的石块变成了美丽的鹅卵石。”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这句话，道出了教育的纯美境界——铁器的敲打，会使石块破碎，或使其棱角更为分明，锋芒更为逼人；看似柔弱的水，却能在悄无声息的流淌中，在载歌载舞的行进里，在温婉细腻的琢蚀下，让石头变得光洁圆润。
教育如水。那水，就是教师的柔情，是教师发自内心的“爱”。只有深切的关怀和爱护，才能使教育成为载歌载舞的水。而成熟的教育工作者，就是那高明的水上舞者，在载歌载舞的欢快行进里，使那些有棱角、有缺陷的石块，渐臻完美。
总有一滴蜜是我酿的
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刚从天竺来到东土弘扬佛法时，曾被引荐给南朝的梁武帝萧衍。
梁武帝一直致力于建寺、写经、造像，他满以为自己的行为，能博得达摩赞赏，便问：“我即位以来，建造寺庙，抄写经书，建造佛塔无数，供养僧人万千，可有功德？”
达摩回答说：“没有功德。”
梁武帝十分不解，忙问：“怎么会没有功德？”
达摩说：“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即是说，梁武帝所做的，不过是对自己疏漏的一些补救，是世俗的，好比跟着形体的影子，并非真实的存在。
梁武帝心中一愣，又问道：“你所说的大乘功德是什么呢？”
达摩回答：“净智妙明，体自空寂，这才是大乘功德。这样的功德是人世难求的。”
梁武帝与达摩的这段对话，最早见于公元774年编撰的《历代法宝记》。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以后，便成为众所周知的禅门公案了。
梁武帝说，我为佛教做了那么多事情，应该是很有功德的吧？梁武帝此问，实际上有向达摩显摆、邀功的味道。他所说的功德，即功劳福德，亦即行善所获之回报。期望有所回报，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达摩看来，学法礼佛也好，度僧修庙也罢，都是为求福报的有为之功、有漏之功。这些，就像竹影扫阶一样，是虚非实。所以他说梁武帝“没有功德”。
事实上，梁武帝的善行，岂是毫无功德？达摩不过是说，在修佛参禅者内心，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有无”对立，即所谓的“不二法门”。按佛教的说法，佛就在生活中，生活事就是佛事；而在禅宗看来，用心生活，无论砍柴、扫地、做饭，甚至吃饭、睡觉、发呆，都是在修行参禅。所以有后世高僧解说：
做演员、歌手的，可如此发愿：让所有见我、听我唱歌的众生，都种下成佛的因缘，远离烦恼，成就佛果。做老师的，可以这样想：让每一个我教的孩子，都广种善根，恶业消灭，因果成熟，见佛闻法，离苦得乐，成就佛道。
一句话：“生活无处不功德，人间处处为道场。”真心做事，便是修行，便有功德。
在禅门看来，做功德是不必追问因果，更不必图谋回报的，就像右手拿东西递给左手，难道需要左手说道谢的话吗？赵州从谂禅师就经常告诫弟子，要放下心中的一切执著和妄念，甚至包括佛门中的一些戒律和规矩。
有一次，赵州看到侍者文远在礼佛，便用柱杖轻轻敲了一下，问：“你在做什么？”文远回答：“我在礼佛。”赵州斥责道：“佛是用来礼的吗？”文远道：“礼佛也是好事。”赵州说：“好事不如无事。”——礼佛虽是好事，但修行不可以执著于做好事积功德，修行的真谛在于“无事”。禅师以此教育急功近利的人，做好事不必经意，更不必刻意。
倘要追问：作为教师，我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何功德？或者说，对于教育，我们每个教师所作的思考和努力，付出的汗水和心血，究竟有何功德？答案可能是有，也可能是无的。
我们选择教育，或者是真心喜爱，或者是迫于无奈，或者是大道传薪之求，或者是谋生糊口之需，不管怎样，只要我们做了，还在做着，就应当尽可能做好——做好，既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在修行，积功德。因此，无论对自己还是职业，我们都应当有深切的理解与认同，既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也明白到自己的边界和局限。
比如说，今天的教师，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时代，做着最不应该急功近利的事情。几乎整个社会都恨不得一夜暴富，但教育需要我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几乎整个社会都非常浮躁、紧张、匆忙，但教育需要我们从容、淡定、优雅。
这样的矛盾，势必会让那些真正有良知的教育者，感到纠结和痛苦。但，这就是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的特质，而且终其一生，甚至数代人，可能都无法彻底挣脱。在这种生存背景下，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审视和发现。
一方面，今天的教育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是“反教育”之处，但是要改变又觉得非常沉重、艰难，而如果不改变，似乎又对不起自己和学生。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努力改变，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从我们立足的教室开始，从我们依托的讲台开始。无论如何，总有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不计名利，不求功德——我始终相信，即使是黑暗的深渊，也总会有某种光亮可以期待；即使是铁板一块，也总会有空间，让我们“见缝插针”。
另一方面，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而言，我们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全面而即时的，评价和回报却可能片面而遥远。如果把教育比成一条长河，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只是这条河上的一处渡口，而我们就是河边摆渡的人：不只负责从此岸到彼岸，还包括从“当下”到遥远——学生来到我们这里，经过三年、四年或六年光阴，就会离开，走向生命的前方。而守护眼前的渡口，摆渡当下的时光，眺望辽远的未来，尽可能为他们的长远生活作好铺垫和准备，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基础教育是培根植本的教育，属于枝的萌发、叶的生长的教育。漫长的时光，纷繁的劳碌，所有辛勤的努力，都只是默默的奉献。它需要我们“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可能并不会有什么明确的回报。如果一味追求“等价交换”，当回报低于预期时，我们可能就会感到失望、遗憾，甚至抱怨、指责。就像梁武帝，供养“三宝”，兴建佛寺，乃至布施贫困，绝对都可以获得福报，但是如达摩所说，如果在行善积福时，过于计较所能得到的回报，那我们的感觉和实际的“功德”，就会大打折扣。
读过美国作家弗兰克·迈考特的小说《教书匠》。在序言中，他特别提到当年的英语老师：“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可爱的老史密斯小姐。她过去常说，如果她在四十年教学生涯中能影响一个孩子，那就不枉此生，她就能开心地离开人世。”通过自己的教育行为，影响和改变学生，这就是教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在小说结尾，那个曾经在课堂上与迈考特顶嘴的黑人女孩塞丽娜，在离开学校后，曾专门托同学转告老师，她将选择教书作为自己的职业。迈考特说，这是“美好的时刻”。
这样的美好时刻，让我确信，我们的所有付出、努力和辛劳，都是值得的，因为变化正在发生，美好正在出现，虽然来得缓慢而遥远。钱理群先生说：“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成为学生童年和青少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作为教师，如果能够成为孩子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吧！
在电影《谁动了我的幸福》中，主人公讲过一则故事——有一只蜜蜂，成天在花丛中辛勤奔忙，一只老鹰看见了，就说：“小蜜蜂，你成天那么辛苦地忙碌，有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蜂房中哪些蜜是你酿的吗？”蜜蜂抬头看了看老鹰，说：“鹰啊，我没有你那么站得高，看得远，可是，我只要一看见蜂房就会激动。”老鹰问：“为什么呢？”蜜蜂说：“虽然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哪些蜜是我酿的，可是我知道那蜂房中，总有一滴蜜是我酿的。”
在现实的教育里，我也曾见到过这样的老师：他们一走进校园，就觉得兴奋，一看到孩子，就感到欢喜，一登上讲台，就非常激动。薛瑞萍老师就曾说过：“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老师，多像那只“一看见蜂房就会激动”的蜜蜂：终日辛勤奔波，忙忙碌碌，却不计得失，不问功德。
现在我已不在一线任教，但仍是教师，仍做着与教育和教师有关的事情。我愿意做这样的事，尽心尽力，任劳任怨。我甚至愿意这样想：如果教育真是在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那就让我做这样一只“激动”的蜜蜂吧——尽管终其一生，或许都不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我知道，那丰硕的蜂房里，“总有一滴蜜是我酿的”。
或许，对于我的生命，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