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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建立试验区

1985年至1988年,胡锦涛踏遍了贵州的土地,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据统计,1987年,毕节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生态恶化,毕节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也是毕节地区的典型特征,人们日子好不起来,就希望以增加劳动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人口膨胀,地不够种,又引发了必然的“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恶性循环。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反复而且严重的破坏,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将他们身下的这块土地折腾成了“不适合人居的地方”。

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1988年4月,他在北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

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

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他特别强调必须“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他说:“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由此,毕节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向石漠发起总攻的试验区,而海雀,则是这场生态建设攻坚战的发源地。

6

宏远而重大的决策,往往都是站在高地上的人做出来的。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而对于紧紧贴着大地的农民来说,就只看得见脚下的那一寸土地,也只想得到眼下的那点儿事情。他们不懂得大概念大数据,他们更多地表现得很感性,只是觉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太不如人意了。不如人意的地方在哪里?地里出不了庄稼,风来没什么挡沙,雨来没什么护泥,那种心情,跟秃子害怕照镜子是一回事。如果一定要谈理性,他们也只知道自己相依为命的这块土地弱不禁风了,只知道自己吃不饱肚子了,只知道自己必须在这块被人认为“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活下去。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经验,甚至是一个农民的本能去寻思土地的需要,就像一个儿子,在风起来的时候,会本能地替老母亲掩掩衣襟一样。

李淑彬正是出于这种本能,想到了栽树。

那是一个狂风呼啸的冬夜,李淑彬在黑暗中睁着眼听风咆哮,心痛着自己那没遮没挡的房子,便跟丈夫刘昌华说起了树。

她说:“要是这房前屋后有树就好了。”她能想到的,是这房前屋后有树,房子就不那么怕风怕冻。在她母性十足的想像中,她家房子不光在寒风中受着冻,肯定还担着惊受着怕。

她说:“我们可以栽一些树。”

刘昌华说:“你说的不是姜子树吧?”

她说:“不是姜子树,是正经的树,杉树啊柏树啊那样的大树。”姜子树哪能为房子挡风呢?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树苗。那是公社育下的几厢树苗,她有一次无意间看见,便从此惦记着,每有机会便跑去看。那情形很有点像一个身体里充满了母性的女人路过幼儿园时,总忍不住要逗留下来痴痴地看上那么一会儿。她就一次次把那些树苗看大了。它们真的长大了,应该移栽了。可是它们看上去无人问津。它们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了。跟丈夫谈到那些树苗的时候,李淑彬说到了“难过”这个词汇,她替那些树苗难过。她说:“多好的树苗啊。”在她的概念里,它们就像那些长大了的姑娘,到了应该出嫁的年龄却因为父母的疏忽而被荒废在家里。她希望丈夫能到公社要几棵回来栽,她渴望做它们的婆婆。可刘昌华属于那种害羞的人,没答应她。

看丈夫那里指望不上,李淑彬竟然想到了偷。她想,并不是所有的偷都是可耻的。她偷树苗,只是因为太爱那些树苗,而那些树苗又被荒废在那里,她这样做,是可以救它们出来的啊。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一张手巾,她就用那张手巾扎了几棵树苗回家,把它们栽在了屋前。至此,她家屋前终于有了树。想像着有一天,它们长成了大树,既成了她家的风景,又可以为她家挡风沙,别提她心里有多安慰了。她把它们当婴儿侍弄,看着它们在她家院坝边上慢慢适应,转青,最后表现出一副安心住下来的样子,她便满心的成就感。

这时候,她对树的那份渴望也在悄悄成长。有了这几棵,她就想再有几棵。有了屋前的,她就想屋后也应该有,就想最好能在屋子周围栽上一片。于是,她连着跑了几次公社的苗圃,她那张手巾替她捆了几回树苗。最后,当然还是给发现了。她脸都吓白了,那毕竟是偷。可她万万没想到,人家却对她说:“这些苗长这儿也没人要,你尽管扯吧。”说这话的人是公社干部,他的意思就代表了公社的意思。李淑彬一颗心“扑通”落到肚子里,就喜滋滋把那些树苗全请回了家。那天晚上,她看着半屋子的树苗,竟忍不住弹起了泪珠。那都是给高兴的。她总算是把全部树苗都救下了。她将把它们好好的交付给土地,让它们拥有正常的树生。

刘昌华也喜欢,看那些树苗的时候,他眼里的稀罕一点儿也不比李淑彬眼里的少。

李淑彬问丈夫说:“你说他们既不要,为哪样又要育呢?”听上去,她就像在埋怨那些对子女极其不负责任的父母。

刘昌华说:“大概是暂时没顾得上。”

男人总是要比女人理性些,他能想到,那会儿刚刚改革开放,公社里的人有很多大事情要忙,哪顾得上两厢树苗呢?

既是这样,李淑彬就更是如释重负了。

这些树苗,被他们全栽在了房前屋后,那可是小具规模的一片,不用那么着急看见它们长成林子以后的样子,就想想都让人心动。

我们习惯性地相信一种说法,即人命里注定的东西总是跟他名字有些关系,李淑彬这个名字里就有三个“木”字,三木不就成“森”吗?所以这辈子,她注定要跟一片森林有关。自从她在房前屋后栽下了那些树,她便情不自禁地走向了她的宿命,走向了她的森林。

生活在石漠地区,农村干部们对生态的敏感自然也是最切实的。1982年的时候,大方县就开始往下下达造林任务。那时候,李淑彬房子周围的树木已经长出了一片好势头,她家那块地在六龙镇那片光秃秃的石漠地区呈现出诱人的生机,李淑彬也因此而小有了名气。“想造林,找李淑彬。”这话可是干部们自己说的。干部问她:“如果让你植树造林,你能干好吗?”她想都不想就说:“一定一定,保证栽好。”她对树的那种迷恋溢于言表,别人就没理由不相信她一定能栽好了。

于是,县里给了她300亩植树造林任务。

300亩可不是房前屋后那点儿面积,事儿也不是自家闲情逸致的那点儿事儿,是上头的造林任务,是一个担当,一个责任。

县里组织了一个植树造林经验交流会,有人在会上说:“栽树嘛,一锄一个喜鹊嘴,一锄一个灯盏窝。”就是说,一锄头下去起来,就放苗盖土。这算什么经验呢?李淑彬房前屋后那些树就是那样栽的,所以它们长起来很慢,成活率也不是很高。她后来心里一直自责呢,怪自己栽的时候没用心。可是那个会上,竟然没有更好的经验可取了。事实上,石漠居民对栽树的事儿都很陌生,就像出家人对生孩子很陌生一样。

心里七上八下回到家,李淑彬便跟刘昌华商量,到别的地方去取点儿经吧?

那当口,刘昌华正管着营业所一个修建工程,为了让丈夫安心去取经,李淑彬向他保证:工程上的事儿我替你照管着,你尽管取经去。

那刘昌华也算得上一个痴人,背着李淑彬为他打的粑粑,他竟在外面跑了足足一个月,哪里有林场就去哪里。为什么要跑那么久啊?因为在当时,有林场的地方,土地都是健康的,在一块健康的土地上栽树还不简单吗?可他要的是在石漠地区栽树的经验,就只能坚持不懈地跑。回来的时候,鞋底也磨穿了,眼窝子也变深了,头发胡子也长成森林了。不过,他终于带回了在石漠地头植树的经验,据说,那是一家国有林场一位大学生传授的,是书面知识。书面知识有时候会遭到农民的不屑,但当你并无高于这种书面知识的实际经验的时候,你就必须正视并且认真对待于它。

李淑彬认真照着刘昌华学来的经验植树,先翻地,能有多深翻多深,窝距要严格,窝深也要严格。看她做得煞有介事,就有人笑她:“你这是在栽树?”这样问当然不是要她回答是与不是,而是为了嗤笑,觉得她太傻太照本宣科。这些人从来没认真栽过树,但他们却无比的自以为是。他们自负的资本,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却并不承认他们可能属于无知的那一个农民。

有时候,你碰上一段小插曲也是蛮有意思的。这次植树造林任务,上头有过承诺:如果完成得好,就有点儿补助。偏偏又有那个别贪图小便宜的人,就专冲着那点儿补助才接受了植树造林任务。当然,也有那初衷好,但后来看那点儿小利益看歪了眼的。不管如何,就有另外的同样承包了造林任务的人偷奸耍滑,专门在上头要下来检查的时候才将树苗栽进地里。那树苗刚下地当然新鲜,当然精神,于是,他们就被看成任务完成得很好的。李淑彬家那300亩苗,因为正在熟悉环境,叶子有些发黄,苗子也显得不那么精神,所以被看成完成得不好的了。撞鬼又遇上阴风,那偷奸耍滑者又不知出于什么居心,在视察干部跟前毁谤于她,最终惹得她挨了县林业局的一顿痛责,说她毁了一批树苗耽误了造林。好在李淑彬属于那种心宽的人,挨了批评,尊严扫地之后,她也没太放在心上,一心只希望她的那些树苗好好地长。她相信丈夫辛苦求来的真经,相信那些树苗会善待她的真心。

果然,第二次大检查的时候,她的树苗们已经缓过了劲,新生的朝气催出了新绿,完全是一种有了阅历有了自信,做好准备迎接崭新未来的光景。而偷奸耍滑者那里,当然只能是死多活少。到这时候,干部们才发现,真正毁了苗子耽误了造林的人是他们。因为错怪了李淑彬,县林业局长登门致歉,倒把李淑彬弄得怪不好意思,红着一张银盘脸笑得直抹眼泪。

“局长哪是错怪呢?那树苗给毁了,哪个不急啊?”她善解人意地说。

这回,真让人看见了她栽树的能耐,因此第二批造林指标下来的时候,她又承担了200亩。

拥有一片青山,几乎是所有石漠居民的梦想。只不过,敢于把自己的生存交付于10年甚至20年的摸索和辛苦的,只有李淑彬。李淑彬的心有点儿大,大得可以装下很大很大的一片林子。所以,500亩对于她来说,太少了。1984年的时候,她贷款80000元,要造林3000亩。

仅靠她一家子怎么能造3000亩林呢?李淑彬请人来造。别看她一农家妇女,魄力却不可轻视,她竟然召集了几百个劳动力来帮她翻土,她按工开工钱。那个冬天,六龙镇的荒山又出现了尚未走远的热闹。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人民公社时期,这些山头上的劳动场面也是这么热烈。凡具有规模的劳动场面都是振奋人心的。

这个植树能人要干大事,把个县委书记也惊动了。来到山上,看见这么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便主动留下来助阵。而且那之后每天都来。他当然不光是被那种劳动场面感染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还想到了别的,比如安全。他来了以后,多数时间都是扯着嗓门儿在喊:“注意安全,不要打闹,不要调戏妇女。”这后面那半句,既是严肃的,也是玩笑的。你可以当真,也可以当是活跃气氛。

李淑彬要接他到家里吃饭,他不去,也不让李淑彬回去。李淑彬干脆买来馒头为大家鼓劲,说:“谁先挖到山头,奖励馒头。”不过,她同时又要求:深挖七寸,谁要是挖得不够尺寸,漏下一个树蔸没挖掉,罚款2角,罚款从工钱里扣。

那个年头,馒头还是我们南方人眼中的点心,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那年头的2角钱,在这帮挣扎于石漠地区的农民眼中,也还是大钱。所以,她的这种奖罚制度,倒很有效。

山头挖完,开始植树。李淑彬做示范:坑要一尺宽一尺深,回填一半肥泥,放人树苗,再填上余下一半肥泥,踩紧,再盖上挖坑掏出的瘦土。栽下去后,她一株一株检查,没栽好的得重栽,栽树的人得罚款,一棵2角。

奋战了一个冬天,她硬是把3000亩拿下了!

当李淑彬栽完最后一棵苗,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环视着自己创下的这个奇迹的时候,她激动得不知道拿自己如何是好。她一个劲地搓手,还是按捺不住那种想找个人抱一抱的渴望。正好丈夫就在身边,她便扑上去搂他。那时候可没现在这么开放,山头上一堆子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农民,刘昌华给她抱成一张大红脸,别人也看笑话。丈夫害起羞来,她也很害羞,立即放开又更招人笑话,她只好无缘无故将丈夫乱捶一气,喜极而泣起来。“栽完了!3000亩地全栽完了!”她说。她抹着那张湿漉漉的脸,把眼睛笑没了去。她说:“想想这片林子长起来后的光景,想想3500亩林子长起来以后的光景。”她让丈夫想,也让大家想。于是,大伙就都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去想那个光景,有人就想高兴了,有人又想得妒嫉了。不管高兴还是妒嫉,就都对她说:“今后你家守着这片林子,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当然,也有人担心:她倾其所有全为了这些树,这些树可不是到了明年秋天就能结粮食的,一家子几张嘴吃什么呀?

7

生活在石漠地区,老百姓的目光短浅到只盯着碗的地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李淑彬一家几口人的饭碗问题看上去容易解决,那毕竟只是几只碗。文朝荣的情况不同,他要面对的是整个海雀村的饭碗问题。想想,要是几千只空碗敲起来,那是何等的震耳欲聋?

在这之前,文朝荣在村里的威信是建立在他人好的基础之上的。别看他很少有跟人说笑的时候,但他的心好,却是海雀人公认的。不过,做一个村支书,光心好还不行,同时还得心狠。尤其要对自己狠。

大儿子娶完媳妇,文朝荣就不让他去煤窑了。他要他留下来栽树。这话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人家挣钱挣得好好的,你凭啥要留他下来栽树?可文朝荣的回答很简单,就凭他是他文朝荣的大儿子,就凭这树是他文朝荣让栽的。文正全搞模仿秀似的跟他一样瞪眼睛,而且瞪得像极了。他挑衅地说:“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脚长在我身上。”文朝荣说:“你试试。”文朝荣说这句话的时候没用什么力,但儿子听的时候心却直线下沉,像给拴了一块大石头。“试试”的身后是什么?儿女们是领教过的。文朝荣有儿女五个,中间总有一个两个胆儿大点儿的。比如老二文正友,十来岁的时候他爹也跟他说“你试试”,他偏不信,就“试”了,结果他掉了颗牙,腿还瘸了一个星期。那一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只有他母亲李明芝还记得清楚,别人说起那次事件的时候,只记得庆幸的那一部分。庆幸的是文正友那时候还小,筋骨恢复起来快。庆幸的是他给打掉的那颗牙,正好到了该换的时候。

文正全其实属于胆小的那一种,他从来就没敢真跟父亲较过劲。但这一次有点儿不同,这一次他不光要照顾自己的情绪,还要照顾媳妇的情绪。媳妇是冲着他在煤窑上挣钱才嫁他的,刚嫁过来,他就不去煤窑了,就要留下来栽树了,这不是让人家大感上当吗?所以,这一次文正全决定“试试”。他想:我都这么大了,都娶媳妇了,你难道还能打掉我一颗牙,还能让我瘸上一个星期?你就是想达到那种效果,也没那么容易吧?他想:大不了,我带着媳妇住煤窑去,在那里搭个窝棚,也不比家里这杈杈房逊色到哪里去。

那天早上,天刚睁开眼他就背上包袱想逃,没想到给父亲堵在了门口。文朝荣站在院坝中间,乜视着他。他看上去略有点儿得意,因为儿子给他逮了个正着。

“想跑?”他语气里还带着点儿嘲讽的意思。

文正全说:“我得去挣钱。”

文朝荣说:“你得留下来栽树。”

文正全说:“为哪样?”

文朝荣说:“就为全村人都在栽树。”

文正全说:“每个人头栽多少,我们家一根不少就行,我去挣钱耽误不了这个。”

文朝荣说:“不是耽误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你是村支书的儿子,你都不去栽树,你让我怎么叫得动别人?”

文正全说:“你就为这个?”

文朝荣说:“要是个个都跑出去挣钱了,这树哪个来栽?”

文正全说:“你栽你的树,我挣我的钱。”

文朝荣说:“这栽树不是就栽几棵树那么简单,我是想让大家都往这上头去想。”他想说的是,得形成一种拯救生态的理念,形成一种感恩土地,反哺土地的理念。但他读书少了一点,肚子里没这么多词汇储备。文正全当然也就没法自觉地理解到那个程度上去,他照样只能想到栽几棵树那么简单。

他说:“是你那几棵树重要,还是肚皮重要?”

文朝荣说:“饿着你了?”

文正全放低了声音咕哝说:“跟着你就没饱过。”

文朝荣说:“你留下,我让你吃饱。往后这屋里,别人都可以饿,我让你吃饱,让你和你媳妇吃饱,要得不?”

当吃饭还是人们生存第一要务的时候,你真不能对别的抱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祖先知道用兽皮遮羞,那都是到了他们懂得制造工具,有了工具,杀野兽显得容易多了,吃饭问题的压力减小了以后。到后来,女人们开始穿狼牙做装饰品,男人们开始用狼牙做牙签,那已经是可以将狼驯养来为自己服务的时代了。海雀人那会儿的闲情逸致,也不过就停留在饭后剔剔牙的程度之上。

文正全留下来栽树,为的是起带头作用,可别人并不把这种带头行为放在心上。不管是谁在带头,栽树毕竟离肚子吃饱很远。有了林子,生态改善了,吃饭就不是问题了,甚至别的也都不是问题了,可那怎么也得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你让人们饿着肚子跃过几十年的距离,去相信那么遥远的一个梦想,要是容易才怪呢。

第一次栽树,你说不栽就不分救济粮,别人听了你的,那不是因为救济粮,主要还是因为人家看你平时对人好,给你面子。再说,不是第一次吗?还有一种新鲜感吸引着好奇心。你第二次再以救济粮作要挟,有人就可以不买账了。

1987年那个冬天,海雀要完成三五十个山头的植树任务。海雀有一百多个山头哩,计划用三个冬天栽完,那不一个冬天就得拿下三五十个才行?可第二批树苗明显不受人欢迎。树苗是同救济粮一起领回来的,文朝荣开会定了个规矩,领救济粮一斤,得同时领树苗十棵。有人就不干了,跟他算账。说:“一斤粮食吃到肚子里,栽完十棵树也消耗完了。”就是说,这救济粮等于没领。海雀人喜欢救济粮不假,但他们从来不自己跑去跟政府要。他们只让文朝荣去申请。是申请,不是要。申请是有尊严的行为,这是海雀人的底线。文朝荣的好,正在于每一次,他都愿意为大家去红这个脸,去为他们申请。不过,如果文朝荣不愿意去为他们争取,他们也无所谓。海雀人挨得住饿是有传统的,又不是这些年才养成的。你从来都只听说人是一日三餐不是?可海雀人从来都是一日两餐。这习惯就是在长期贫困中养成的,你有你就吃你的三餐,我没有我吃两餐还不行吗?有粮食的时候,两餐都有粮食,缺粮食的时候,就一餐粮食一餐菜,要是一点儿粮食都没有了,就两餐都吃菜。所以,这些人认为,如果吃救济粮就必须去栽树的话,那不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时候,文朝荣就想跟大家谈理念。

用救济粮要挟大家栽树只是他没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也行不通了,就只能奢望理念了。先在支部里谈,跟党员们谈。党员干部们支持他跟着他干,并不代表他们具备了他那样的热情和愿望。村民们连救济粮都不要了,他们就表示自己没有办法了。文朝荣当然不相信他们是因为脑子笨,想不出办法,他们不过是懒得想办法。他们本身积极性就不高,遇上困难就半途而废是很正常的。所以,文朝荣觉得必须要跟他们谈理念,有了理念才能产生愿望,有了愿望才能产生积极性。

文朝荣跟他们提起了胡索文。他说:“胡索文说,他栽树是为了还债。”他问他们:“你们怎么看这个‘还债’呢?”他说:“他可没借别人的钱,他要还的也不是别人的几个钱,而是还地的债。地!”他用脚使劲跺了几下地面,说:“就这地。”又用手划拉一下屋外,说:“就我们生活的这块地。”

那天,文朝荣显得特别热爱说话。他跟海雀村的几个党员分析了胡索文说到的那个“债”,他告诉他们那不是简单的一棵树的债。他说到了我们对土地的依靠,说到了我们对土地的索取。他甚至打起了比方,说到了“母亲”,说到了孩子。凡做过父亲的都知道有那么一种贪婪的孩子,吃奶吃到几岁了,牙都长全了还不想放弃,即使身后跟着有弟弟妹妹要吃奶也不愿意放弃母亲的乳房。他认为,我们就是那种孩子。我们从来没想过母亲是不是承受得了,母亲的乳房下垂了干瘪了我们也不关心,我们只管吃,只管自己满足。

然而,母亲的乳房终究是要干瘪的,母亲也终究是会老去的,一个孝顺的孩子,就应该在母亲老去之前回报予爱护,使她心身滋润,健康长寿。海雀人脚下的这块土地,海雀众生世代依靠的“母亲”,现在已经贫弱不堪,已经未老先衰,如果我们还算得上一个合格的居民,如果我们还愿意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如果我们还希望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们就应该回报,应该把青山绿水还给她,把健康还给她,把生机还给她。

文朝荣希望他们明白:海雀要栽树,不是为了大家有几棵木头修房子,而是为了回报。

他拼了命把这个理念往他身边的党员耳朵里灌,可他们看上去并没有听到心里去。他舌头说起了茧子,末了他们只干咳了几声。干咳表示他们听进去了,但文朝荣要求他们到村民中间去做二级传授,他们却做不来。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是党员,觉悟要比普通村民高,支书的话要是正确的话,他们就都愿意听。就是说,他们实实在在把他的话都接收进肚子里了。但由于他们又跟文支书有那么一点儿觉悟上的区别,他们又并不愿意让那些话渗进骨头和血肉。那些话没法被他们消化没法变成他们的思想,他们就没法去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

文朝荣看不见他们的动静,就只好自己多去跟村民磨嘴。可他把两片嘴唇都磨出一层死皮来,村民们还是听不进去。有人甚至觉得他那些想法不过是诓人的,不过是为他的栽树找的大道理。他们不爱听大道理,他们只爱琢磨自己肚子里的那点儿感受:他们肚子饿,如果救济粮给栽树抵消了,那就还是个饿。

文朝荣终于给他们刺漏了气。在“呼呼”漏气的时候,他拼命提了几口,才重新振作了起来。而这一次,他用过了劲,让自己鼓到了极限,一种只差一点儿就要绷破的极限。

他就绷着一张气鼓鼓的脸瞪着一对水牛眼睛说:“不要救济粮也得栽树!”

这不是不讲理吗?

可文朝荣很清楚,做一个村支书,有时候还真得蛮横不讲理才行。

“不讲理是吧?我硬是不栽你拿我怎样?”人家说。海雀可不只你文朝荣一个人横。

“怎样?不栽可以,把荒山也责任到户,自己栽自己受益,你那一份让爱栽的人替你栽了,今后你别想受益。”

一片林子的好处在哪里,农民还不清楚吗?“不就是几根树子?不就是修个房子建个猪圈不缺木料?我不要树子修房子建猪圈好吧?那林子带来的风水,你还能把它拦在我那责任地外面?”人家不光横,还耍无赖。

文朝荣没办法了,只好说:“你要是愿让你的儿孙把脸揣裤包里活人,也行。”

这就等于揪着头发硬把人的脸扳起来,要他往远处看。你要是不刻意闭上眼睛,你就能看到他想要你看到的那个目标:它被文朝荣放在一个几十年的距离之外,对于一个人短短的人生来说,那几乎是天边,是尽头。但在那个尽头,不光生着一大片林子,还站着他们的儿孙。林子正当年,儿孙们也正当年。在那个尽头,海雀已经有了土地该有的尊严,具备了养活人的活力,在它变得优雅起来的同时,儿孙们的生活也跟着变得轻松优雅起来。可要是你的儿孙们不得不承认,林子里没一棵树是他们的老子栽下的,他们还优雅得起来吗?

海雀人不怕饿肚子,就怕抬不起头。

“那就栽吧。不就是栽几棵树吗?又累不死人。”他们又这么想。他们的认识只能到这一步,令文朝荣很失望,但他们好歹答应栽树了。

那个冬天,海雀人没能在家过年。大年三十,他们全都被村干部们撵到了山上。年夜饭是带到山上吃的,反正海雀人的年夜饭也不复杂,无非就是比平时多那么一点儿油水和盐而已。事实上,海雀人的年夜饭平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因为他们生在海雀,他们的年夜饭从来就没有丰盛过。在别人的眼里,它们从来就不像年夜饭。这一点,文朝荣已经见怪不怪几十年了。可这个大年三十,就因为大家是要在山上过的,文朝荣就有些看不惯那样的年夜饭了。又因为是他主张把大家叫到山上过年的,他心里又多出那么一份抱歉来。

那一阵,文朝荣的大姑娘刚坐上了月子。李明芝为她凑了一篮子鸡蛋,等着送过去呢。可因为文朝荣心里那份歉意,那篮子鸡蛋最终被他煮了拿去陪人情了。看大家在山上吃着那再正常不过也再平常不过的年夜饭,文朝荣就寻思回家找点儿什么去补偿一下大家。事实上,他家的年夜饭比别人家的更差,因为要积蓄来给坐月子的大姑娘送去,他们的年夜饭里连颗鸡蛋星子都看不见。可他心里依然没法平衡。不是别人吃得好自己吃不好的那种不平衡,是自己欠了别人的那种不平衡。这种时候,你让他找见了那篮子鸡蛋,鸡蛋的命运当然就只能是那样的了。大姑娘坐月子是需要鸡蛋,但她爹现在也需要这些鸡蛋。山上过年的那么多人,一人一个还不够哩。想都不用多想,文朝荣就把那篮子鸡蛋放进锅里煮熟,提上了山。

一家人都在山上栽树呢,他是村支书跑来跑去见不着影儿很正常,但谁想到他是回家偷鸡蛋去了呢?他提着鸡蛋漫山遍野地发,二儿子文正友就问他妈:“妈,你看爸在发啥给大家?”李明芝认真看,就看出有点像是鸡蛋来了。“是鸡蛋?”她满心狐疑地反问二儿子。但她刚问完,就已经肯定那是鸡蛋,而且很清楚是哪里来的鸡蛋了。因为她同时还认出了那只篮子,还因为大儿子大儿媳也都在向她证明:他们看得很清楚,从父亲手上发出去的,千真万确是一枚一枚的鸡蛋。

因为那篮子鸡蛋的重要,文朝荣等于碰响了李明芝内心的一颗炸弹。幸好李明芝从来都是隐忍的,那颗炸弹只在她心里炸响,只把她自己炸得两眼发黑,欲喊无声。最终是二儿子冲他爸喊了一声:“嗨!”那个喊声,听上去是本能的,但接下来的行动就跟胆量有关了。他冲了过去,一直冲到父亲的面前,把篮子夺了过来。可那时候篮子里只剩下两颗鸡蛋了。因为篮子突然失去了平衡,它们在里头无奈地滚了好几圈儿。被夺了篮子,文朝荣眼睛又瞪上了,要发火。

二儿子也瞪眼,他说:“这是凑给大姐的!”

“我当然晓得是给你大姐凑的。”文朝荣说。

但二儿子还是觉得应该解释得更清楚一些,他说:“是给月母子吃的!”

文朝荣想说啥,又感觉喉咙给什么东西噎着,没说。他朝李明芝的方向看,看见李明芝埋着头在抹脸。喉咙里噎着那块东西变成个嗝离开了,他的声音才跟着出来了。他说:“吃了再凑就是嘛。”他说得一点儿都不够硬气,他甚至打消了抢过剩下那两枚鸡蛋的念头。他看一眼后边没得到鸡蛋的人,又看一眼瞪着眼睛的二儿子,最后很无奈地说:“那你把这两个拿去吧。”

二儿子吼道:“又不是我想吃!”

文朝荣说:“那就给你妈。”

二儿子又吼:“也不是我妈想吃!”他已经开始滚泪豆了,看上去像是因为说话太用力了,把眼泪给挤出来了一样。

这时候,那些还没来得及吃下鸡蛋的,和吃到了一半儿的都过来了。一些还算完整的鸡蛋重新回到了篮子里,它们被沾了些土,还带着别人的体温,但它们现在要完成一个安慰人的使命:它们回来了。那些被吃掉了一半儿的,放回篮子里去是不可能了,被不知所措地拿在手上,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搞哪样?!”文朝荣看着那些拿回鸡蛋的人和那些被遣送回来的鸡蛋,大光其火了。“拿回去!把它吃了!吃了好好栽树!”他冲他们吼。

他吼:“都煮了,拿回来也给不了月母子不是?!”

他还吼:“大过年的,我请你们吃个把鸡蛋,算好大的事儿呢?!”

他声嘶力竭地吼:“快拿回去!”

别人为难了,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

他便从二儿子手上重新夺过篮子,把鸡蛋又一个一个塞回去,一点儿也没商量。而且这一回,他把答应给二儿子的那两个也发出去了。

别人勉强地拿着鸡蛋,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他就像赶牛一样赶他们:“走开走开,赶紧栽树去!”

人们只好散开,该干啥干啥去。鸡蛋,他们索性也吃了。吃下那颗鸡蛋,心里还真觉得欠着文朝荣似的,便好好栽树,把那树当文朝荣家的栽,当还人情一样栽。

那天晚上下山后,文朝荣家接二连三地来人,全是孩子。他们都是来送鸡蛋的,有只带来两颗的,一只手拿一颗。有带来三五颗的,被一张又破又脏的手巾包着,由孩子小心地搂在怀里。孩子们都像受了统一训练似的,悄悄来,悄悄进门,悄悄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鸡蛋搁下,然后悄悄离开。要是被发现了,他们就羞羞的赶紧逃。

那天晚上,他们家收拢来的鸡蛋比文朝荣请客拿出去的要多出那么几颗。这是李明芝公布的。鸡蛋被孩子们放得到处都是,文家每个人都在家里的某个地方碰上过鸡蛋,甚至包括文朝荣。他们全都把这些意外发现归拢到李明芝原来放鸡蛋的那只篮子里,放了满满的一篮子。李明芝细心数了数,说比原来那篮子多出了八颗。李明芝这么说的时候显得忧心忡忡,她完全不知道该拿什么情感对待这篮子鸡蛋才对。文朝荣酸溜溜地问她:“这样说,我们还赚了?”她就更加惶然。她的确心痛那篮子鸡蛋,但这并不代表现在这篮子鸡蛋是她希望得到的。可还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打人脸吗?可现在这篮子鸡蛋摆在这里,又让他们觉得被打了脸,尤其文朝荣的这种想法更严重。

他的语气里带着强烈的被打了脸之后的愤怒,他说:“这回你们满意了?还多还了你们八个!”

他说:“就吃了你们几个鸡蛋,你们闹成那样,现在还给你们了,还多还你们了,你们是不是该高兴了?”

他还说:“这回我看你们还有没有脸见人!不就几颗鸡蛋吗?”

第二天,李明芝把那篮子鸡蛋也全煮了拿到了山上。这一回,是她发鸡蛋。她什么也不说,还绷着个脸,完全是那种自家的鸡蛋自家拿回去的意思。别人都给她弄得很傻,全都像树苗似的傻看着她忙活。忙完了,她才对他们说:“再别往我家拿鸡蛋了。”人家想辩解一下,但嘴张开,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回头替他们解围,说:“好好栽树就是了。”说完这话,她就回到自家那块山头栽树去了。

她不知道,文朝荣那会儿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当然,她自己也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管如何,总算是把计划中的几十个山头全拿下来了。

那也就是些小树苗,放在光秃秃的山头上,根本就不具备观赏性。甚至因为栽树需要翻地,那仅有的少得可怜的草被也没有了,使地头显得更加荒芜。但文朝荣却怎么看怎么欣慰,这大概跟你第一次做父亲时,看刚落地的儿子那张脸时心情一样。刚落地的婴儿满脸皱褶,眼睛还闭着,脸皮还扭曲着,实在是一个婴儿最不好看的时候,可做父亲的却怎么看怎么宝贝。对于你来说,那意味着你个人的人生跨越了一个台阶,对于文朝荣来说,则意味着整个海雀村自觉改造生态,自强脱贫的试验迈出了第一步。自然,他同样要面对一个怎样把“儿子”养大的问题。三十年后,人们说起文朝荣对待那些放牲口毁坏了树苗的人的事情,无不津津乐道。谁挨了多少罚款,谁不光挨了罚款,还挨了揍。揍人的当然不是文朝荣,是文朝荣安排的护林员。罚款是按村规民约办的,有人不想服从这样的村规民约,想赖账,还想打人,结果就挨了打。挨了打的人来找文朝荣告状,村干部怎么能打人呢?要犯法的。文朝荣却说,打得好,活该。不光如此,还要加他的罚款,因为他动手打村干部了。人家要告的是村干部打人,反被罚了个打村干部。

那一阵儿文朝荣可没好脾气。自从开始栽树以后,他就整日跟人生气。以至于他那张脸一鼓再鼓,一鼓再鼓,额头上那个“愁”字被鼓没了,一个气鼓鼓的脸谱从此就留在了他脸上。

他每天都拿那个气鼓鼓的脸谱冲着村民,满嘴火药味儿。听他说话的时候,总让你想起枪管儿。也只有在看那些树苗的时候,他那气鼓鼓的脸上才浮上一层浅笑。自从栽下了那些树,他每天都是要到山上走一趟的。他不能一天见不到它们,他每天都要去看看它们长了一点儿没有,看看它们是不是给风吹倒了,是不是给牲口踩了,是不是耐不住旱了需要浇水了。站在某个山头远眺一下也是很享受的,那些被栽上了树的山头,那些在远处看起来像痣一样的小树苗,在海雀这块遭到严重石漠化的土地上,在文朝荣心里,又那么像星星。看一回海雀人创造的那片星空,想像一回未来的美好,它们每天都能将一些特殊感情和感受填满文朝荣的胸膛,比如父爱,比如使命感,再比如成就感。他一般都是大清早就上山,有时候会花去一整天时间,有时候只需一个上午。

文朝荣这样的人,很容易被看成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在说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时候,又都通常想到的是一个“空想主义者”。那会儿,很多人都是这么看文朝荣的,都在心里悄悄地哼着鼻子,等着看他的笑话。这些人当然都是些目光短浅的人,这种人没有理想,只看重现实。但这种人是一大群,几乎是海雀的全部。文朝荣是他们的村支书,文朝荣就不能是个“空想主义者”,一边怀着自己的抱负,一边还得把心匍匐在大地上,去想这些人之所想。总不能每一次都用救济粮来吸引人家栽树吧?总不能拿着鞭子抽人家去栽树吧?总不能栽那么几十个山头就不栽了吧?

要想接着栽树,要想海雀成为名副其实的“海雀”,必须首先解决海雀人的后顾之忧——吃饭问题。

8

他当然也就不能天天盯着那些小树苗。那一阵儿,上头老有干部下到海雀,而且还不全是那种“空话干部”,这样的干部脑子里有干货,逮着一个,文朝荣就请他喝酒。文朝荣是不喝酒的,但他要请干部喝酒,到他家里喝。没有下酒菜,李明芝从黄豆种里拨出一把来炒了,撒上盐,再狠心把盐水泡木姜子盛上一小碟,加一碗辣椒水,就成了。酒是红薯酒,从集镇上打来的,喝着一股烂红薯味儿。文朝荣肯定是要陪着的,但他不喝酒,又不忍心白吃菜,就干坐着。

文朝荣说:“我想听你仔细讲讲地膜包谷。”

干部说:“你也多少喝点儿吧。”

文朝荣说:“我从来不喝酒的。”

干部说:“我一个人喝着没意思哩。”

文朝荣说:“我陪着你,我吃菜。”

他拿筷子到辣椒水里蘸蘸,再拿到嘴里咂咂。

干部一开始是横着筷子挑黄豆的,那样一下能多挑几颗,后来改为一颗一颗捡,捡一颗进嘴里就嚼上半天,再下一口酒。干部说:“地膜就相当于我们的铺盖,这海雀不是海拔高,冻的时间长吗?有了铺盖,包谷就不怕冷了。”他问文朝荣:“你信地膜包谷吗?”

文朝荣又拿筷子尖儿蘸蘸辣椒水咂咂嘴,说:“吃菜。”

干部说:“你叫嫂子来。”

文朝荣叫过李明芝来,他便问李明芝:“嫂子发过豆芽吗?”

李明芝惭愧得直摇头。豆芽对于海雀来说是稀罕之物,她还真的没发过。干部觉得没关系,他直接告诉她,发豆芽就得盖塑料膜。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更有趣的比方,他说:“人冷了是不是要穿棉衣盖被子?”他说:“这海雀,是不是暖和的时间短些,冷的时间长些?人是不是大多数时间都得穿暖和点儿,盖暖和点儿。”他说:“这包谷也一样怕冷。”他说:“人一冷,就缩手缩脚,庄稼一样的。”他说:“那包谷苗给冷着了,它就不长。”他说:“所以说,我们得给它们穿暖和点儿。这地膜就是给它们穿衣服。”

他很满意自己这一通贴切的比方,说完后他把筷子稍横了一点,给自己挑了两颗黄豆,算是对自己的奖赏。

文朝荣听得也很高兴,也情不自禁地想动筷子,但伸出筷子去后,却又犹豫了,最后他又蘸了蘸辣椒水咂咂嘴。

干部说:“你吃炒豆吧,吃姜子。”

文朝荣说:“你吃你吃。”

干部说:“你也吃,我喝酒。”喝口酒,他夸张地哈口气,眨巴眼睛,做出很享受的样子。

文朝荣说:“我倒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只怕别人不一定信。要不,我召集一下,你跟大家讲讲?就像刚才你跟我讲那样讲。”

干部说:“没问题。”

文朝荣说:“说服了大家以后,技术方面你还得教教我们。”

干部说:“没问题。”

他说:“我下来就是做这事儿的,这是我的工作。”

这个干部真是讨人喜欢,临走的时候,文朝荣硬是把他故意剩下的半把炒黄豆倒进了他的衣服口袋。要是盐水泡木姜子也能装进口袋,他也会那么做的。他是真心喜欢他,真心愿意把好吃的让给他。

那之后,干部在村院子里坐着嚼炒黄豆塞着牙缝。文朝荣往村子里跑了一圈儿,就把一部分村民和全部村干部都召集到村院子里开会来了。干部听他的,还打那个比方。可底下的人却不像文朝荣那么信那个比方,有人甚至听到那里就忍不住喷出笑声来,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笑得紧闭了眼,紧捂了肚子,看上去,忍俊不禁实在令人痛苦。他笑成这样儿,别人就给他笑傻了,尤其那干部。干部始终不明白自己那些话的幽默处在哪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难道这个人发现了他这方面的潜质?

干部小心地问:“这位老乡,好笑吗?”

老乡本来笑够了的,他这一问,他便又忍不住了。他冲着干部的方向眯着眼睛,似乎干部是轮明晃晃的太阳,晃得他没法睁眼。他就这么眯着眼冲干部说:“你完全是在打胡乱说,庄稼哪有怕冷的?那包谷一到冬天就回到屋里睡大觉了,要到春天,我们把它们种到土里,它们又才开始生长。你见过树吧?一到冬天就全都把衣服脱光了,它们哪个时候怕过冷?”虽然海雀没有树,但他自认为自己比干部更懂树。

文朝荣终于从凳子上弹了起来,他说:“瞎扯!好生听干部教科学!”

笑声给压下去了。看上去他太用劲,一下就压到了地底下,那些叽叽咕咕的笑声像给踩在脚底下的一样。

那天的会开了整整半天,干部把嗓子眼儿都说冒烟了,但收效实在小得可怜。除了文朝荣,没人真相信地膜包谷。事实上,没有亲眼见识过成效,他们就没法相信。海雀这地方,种庄稼本生就不容易,谁敢冒险去耽误上一个季节呢?不耽误只饿半年的肚子,耽误了就意味着要饿一年的肚子啊。文朝荣也没真见过地膜包谷,他的信,看上去也是盲目的,近乎于迷信,对科学的迷信。他回头就召开村委会,在会上动员村干部先带头。村干部们很清楚,作为一个党员,带头是必须的,但他们又惧怕吃螃蟹吃出了问题。于是他们一齐把额头皮往脸中间挤,使劲挠后脑勺,一副磨皮擦痒的样子。不说“要得”也不说“要不得”。文朝荣是瞪着眼跟他们说的,他们不回答,他就一直把眼睛瞪着,一眨不眨地瞪着。直到他们那股“痒”劲儿过去,他才说:“干部说的都是科学经验,他会害我们吗?”他还说:“我们毕节不是开发扶贫试验区吗?我们几个村干部也可以把我们的地头当个小小的开发扶贫试验区呀。”但他刚说完就发现这话没分量,不足以使村干部们奠定决心。农民不喜欢听这种温吞话,他们多数时间都喜欢誓言。就像挖地一样,一挖一个坑。所以后来文朝荣选择了这样一句话:“要是试验不成功,我文朝荣把自己卖了换粮给你们度饥荒!”

话到这份儿上了,村干部们又红了脸。文朝荣用过了劲。党员们没说“要得”,但他们不是也没说“要不得”吗?他们给文朝荣一脚踢红了脸,把挤紧的额头皮舒展开来,就算是勉强答应了。第二天,他们就跟文朝荣一起到乡农技站领地膜去了。回来的时候,文朝荣又把那位科技干部拉上了,还得让他手把手教海雀村民们一把才行。这一回,他没请干部到家里喝酒。他把头天喝剩下的半瓶酒拿到了地头上,让干部提在手上,渴了就喝。干部其实并不那么爱酒,忙起来的时候,他就把酒瓶儿扔到了地头上,忙完了,他们就把它忘记在那里了。那晚都睡下了,文朝荣才突然想起那半瓶酒,又摸回地头把它捡了回来。

地膜盖上了,破膜放苗的时机很重要,科技干部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又来海雀了。这一回,他自己带了一包花生一包榨菜。午饭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菜下了文朝荣家剩下的那半瓶红薯酒,拍拍手说:“行了,今年保证你们几家会有好收成。”

说话间,村干部们的包谷苗就从“被子”下面拱出头来了,那嫩黄的兔耳朵明显带着一脸好奇,它们有点不认识海雀了,从来没见过海雀在这种时候这么暖和这么滋润过。比较起来,村民们的包谷苗却迟迟不愿拱出地面来。地面太冷,地里也不见得暖和,它们一如既往地缩着脖子蜷在地下半睡半醒地等待着墒情。一代一代都是这么等的,它们早都习惯了。

那个春天,海雀村几个党员干部的地膜包谷成了景观。那些一定要眼见为实的村民们总忍不住要去看一看,看今天它们是不是又长高了,看它们是不是真能一直都长得那么有精神。有人当然暗地里想过“差不多”“不过如此”甚至想到过“完蛋”,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预示着一个好前景。它们看上去那么健康,那么生机勃勃。比较之下,那些用传统方式播种的,包谷苗依然是一副发育不良模样。海雀从来没养出过一个胖乎乎的孩子,这一天,你突然看见人家的孩子胖得像个磁娃娃似的,想想你心里那种滋味吧。

文朝荣趁机对村民们说:“怎么样?这回还相信不相信?”

人家说:“还是苗哩。”

意思很明显了,他们要看到结果才能真信。

文朝荣只能在心里说:“顽固。”

那个秋天,文朝荣啥话都不用说了。结果明摆在那里,他们几户地膜包谷比别人丰收,虽说不敢跟平坝上那些包谷比,但在海雀,那是破天荒的丰收。掰包谷的季节,文朝荣让村干部们故意把秋收节奏放得很慢。他们故意延长着别人能看见他们收获的时间。这样没几天,村民们就自觉地凑到他们跟前来了。村民们还记着先前自己的那个固执,所以显得有些难为情。他们讪讪地说:“那……明年我们也种地膜包谷吧?”

村干部们便说:“不种是傻瓜。”

文朝荣啥也没说,他只在跟村干部们对视的时候用了点力,别人就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这样一句话:“不试,怎么能找到救穷的好办法呢?”试验成功,显然使他大松了一口气。

收完包谷以后,几个村干部一起跑到他家来喝酒。他不喝酒,但他很乐意陪着他们。他们能跟他一起冒险试种地膜包谷,能跟他绑在一起建立海雀小小的试验区,被他视为肝胆相照。一个基层党组织,一个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需要的就是这种团结这种肝胆相照。只有他们具备了凝聚力,我们的党才具备凝聚力;只有他们具备了战斗力,我们的党才具备战斗力。有了这么一个能扭成一股绳的班子,他这个村支书就当得有信心有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