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视作品里，不同年代的主人公的生活状态各异。比如《大明宫词》里面的人物，无论男女，都热情奔放，敢爱敢恨。但大多数古装剧里，女性角色一般都被表现得含蓄保守，特意表现出中国古代女性的温婉贞洁。现在很多穿越剧，也要算是古装剧，里面的女主人公大谈恋爱，很多男性爱慕她，看上去颇为有趣，完全就是现代女性回到了古代，似乎是在嘲弄欺负古代女性不会谈恋爱嘛。
那么古代人到底对性爱持什么样的观点呢？
在我看来，中国人性观念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远古时代，人们对性的看法基本上是肯定的；从宋明理学以来，一直到“文革”结束，这一阶段人们对性持否定的态度，反性禁欲的气氛非常浓重；然后在第三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对性重新肯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但并不是说第三阶段就是完全回到了远古时代，回到了原点，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在第三阶段，除了对性的肯定态度回归之外，还增加了一些现代的新的观念，比如说性权利的观念，这个观念在古代人那里是没有的。
我们先说第一阶段，那时的人们对于性是相当肯定的。
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个是阴阳和合，认为一阴一阳结合在一起是天地自然的。你看古代人在形容性活动时，把男女性事叫作云雨，用雨露滋润万物生长来比喻人类的性交、生育和繁衍。中国古代人就是这样看待人类性行为的，从来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对性怀着罪恶感，认为性是罪恶这种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西方基督教一度就有性本身是罪的观念。但是如果说性是罪，如果杜绝性活动的话，人类又没法繁衍，那怎么办呢？有一位宗教圣徒叫奥古斯丁，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真希望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能够用一种性交之外的方法让人类繁衍，这样人就可以避免实施性这个大罪了。他这样的想法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中国人从来没觉得性是罪恶，是犯罪。
中国古代性观念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节制的观念。古代有好多作品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性这个东西好是好，但要节制，不要过度。过犹不及，一滴精十滴血之类的。这一点跟古希腊、古罗马也很像。
很多西方学者，如福柯就说过，东方都有性的艺术，像古中国、古日本、古埃及、古印度，都有性的艺术——印度有《爱经》，中国有《房中术》，还有世界上最好的春宫画；而我们只有性的科学。福柯说这话的时候，对西方的性观念是非常否定的。他批评说，西方人总是要在人的性活动中分出对与错，比如说异性恋是对的，同性恋是错的；男上位是对的，女上位是错的；性交是对的，自慰是错的。他说，与西方人老是要在性行为中分出对错来不一样，东方人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古代东方人有着正常的、自然的、对性基本肯定的观念。
福柯所说的确实是中国古代人的性观念。我们还有什么采战之说——采阴补阳、采阳补阴等等。讲究阴阳和合，讲究延年益寿。最近我看到有个人写了一本书，标题是《性是一种体育运动》，这就是古中国的观点，主张性是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正面的活动。
但是从宋明理学开始，中国渐渐地走向以反性禁欲为基调的第二阶段，对性采取一种否定、压抑的态度，比如说存天理灭人欲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啊，婚前守贞啊这些观念，都是宋明理学之后提出来的。
在全世界各国横向比较，很少有其他国家会由政府来表彰这类私人的行为：一个是寡妇，一个是烈女。我们看到正史上有“节妇烈女传”——你仔细看，中国历史上的主角全都是男人，女人是很少上正史的，但是在正史中就有“节妇烈女传”。一个女孩如果婚前遭了强暴，她就自裁了；一个寡妇没有改嫁，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政府就给她立一个牌坊，写在史书里，她们就是所谓节妇烈女。
这种历史和文化对于人们社会心理的塑造、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很多妇女会把它内化到心里去，融化在血脉中。记得大概十来年前，全国妇联对农村妇女做过一个调查，请她们在生命更重要还是贞操更重要这两个选项中选择，结果有80%以上的农村妇女选的都是贞操重于生命。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文化观念的影响深入到什么程度。
还有从着装上看，唐代的时候，女性的穿着很暴露、很性感，霓裳羽衣舞就是盛唐的时候流行的。可是到宋代以后，着装就趋于保守、呆板，女人开始裹小脚——据考证，缠足就是从宋代开始的。女人缠足以后就丧失了劳动能力，连出门走路都很困难，叫作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笑不露齿言不高声嘛。这就是个非常大的题目了，这里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另外也许还有一些偶然的原因，比如当时正好某个大官喜欢小脚的女人，然后就上行下效，兴起这样一个风潮，一直弄到辛亥革命废除帝制之后才开始禁止女人裹小脚。
清朝对性活动也是采取比较严谨、压抑的态度。颁布了一些禁令，例如规定高官不许嫖妓，结果这些高官从女人转向男人，去玩相公，因此史上记载男男性行为在那个时代竟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经过了对性非常否定的第二阶段，到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中国人的性观念进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向肯定性的观念回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关于性的研究、信息大量出现，民间的性活动大量增加，有好多指标可以表明这一文化变迁。
举个例子。1989年，我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婚前性行为比例是15%，而且这个15%中大多数都是固定的伴侣，还没领证可马上要领证的那种，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婚前守贞是普遍的社会实践，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婚前性行为。可是到了2013年，清华大学的一个调查表明，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已经飙升到71%了，这个样本里头还有些年纪大的被调查者，他们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在15%以下。如果按年龄组来划分，那80后、90后年龄组的比率就比71%还要高了，也就是说，婚前性行为发生率能够达到80%、90%，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变化。此外，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也大量增加，比如像一夜情、约炮——就是跟陌生人的性行为都大量增加，整个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对性的约束也宽松了很多。
中国性观念改变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了流氓罪。有这个流氓罪的时候，法律规定婚姻是性行为的唯一合法途径，也就是说，中国人唯一合法的性行为是婚姻之内发生的性行为，所有在婚姻之外与陌生人发生的性行为都是要入罪的，都算流氓罪。我们在高法案例集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一个单身女人跟好几个男人发生了性行为，她不是卖淫，但是要算流氓，要抓起来坐牢的。1997年《刑法》把流氓罪取消之后，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才不必入罪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件事可以做了，社会气氛宽松了许多。
在第三阶段，人们对性持越来越宽松、接纳的态度，尤其对女性来说感觉更加明显：女性也有追求性愉悦的权利，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在我这几十年的研究和写作生涯当中，我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努力，就是传播这种对性的肯定的态度。
在中国性观念变迁的第三阶段，除了回归古代对人类性行为的肯定，还增添了现代的关于性权利的观念。福柯有一次讲，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不压抑性，让人的性欲完全自由自在地宣泄，一个完全不压抑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举例言之，你不可以强奸、不可以猥亵、不可以性骚扰，这些行为一定要压抑，要惩罚，要限制。但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必定是性的自由最大化、性的压抑最小化的社会，它应当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性欲，能让人们得到最大限度的快乐。
我们有一句俗话：饱暖思淫欲。人的生存有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性快乐的问题。当吃饭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就提出了快乐这一要求。因此一个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对人的性欲最低程度地压抑，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追求性快乐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