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官制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稀释权力。诸如州刺史，身兼地方法院、检察院、市长、各种局长多种职能于一身，这怎么能行，必须改，必须稀释权力，州刺史就做市长抓经济就行了。
其他法院、检察院、局长全部系统化，重新设立官职官位，派遣专业技术官吏和司法人员组建新的衙门机构，承担执行职权。
但这样一来，地方上的官僚就会觉得被削弱了职权，哪怕地方上的官吏都是一个派系，但是权力越分散，人越多，即便是一个派系之内，也会各怀鬼胎，想要拧成一股绳就不可能，就一定存在掣肘和牵制。
而缺德就缺德在，地方官制改革和首都中枢官制改革还不一样。
地方上的官制改革是分权稀释，而中枢的官制改革是大政府部门，权力更集中。
换而言之说，地方上的官吏虽然是升官了，但是权力被稀释了。
而中枢的内阁和百官不但升官，手中的权力却更大了。
这样一来就造成一个问题，地方上看着是升官儿了，但是感觉吃亏。中枢看着好像也升官一级或半级，但是得到的权力和资源更多了。
然后问题就来了，地方上感觉吃亏，却发现中枢这帮子自己顶头上司却捞了大便宜，这些地方上的官当然不买自己顶头上司的账，而中枢顶头上司们又不想放弃官制改革带来的好处和权力，于是导致地方派系和中枢派系官僚发生了冲突。
换而言之说，看似公平的官制改革，其实根本不公平，是沈云卿存心在官僚派系的上层和下层之间放了一把火，让官僚头子和自己的派系之间发生了冲突，发生冲突的结果，就是上层官僚头子要找沈云卿说理。
但话说，在官僚派系之间挑拨矛盾，就不怕官僚派系内部发生政治动荡，被密党占了便宜，拉走一波人？
其实这个担心不是没有，但可能性不是很大。
首先是这次的改革，大家理论上都受益，区别在于受益多寡而已，地方上与中枢官僚的冲突，是看似分配公平，其实不公平，只不过是地方上分配少了，中枢分配多了，仅此而已。是你拿多了，我拿少了，而不是你拿了，我没拿到。
其次是地方官僚不同意，地方上的地主财阀会同意，密党也会同意，最后会压着地方官僚接受朝廷的官制改革，因此密党在这里的绝所是推动官制改革。
因为官制改革是和农业开禁是捆绑的，官制如果不改革，农业就不会开禁，谁都知道如果官制不改革，农业开禁就是巨大的危害，两者必须一起执行，甚至连官僚自己都觉得有必要。
其三则是朝廷中枢掌握了工业资源和经济资源，虽然朝廷明确表态工业要向地方开禁，但只是表态，还没落实，也没有政府文件和系统计划，今后谁不识相，谁就别想发展，到时候地方上的财阀肯定要声讨这些得利便宜还卖乖的王八蛋。
所以沈云卿基本不担心地方上的官僚做妖。
现在的阻力都是意料之中的情况，只要顶住这波阻力，官僚系统的压力就不足为惧。随着改革消息的扩散，官僚系统本身还要承受地方上的巨大压力，最后官僚就会妥协退让。
所以历代王朝的官僚改革，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利用好地方势力和即得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官僚矛盾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一股脑的都指向了皇帝和改革派。
所以要解决官僚矛盾，就得从官僚内部和大环境着手，慢慢的给官僚塑造出一个巨大压力和阻力，当统治阶层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就释放一些红利出来，引诱这些看不见的阻力和压力，去压官僚，迫使官僚退让妥协。
“两位大人，纵观前史，哪一朝哪一国改官制有本朝如此大方，有吗？”
沈云卿质问桑、楚二人，二人语塞，桑劲川憋了好久憋出句话说：
“可官制一改，将会动摇地方根基，不能不慎。”
“本王看，是动摇官吏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根基吧。”
此言一出，桑劲川顿时面红耳赤。
改变官僚体系当然会动摇根基，一段时期内是会无毋庸置疑，出现一段时间的混乱和空窗期，但取决于改革的策略和目的。
这次改革，首期改革分八到十二年，最多十五年，分三个四年期，或三个五年期分阶段完成，分别对应中枢、道改革，州、乡改革，县改革。
其中中枢和道改革耗时最短，三到四年可能定完成，州、乡改革耗时最长，乐观估计五年，保守估计七年，最后是县改。县最多，也是目前的行政基础，围绕县展开的利益纠葛占比最大，因此县得最后动。
首期十五年改革完成后，再用五到十年进行第二轮的深化改革，基本完成全国官僚系统的体系改革和换血。
官僚改革动摇根基不假，甚至会引发国家灭亡，历朝历代中期和晚期的官僚改革，超过百分之八十以失败收摊，其中很关键的原因有五个。
一是统治阶层本身忽视了官僚本身是地主、财阀这个问题，改官僚，本质上就是改土地政策，两者具有高度联动性。
二是权贵势力。官僚集团始终是依附权贵势力的团体，而地方利益集团则依附于官僚派系。
在朝廷没有放出红利的情况下，改权贵当然不同意改官僚体系。
三是统治阶层不掌握国家的绝对经济力量，一旦改革官僚，就会遭到官僚势力的全面阻击，这是第一、第二点共同造成的结果。
四是绝大多数王朝改革官僚，基本上都是民心尽失的时间段，老百姓对朝廷丧失了信任，改官僚只会让老百姓认为是又一次给官僚发放福利，剥削老百姓的政治运动。
事实上也是如此，统治阶层改革官僚，官僚就变相的把压力转嫁给老百姓。明朝后期的官僚和土地改革，最后都演变成转嫁给老百姓头上的改革，老百姓怎么可能支持朝廷改革官僚。
相反王朝末期改革官僚，都会伴随有农民起义和天灾人祸带来的大面积经济衰退，加速了改革失败和灭亡。
最后是土地问题和传统的地主、盐商、绸商、粮商、布商、茶商几大经济要素集团。
农业王朝改革官僚的本质，是动了地主、盐商、绸商、粮商、布商、茶商这些利益集团的奶酪，朝廷要征他们的税，甚至以政治力量革他们的命，他们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些都是资本买办。
而历代王朝其实都没有明确意识到“资本买办”的本质，是以追逐剩余最大利益为目标。
所以皇帝们都不明白，尤其是明朝后期的皇帝们都不明白，十五抽一这么轻的税，改成十抽一，十二抽一，这些个地主、盐商、绸商、粮商、布商、茶商为什么就是死活不交税，按说他们的税后利润依然丰厚，为什么就是不交税。
其实不是这些资本买办不交税，而是资本逐利是天经地义的，甭说你征他们十块钱的税他们嫌多，你就是征一块钱，他们还是嫌多。
加之勾结官僚，提供官权利保护需要支出的成本，这些传统的地方既得利益者就更不会给朝廷交税。
而且历代王朝改革，都有面杀伤的效应，抓住一个，打击一片。因为这一片都是贪污受贿和行贿作恶，然后抄家没产诛灭三族九族，把资本买办给搞怕了，所以又死命的保官僚。
而王朝中晚期的改革，往往都是土地问题尖锐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改官僚就一定会改土地，改土地就动了地主、盐商、绸商、粮商、布商、茶商的利益。
因为除了地主本身就是地主之外，盐商、绸商、粮商、布商、茶商在农耕时期同时具备地主这个身份特征，因此改官僚，就是动了依附官僚资本买办的利益，他们怎么能不反弹统治阶层施加的压力。
但现在的岐帝国已经完全走出传统农耕王朝的模式，现在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虽然农业仍然占国家经济比重较大，但已经不足以影响国家的根本。
同时工业被朝廷百分之一百控制，而农业领域朝廷又至少控制百分之六十，这即意味着国家百分之八十的经济力量，直接或间接被国家控制和干预，而不是被资本干预，经济上就乱不起来，资本干预经济和政治的能力被彻底削弱。
而土地问题经过三十年的回收和开发，全国巨型地主被基本消灭，大型地主虽然较多，但核心地区的大地主要么与朝廷利益高度捆绑，站在朝廷一边，要么受到站在朝廷一边的商人、财阀、地主的压制，构不成危害。
中小地主虽然多如牛毛，但朝廷日后对土地深入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大地主，中小地主只会约束和引导，引导他们发展高效的规模化农业，并不会打击他们，只要他们变更了土地性质，他们依然还可以保有自己的田产。
在性质、经济和政治上区别对待地主与地主，并通过前期三十年的打击和行政回收，国内土地问题矛盾基本缓解。并通过一系列的变相政策，在各地进行土地新政的改革，只不过地主们还蒙在鼓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