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III Feeling of Inferiority and Superiority
“自卑情结”，个体心理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似乎已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词。许多学派的心理学家都在自己的实践研究中采用这一术语。但对于他们是否真正理解这个词，或者是否在正确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是十分有把握。例如，我们告诉一个病人他有“自卑情结”毫无益处，这么做只会加重他的自卑感，而没有告诉他如何去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在他缺乏勇气的时候鼓励他。每一个精神病患者都有自卑情结。所有精神病患者在这一点上都毫无差异——不存在一个人有自卑情结而其他患者没有。差异只表现在，某些情况下，他感觉自己无法继续拥有生活有用的那一面，以及他对自己的努力和活动的限制上。如果我们对他说：“你有自卑情结。”这并不能使他充满勇气，正如我们对一个患头痛的病人说：“我能告诉你，你得了什么毛病。你得了头痛病！”
当被问及是否感到低人一等时，许多精神病患者都会回答：“没有。”一些人甚至回答：“恰恰相反，我很清楚，我比周围的人都高出一截。”我们根本无须去问，只要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就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为举止中注意到他采用了哪些技巧来保证他的重要性。比如，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非常傲慢，我们便会猜测，他的感觉是：“别人都试图忽略我，我必须表现出来我是个人物。”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在说话时很用力地打着手势，我们就能猜到他的感受是：“如果我不强调我所说的话，就显示不出分量。”每一个言行举止都似乎在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的人，我们会怀疑他有一种需要特别隐藏的自卑感。这就像一个人担心自己太矮小就踮着脚走路，让自己显得高一些。有时我们可以在两个互相比高的孩子身上看到这样的情景。担心自己矮小的那个会使劲抬头挺胸，身子绷得紧紧的，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高度要高一些。如果我们问这样的孩子：“你觉得自己个子矮吗？”不太可能指望他承认这个事实。
因此，一个有着强烈自卑感的人会表现得很顺从、安静、克制、没有攻击性。自卑感有一千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许我可以通过三个孩子第一次去动物园的故事把它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当这三个孩子站在狮子笼前面时，一个孩子躲在妈妈背后瑟瑟发抖，说：“我想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不动，浑身发抖，说：“我一点儿都不怕。”第三个孩子怒视着狮子，问母亲：“我能朝它吐口水吗？”这三个孩子都具有同样的自卑感，但表现方式各不相同，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
我们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处于希望改善的境地中。如果我们有勇气，就会通过唯一直接的、真实的、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情绪——改善我们的处境。没有一个人能长时间地忍受自卑感，这会让他产生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促使他采取必要的行动。但假设一个人很沮丧，假设他认为自己不能通过真正的努力改善处境，那么他还是无法忍受自卑感而努力去克服这种情绪，他所采取的方法无法让他走得更远。尽管他的目标依然是“克服困难”，但他采用的方法是努力催眠自己，或者自我陶醉，从而产生一种“优越感”，而不是真正去战胜挫折。与此同时，他的自卑感会越积越多，因为导致他产生自卑感的环境依然没有改变，刺激物还在那里。因此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将他越来越深地引向自欺欺人的境地。他的所有问题越来越紧迫地压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单纯去看他的行为，就会认为他的这些行为都是漫无目的的，他并不想改善这种处境。然而，一旦我们目睹了他是如何与其他人一样，努力争取一种满足感，却放弃了改变客观环境的希望时，他的一切行为就解释得通了。他不是把自己训练得更强大或更正确，而是在他自己的眼里显得更加强大。这种自欺欺人的努力只会获得一部分成功。如果他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就有可能在家里做一名专制的君王，以确认自己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他也许能够麻醉自己，但真正的自卑感仍然保留着。一旦出现同样的情景，他们的自卑感又会被激发出来。这种自卑感永远是他精神生活里潜在的暗流。在这种情境下，我们才可能真正提到自卑情结。
现在该给自卑情结下一个定义了。当一个人无法适应或者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某个问题，并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时，就产生了自卑情结。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和眼泪、道歉一样，都是自卑情结的表达形式。由于自卑的情绪总会引起一种紧张感，因此就会出现一种倾向于优越感的补偿性行为。然而这样的举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这种优越感的举动就会指向生活无意义的一面，而把真正的问题搁置一旁或者排除在外。一个人会努力地把自己行动的范围控制在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如何走向成功上面。他在困难面前会显得犹豫不决，停顿不前，甚至后退投降。
这种态度常见于陌生环境恐惧症中。这种态度在传达一种“我不能走远了，我必须让自己躲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充满了危险，我要躲开”的思想。如果这种态度能够被连贯地执行下来，那么这个人就会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或者躲到床上。躲避困难最彻底的表现形式是自杀。通过自杀，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面前缴械投降，传达这样一个他所笃信的思想——我无力改善自己的情况。如果我们认识到自杀是一种责难或报复，就能理解他通过自杀来寻求胜利的努力。在每一起自杀事件中，我们总能发现死者把自己的死归咎于某人。自杀者好像在说：“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敏感的人，而你却用最残忍的方式对待我。”
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精神病人都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限制自己与整个环境的接触。他试图与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三大问题保持距离，把自己局限在可掌控的范围内。他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狭小的马厩，关上门，与风、阳光和新鲜空气都隔绝开来。至于他究竟是选择强硬欺凌还是柔弱哭泣，取决于他的训练：他会选择一种他试验过的最好的、最能达到目的的策略。有时，如果他对每一种方式都不太满意，就会尝试新的途径。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他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无须通过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就能获取一种优越感。如果一个沮丧的孩子发现，眼泪是最好的工具，他就会变成一个哭泣的宝宝；从哭泣的宝宝到多愁善感的成年人，这中间存在一条发展的直线。眼泪和抱怨——我称之为“水的力量”——可以成为打破合作、使他人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一种非常有力的武器。和这种人在一起，就像和那些容易害羞、尴尬、有罪恶感的人在一起一样，我们会在表面上发现一种自卑情结。他们很急切地承认自己的弱点，承认他们照顾不了自己，但事实上，他们想掩盖的却是一种想高于一切的目标，以及愿以一切代价成为第一名的渴望。相反，一个总是喜欢自吹自擂的孩子，最初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优越感，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他的行为，而不是语言，很快就会发现一种他不愿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恋母情结”实际上不过是精神病患者筑造的“狭小马厩”。如果一个人害怕面对这个世界上关于爱的问题，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把自己的行动范围局限在家庭范围内，那么他在性方面的追求也局限在家庭中就不足为奇了。正是出于这种不安全感，他的兴趣永远不会超出他最熟悉的那几个人。他担心，和其他人在一起，他就无法以他习惯的方式去主宰和统治。恋母情结的受害者是那些被母亲宠溺过度的孩子，经验告诉他们，自己的愿望理应得到满足。他们从未看到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来自家庭之外的爱和感情的可能性。他们成年后仍然系在母亲的围裙带上。他们在爱中所寻找的不是一个平等的同伴，而是一个仆人，而他们最有把握的仆人便是自己的母亲。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发展出恋母情结，只要让母亲宠溺他，不把他的兴趣扩展到其他人身上，同时让他父亲相对冷漠，这样就行了。
精神病的所有症状都具有行为受限的特点。当一个口吃的人说话时，我们能够看到他犹豫的态度。他残留的一点点交往情感驱使他与朋友产生联系，但他极低的自我评价及对考验的恐惧，都与他的交往情感相抵触。因此，他说话的时候便会犹犹豫豫。那些在学校比较“落后”的学生，那些到了30岁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掩盖自己婚姻中的问题的人，那些具有强迫症、必须反复去做同一个动作的人，那些患有失眠症、不断用任务让自己筋疲力尽的人，都表现出一种自卑情结。这使得他们无法在解决生活的问题时取得任何进步。手淫、早泄、性无能、性变态的人都表现出一种迟疑不决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就是与异性接触时不自信，有恐惧感。如果我们问他：“你为什么害怕失败？”他又会表现出与自卑感相伴相随的那种优越感。答案只可能是：“因为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太高的成功目标。”
我们已经说过，自卑感本身并非不正常。它是人类所有进步的源泉。比如，只有当人们感到无知，希望预测未来时，科学才会出现：它是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处境，更深地了解、更好地控制宇宙的结果。事实上，对我而言，人类的所有文化都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之上。假设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到人类居住的星球，他肯定会得出结论：“这群人建立各种机构和组织，努力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搭建的房顶是用来避雨的，设计的衣服是用来保暖的，铺设的道路是为了便于行走的——显然，他们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弱小的居民。”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人的确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我们没有狮子或黑猩猩的力量，许多动物都比我们善于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有些动物通过群居的方式来弥补它们的弱点。但人类对合作的需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生物都要强烈得多，形式也更加多样。人类的孩子尤其弱小，需要很多年的保护和照料。既然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时期是最小、最脆弱的，而失去保护的人类在环境面前毫无抵抗能力，我们就能够理解，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合作训练的孩子，会如何不可避免地变得悲观失望，产生自卑情结。我们同样也能够理解，即使对于最善于合作的人而言，生活也会不断地制造问题。没有人会发现自己达成了最高目标，完全成为环境的主人。生命太短暂，身体太脆弱，生活的三大问题不断地要求我们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解决途径。我们总是发现自己接近解决的方法，却永远无法满足于我们的成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努力总是要继续的。然而，善于合作的人付出的努力是充满希望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能够真正改善我们的环境。
我想，没人会因为我们最后无法达成最高目标而焦虑。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或者全人类已经达到了一种再也没有任何困难的地步，生活会变得索然无味。所的事情都是可预知的，是可以事先计算的。明天带来的不再是不可预知的机会，未来也变得无可期待。我们对生活的兴趣主要源于其不确定性。如果一切都很有把握，如果我们无所不知，就不会再有讨论，也不会再有变化。科学会到此为止，环绕着我们的宇宙只会成为一个不断重复的故事。那些原本激励我们去思考未竟目标的艺术和宗教，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让人感到幸运的是，生活不是那么容易令人厌倦的。人们总是在不断努力中，我们总能够发现或者创造出新的问题，为合作和奉献提供新的机会。精神病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阻碍，他的解决方法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困难就相应地变得很大。越正常的人解决问题的方法越全面。他能够走向新的困难，达成新的解决方案。通过这种方法，他能够为他人做出贡献——他没有落于人后，成为同伴的负担；他无需特殊照顾；相反，他满怀勇气，独立前行，解决与社会情感相一致的问题。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高级目标都是很私人化、独一无二的。它取决于这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一个字或一个词，而是建立在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像一曲自创的乐章贯穿于他的生活之中。他不是通过生活方式来传达自己的目标的，否则，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把它公式化地描述出来。事实上，他表达得很模糊，我们只能从他话中的意思里猜出来。理解一种生活方式类似于理解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诗人当然必须使用文字，但他想传达的意思远远超出他所使用的文字，他想表达的最深刻的意思全凭我们在字里行间中猜出来。因此，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是最深刻、最精美的作品。心理学家必须学会体会言外之意，他必须学会欣赏生命意义的艺术作品。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生命的意义在人生最初四五年中就形成了。它不是通过数学的计算过程形成的，而是通过黑暗中的探索，无法完全理解的感觉，通过对暗示的揣摩捕捉来获知。优势目标同样也是通过摸索和猜测获得的。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事情，是一种动态的趋势，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或一个图表上的点。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感目标是什么，否则，他就可以完整地将其描述出来了。一个人或许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相对于他的追求而言，只能算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便目标很明确具体，也会有一千种不同的努力方向以达成这一目标。比如，一个人想成为内科医生，但要成为内科医生可能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东西。他可能不仅仅希望成为内科专家或病理学专家，还要通过自己的行为活动表现出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独特的关心。我们会看到，他在多大程度上训练自己去帮助别人，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自己的这种助人行为。他把这个作为一种目标，以弥补自己某种自卑感；我们必须从他对自己职业的表达中猜出他想要弥补的那种具体情感是什么。比如，我们往往会发现，医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都早早地接触到了死亡，而死亡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种不安全感。也许是他们的父母或兄弟死了，他们后来就有意训练自己找到一条对抗死亡、给予自己安全感的路。另一个人的目标可能是想成为一名老师，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老师各有不同。如果一名教师的社会感很低，那么他作为教师的优越感目标就会是统治比他低的人。他只有和那些比他弱小、经验不如他的人在一起时才感到安全。一个社会感高的教师会把学生当作和他平等的人对待，会真正希望为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更不必说教师在能力和兴趣方面的差异有多大，他们表现出来的目标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了。一个人一旦确定了具体目标，就必须对自己的潜能进行挑选和限制，以适应目标的需要。然而，他的整个目标，即原型，总是推动或牵扯着他的这些限制，想方设法地找出一种方法来表达生活的意义和对优势目标的完美追求。
因此，对每一个人而言，我们都必须透过表面看到本质。一个人可能会改变使目标具体化的方式，正如他可能会改变具体目标的表现形式——职业一样。我们还是得寻找潜在的一致性，寻找个性的完整体，这种完整性在所有表达中都是固定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放在不同的位置，就会得到不同的三角形。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三角形永远是一样的。因此，同样地，对原型而言，任何单个的表达都是无法传达出它全部意思的。但当我们把所有的表达都综合在一起时，就能认识它了。我们不可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么做或那么做，就能实现你的优越感目标。”对优越感的追求总是灵活多变的，而且，事实上，一个人越是健康和正常，当他的奋斗在某一个方面受阻时，就越能发现新的奋斗切入点。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觉得：“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就一无所有。”
对于任何一种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我们都无法轻而易举地给出某种公式，但我们能够在所有目标中发现一个共同因素——努力使自己像上帝一样。许多哲学家都有同样的想法，也有一些教育家希望把孩子教育、训练成如上帝般高尚圣洁。在古老的宗教训诫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目标：门徒抱着“像上帝那样”的想法来进行自我训练。这种上帝化的理想用一种更谦虚的方式来说，就是“超人”思想。当尼采疯了的时候，他在一封写给斯特林堡的信中署名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疯了的人往往用一种不加掩饰的方式表达他们优越感目标。他们坚信“我是拿破仑”，或者“我是中国的皇帝”。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人们能够从各个方向看到他，他能够通过无线电和这个世界联系，偷听所有的谈话，预测未来，成为超自然力量的主宰者。也许，这种上帝化的目标，用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希望自己无所不知，拥有宇宙的智慧，或者希望长生不老。无论是希望我们在俗世间长生不老，还是想象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永生，这些期望都建立在“像上帝一样”的渴望中。在宗教教义中，只有上帝是永生不灭的。在这里我不去讨论这些想法是否正确：它们是生活的诠释，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上帝和似上帝。甚至无神论者也希望征服上帝、高于上帝。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很古怪特别的优越感目标。
一旦优越感目标具体化，生活方式上就不会犯什么错误了。一个人的习惯和症状对达成他的具体目标而言是完全正确的，无可指摘。每一个问题儿童，每一个精神病人，每一个酗酒者、罪犯或者性变态都采取正确的方式达成他们的优越感目标。我们不可能指责他们的症状表现，因为它们都服务于这一既定目标。当老师问一个在学校里最懒的孩子：“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道：“如果我是这里最懒的学生，那么你就总会关注我。你从来不关注那些好学生，因为他们从来不捣乱，功课总是做得好好的。”只要他的目标是引起老师的注意，以凌驾于老师之上，那么他就会找出最好的方式。试图去掉他懒惰的习惯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正是他达成目标所需的。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他改变自己的行为，那才是傻瓜。另一个孩子在家非常乖顺，但看上去有点愚蠢；他在学校学得较慢，在家里也显得反应迟钝。他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哥哥，生活方式与他完全不同。哥哥非常聪明活跃，而他总是因为鲁莽而闯祸。有一天，有人听见弟弟对哥哥说：“我宁可像自己这样笨，也不要像你那样鲁莽。”如果他的目标是避免麻烦，那么，显然，他的愚蠢笨拙就相当聪明。正是因为他很笨，所以大家对他的要求就少，而且如果他犯了错，人们也会因此原谅他。考虑到他的目标，他宁愿成为一个傻瓜，这并不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时至今日，我们通常的方法是去解决出现的症状。个体心理学是完全反对这一态度的，无论是通过服药还是教育。当一个孩子数学较差，或者学业报告不理想时，我们若把精力集中在这些上面，努力帮助他在这些特定表达上得到提高的话，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也许他是想惹恼老师，甚至想以被学校开除的方式逃离学校。如果我们纠正了一点，他也会找到新的方法来达到目标。这与成年精神病人是一样的。假设他患有偏头痛，这种头痛对他来说非常有用，往往发生在他特别需要头痛的时候。他可能以头痛的方式逃避某个社会问题。当他必须去认识一帮新人，或者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时，头痛就适时发作了。同时，头痛也帮助他凌驾于办公室同事之上，或者家庭成员之上。我们如何能够指望他去除这样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呢？从他现在的角度来看，他给自己的痛苦不啻一个明智的投资，这带给他的都是他所希望的回报。毫无疑问，我们能够给他一个令他震惊的解释，他的头反而不痛了，正如有时可以通过电击或者假装电击的方式使得经历过战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症状消失一样。也许医学手段可以在这一点上缓解他的症状，让他更难继续下去。但是，只要他的目标不变，即便消除了这个症状，他也一定会找到另一个症状的。“治愈”了头痛之后，他还会失眠，或者出现某个新的症状。只要目标不变，他就必定继续追求。那种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放弃某种症状，同时又没有一刻犹豫地出现新的症状的精神病人的确存在。他们是精神病症中的行家里手，不断地拓展他们的贮藏所。有关心理治疗的书会告诉他们，他们身上还有一些更深的精神问题，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机会找出来而已。我们要找出来的，是采用这种症状的目的，以及这一目的与他所追求的优势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假设我在教室里，让人搬来一张梯子，爬上去，坐在黑板的顶端。任何一个看到我的人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肯定是疯了。”他们不会知道这张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爬上去，或者我为什么要用这种姿势坐着。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他坐在黑板上是因为他有自卑感，只要当他在身体上高出其他的人，能够俯瞰全班时，他才感到安全”时，就不会认为我疯了。我的确是采取了一种最佳的方式达成我的具体目标，梯子被视为一种聪明的设备，而我爬上梯子的一切努力也显得计划周全、执行有效。只有一点让我显得很疯狂，那就是我对优越感目标的解释。只有我确信自己所选择的具体目标是完全错误的，才会改变我的做法。但如果这个目标一直存在，即使别人拿走了我的梯子，我也会努力去找一张椅子；如果椅子又被拿走了，我会试着跳、爬，用肌肉运动的方式把自己举高一点。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都一样，他所选择的方式方法是无可指摘的。我们能够改善的只能是他的具体目标。目标变了，精神上的习惯和态度也就变了。他不再需要旧习惯、旧态度，这些将被那些与新目标相匹配的新的习惯和态度所取代。
让我以一个30岁的女人为例，她因为焦虑、交不到朋友而痛苦不堪，所以来找我。她无力解决职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她的家庭仍是一种负担。她能够隔一段时间做一些琐碎的工作，如速记员、秘书等。但悲惨的是，她碰到的主顾都对她表现出强烈的爱意，吓得她不得不辞掉工作。然而，有一次她找到了一份工作。雇主对她本人的兴趣不是太强，结果她竟然因此感到很受羞辱，也辞职了。她接受心理治疗已经很多年了——我相信有8年了——但治疗并没有使她变得爱社交，也没能让她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当我见到她时，我追溯到了她童年时代最初几年的生活方式。不了解一个人的童年，就无法理解他成年的生活。她是家里最小的，非常漂亮，被宠得不像话。她父母当时很有钱，无论她说什么都能满足她。我听了之后对她说：“你是像公主一样被养大的。”“太巧了，”她回答道，“当时每个人都称我为公主。”我问起她最早的记忆。“当我4岁时，”她说，“我记得我出去找朋友玩一个游戏。他们有时跳起来大叫‘巫婆来了’，我被吓坏了。回到家里，我问一个和我住在一起的老妇人，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巫婆，她回答道：‘是的，有巫婆、盗贼、抢劫犯，他们都会追着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很怕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在她全部的生活方式里，她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恐惧。她觉得自己没有强大到能够离开家，家里的人必须保护她，在各个方面照顾她。她的另一个早期记忆是：“我有一个音乐教师，男的。一天他意欲亲吻我，我停下弹琴，跑出去告诉了妈妈。从那以后，我就不想再弹琴了。”从这里我们也能够发现，她可以在自己和男人之间保持很大的距离。她的性早熟也与她用拒绝爱来保护自己相一致。她觉得恋爱使人软弱。在这里我必须得说，很多人一旦恋爱了都会觉得自己软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对的。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变得温柔。我们对另一个人的兴趣使得我们愿意受到打扰。只有当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可以软弱，我永远不能向别人敞开心扉”时，他才会躲避爱的相互依赖。这种人可以远离爱情，而且为爱情所做的准备也很差劲。你往往会发现，如果这种人感到自己有陷入爱情的危险时，就会把这种情景转变为奚落。他们嘲笑、捉弄那个使他们感觉危险的情景。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除软弱感。
这个女孩考虑爱情和婚姻时，也感到自己很软弱。因此，当她在工作中碰到男人向她示爱时，她的感受比一般人要强烈得多。她找不到解决办法，只能逃避。当她正面临这些问题时，她的父母都去世了，她的公主待遇到此为止。她设法寻得亲戚的照料，但处境已大不如前。不久，亲戚对她也感到厌倦，给予的关注也没她想要的那么多了。她责怪那些亲戚，告诉他们把她一个人扔下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她避免了被单独留下的悲剧。我相信，如果她的家人都不再担心她的话，她早就疯了。唯一达到她的优越感目标的途径就是强迫家里人支持她，允许她排除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她在心里保持着这样一幅图画：“我不属于这个星球，我属于另外一个星球，在那里，我就是公主。这个可怜的星球不理解我，也认识不到我的重要性。”她这种情况只要再进一步，就会变成疯子。但是只要她还有一些小的资源，能够支撑家里的亲戚或朋友来照顾她，就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既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自卑情结，又可以看到优越感的问题。一个16岁的女孩来找我，她从六七岁时开始偷东西，12岁开始和男孩在外面过夜。当她两岁时，她父母在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挣扎之后终于离婚了。她和母亲一起搬到外祖父母家里生活。她的外祖母，和很多外祖母一样，非常宠溺她。她是在父母之间战争达到顶点时出生的，所以她的母亲并不欢迎她的降临。她从没喜欢过这个女儿，因此母女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当这个女孩来找我时，我跟她进行了一次非常友好的谈话。她告诉我：“我不喜欢偷东西，或者跟男孩子到处跑，但我就想做给我母亲看，让她知道她管不了我。”“你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我问她。“我想是的。”她回答道。她想证明自己比母亲强大，但她把这个当作目标是因为感觉自己很弱小。她感觉得到母亲不喜欢她，因而有一种自卑感。她唯一想到能够证明她的优越感的方法就是制造麻烦。当孩子偷窃或者有其他犯罪行为时，往往都是出于报复。
一个15岁的女孩失踪了8天。人们找到她之后，她被送去儿童法庭。在法庭上，她讲了一个故事：她被一个男人绑架了。那人把她绑起来，锁在一个房间里达8天之久。没人相信她的话。医生跟她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鼓励她把真相说出来。她因为这个医生不相信她所说的话而感到非常生气，并扇了他一个耳光。当我看到她时，我问她想成为怎样的人。这给她一种印象，即我对她的遭遇很感兴趣，也想知道怎样能够帮助她。当我要她讲一个做过的梦时，她大笑起来，对我说：“我在一间地下酒吧里，出去时碰到了母亲。不久父亲也来了，我要母亲把我藏起来，这样他就看不见我了。”她害怕她的父亲，常常与他产生摩擦。他以前经常惩罚她，由于怕被罚，她经常被迫撒谎。如果我们听到撒谎的例子，就一定会发现一个严厉的家长。如果说出真相不存在危险的话，谎言就毫无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看得出，这个孩子和母亲有一点合作。现在她告诉我，有一个人诱骗她去了一家地下酒吧，在那里待了8天。她不敢说出真相，因为她很怕她的父亲。但同时，她又有着强烈的打败他的欲望。她感觉到自己被父亲降服和控制，只有通过伤害他才能产生征服的快感。
如何帮助那些采取错误方法去追求优越感目标的人呢？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对优越感目标的渴望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样的，那就不是件难事了。那样我们就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对他们的挣扎表示同情。他们所犯的唯一错误就是他们所有的努力都用在对生活毫无用处的那一面上。正是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推动了人类的创造，这也是对人类文化做出贡献的源泉。人类的全部生活都是沿着这条伟大的行动主线向前发展的——从低到高，从负到正，从失败到成功。然而，唯一能够真正预见并掌握生活中的问题的人是那些在自己努力前行的同时让他人受益的人，他们的自我奋斗体现出丰富他人的倾向。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方式与他人打交道，就会发现，说服他们并不难。人类所有的价值判断和成功都是建立在合作基础之上的。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所有我们谈到的人的行为、理想、目标、优点，都应该为人类的合作服务。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完全没有社会情感的人。精神病人和罪犯也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努力去证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或者把责任推给别人。然而，他们失去了沿着生活有意义的那一面前行的勇气。自卑情结告诉他们：“合作不适合你。”他们躲避生活中真正的问题，缩在阴影中战斗，使自己确信自己的力量。
在人类劳动分工中，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目标。也许正如我们所见，每一个目标都会包含一些程度较小的错误，我们也总能找到一些事情进行批评。对一个孩子而言，优越感可能来自数学；对另一个孩子而言，可能来自艺术；对第三个孩子而言，可能来自体育。消化系统方面较差的孩子可能会想，他的问题主要在营养方面。他的兴趣就会转向食物，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改善他的处境。结果，他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顶级厨师，或者营养师。从这些特殊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总会出现一些意外的可能性和一些针对自身限制的训练作为真正的补偿。比如，我们能够理解，哲学家需要不时地与社会隔绝开来进行思考，撰写作品。如果与优越感目标绑在一起的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情感，那么就不会犯很大的错误。我们的合作矜狼许多不同种类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