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中午，沈云卿抵达州衙递上了名帖，闻讯沈云卿上门，李义清最先想到的是昨日去找刘岩镜一事，遂即安排在州衙后堂见面。
“宣德郎真是稀客呀，今日怎有空来州衙做客呀。”
“实不相瞒李大人，沈某今日是给大人送来一个赚钱的门道，就是不知李大人可否有意。”
话音刚落，李义清脸色一沉，义正言辞道：
“宣德郎，州衙公堂之上，堂而皇之与本官商谈牟利之事，你居心何在。”
“李大人，不妨先听下关说完，至于是否为违律，李大人再做定论也不迟。”
“哼，讲。”
李义清一派大义凌然，像极了公正廉明大爱无私的贤良循吏，实则是道貌岸然故作姿态。
沈云卿酝酿片刻，重新组织了已经打好的腹稿说：
“敢问李大人，兰陵的役囚有几何？”
“你问此事作甚？”
“按大岐律，役囚当服劳役，劳役所得获利皆归州府所有，而无需上缴，因此劳役所得多少，实际上是归州府调拨，但时多时少并无定数，下官说的不错吧。”
“那又如何？”
“沈某有个办法，可让役囚为州衙带来一条财路，还能令役囚赚得钱财，就是不知李大人意下如何。”
“哦，天下还有此等好事，本官倒是想听听，若是不中听，小心本官参你。”
“呵呵，中不中听李大人别忙着下定论。据沈某所知，近些年抓获的役囚多数都是逃难的灾民，进而变成流民，因流民增多而使地方生乱，治安恶化，故而判以劳役。
不说全部吧，至少大多数役囚并非大罪大恶之徒，故而囚与不囚本在两可之间。
但是自从朝廷式微，国帑日渐凋敝之后，役囚反而成了各地州衙获利的来源，故而役囚的判罚逐渐从重，有甚者乞讨也被抓，实为大不应该。
沈某今日并非来翻旧账，只想就事论事，让此局面有个转圜的余地，既能让地方收益，也能让衙门和朝廷的脸面过得去，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役囚早日团聚。
故而沈某想将代为将这些役囚赎出，代为所用，不知李大人意下如何？”
“什么啊，你要赎役囚？”
李义清闻讯匪夷所思，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有人赎囚犯还能牟利的。
当然，衙门实际上干的就是剥削囚犯劳动力的生意，只不过从来没有谁主动上门，还如此大言不惭的要赎役囚牟利。
“沈云卿，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沈某当然清楚，如果李大人担心役囚再次生乱，沈某可做保人，李大人意下如何。”
李义清目光审视着，眼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沉默了片刻，缓和了口气，李义清说：
“宣德郎，你可要知道，本州的役囚可不在少数，所犯律法轻重不一，判罚刑期有长有短，这笔赎金可不少啊。”
“沈某既然愿意赎人，钱的事自然好说，只要李大人行个方便，沈某愿用白银赎出兰陵的役囚。不过，还望李大人秉公办事。”
闻讯“银子”二字，李义清眼色迅变，忙是说：
“呵呵，宣德郎大可放心，本州自然会秉公办理，但不知宣德郎做得什么生意，能有如此大的赚头。”
“实不相瞒李大人，去年正月间两位殿下南巡，从沈某手中借走了一笔钱财，并答应用忽喇的牲畜抵偿，故而沈某在海通买下了土地，准备饲养这批牲畜。
而养牛羊需得草料，那海通本就是煮盐场，圈着大量的草地，沈某正好将役囚拖家带口拉去海通安置。”
“仅仅只为养些牲口，不为其他？”
“哦，种些粮田在所难免，织布染布也能赚些锱铢，仅此而已。”
“不会吧。本官听说，宣德郎最近在海通搞出好大的动静。海通刺史王曦照与户部侍郎张祥，在海通安置盐工与灾民，据说是宣德郎出的钱粮，莫不是你在海通另有谋划。”
“李大人明鉴，沈某是在海通买了些土地，但岂能安置数万人。至于传言沈某资助以钱粮，其实那是都是王大人向在下借的。待等灾民安置后，从地理种出了粮食，便会还给沈某。”
“不对吧，据本官所知，海通可耕良田所剩无几，何来公田安置数万人。”
“有自然是有的，据沈某所知，海通尚有公田数百万亩，足以安置数十万灾民。”
“什么啊，数百万亩公田，宣德郎，拿本官寻开心呢！”
李义清厉色道，沈云卿继续说：
“沈某何必与李大人戏言，若非海通有公田，王大人、张大人又何必在海通兴师动众安置灾民，陛下又何必在海通推行盐政，安置盐户，不正是看中海通有良田数百万亩，足以安置数十万人。李大人，您说呢。”
沈云卿一席话，堵了李义清一个结结实实，如果海通没有公田，安置十万盐工，数万灾民谈何容易。但李义清岂能不知海通的情况，哪里还有公田能用于安置几十万人，就是几万人都安置不下。
但现在张祥、王曦照二人在海通干的不正是安置灾民吗，可要是没地，怎么安置。
思来想去不得其解，李义清改口说：
“依宣德郎之意，海通当真有几百万亩地？”
“有没有，待等今年夏天地里长没长粮食，不就知道了。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沈某现在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变不出地来，不是吗，李大人。”
沈云卿措辞颇为简练，毫无空子可钻，李义清顿感棘手，继续问吧，永远没什么干货，不问吧，又不甘心。他干脆老生重弹：
“宣德郎，江淮的摊子依本官看，你还是少管的好。江淮可不是江南，江淮的盐商厉害着呢。在江南，你好歹在本官治下，对地方，对百姓皆有功，江南的士绅都敬你沈家三分。但是过了江，可就是盐商的底盘，有个三长两短，本官可保不了你。”
“多谢李大人提点，沈某自会当心。我看，还是继续谈谈赎囚之事，尽早办妥了的为好。”
李义清的言外之意，江北他管不着，但在兰陵的地盘上，只要对他李义清有利，他给你三分面子，但过了江出了事，跟他没关系。
由于江南江北两地的历史原因，盐商和江南商帮自古不是一路人，盐商更多依附户部，江南商帮投机主义盛行，谁有利靠谁。所以江北的局面往往能拧成一股绳，江南都是各管各的。
但江北也不敢轻易过江，江南的商帮虽然各自为政，但江南的富庶顶半个江山，乱起来，终究是朝廷出面。
而盐商还不同于江南商帮，盐商的势力庞杂，动起来都是按几十万人算，这在朝廷面前显山露水，显然并不明智。
同时江南商帮也不轻易过江北上，去了就是泥牛入海，一去不回，给盐商稀释消化。
因为盐商的关系紧密，外来户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真要是进去了，就是给你慢慢消化掉。
海通就可见一斑，没有盐商和当地官僚系统的配合，政令推不开，就连地都没人敢种。
李义清终究是个唯利是图之人，很快让司法取来了卷宗，核算兰陵役囚的总数。
这里的“司法”，不是现代司法体系的概念名词，就是六曹之一的官职，与之相对应的五曹分别是，司户、司士、司兵、司仓、司功，现代“司法”一词的出处正是源自于此。
司法主典狱、刑案等，掌管一州的法律及官司，作奸犯科者最后都经由司法勘合，最后入狱。
兰陵大牢及各县共计在押有八百七十九人，其中超过八成是当年江淮道逃难来的。这个比例在当下相当之惊人，按犯罪率算，那已经是百分之零点几，但实际情况复杂得多。
这些个役囚都是逃荒的流民，被抓者十之四五拖家带口，一些还在兰陵，一些回了老家，少部分继续去外地流窜。
绝大多数都不是严重的刑事案件，无非是为了生计，实在要不到饭，只能去行窃偷盗，乃至去做三只手，或是加入讨饭帮会。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役囚共同特征都是灾民和失地农民。
这个世上除了极少数有一些“天赋”的，没人生来就该讨饭偷盗，大都是迫不得已而去犯法。
当然，不同时代有不同衡量标准，放在近现代，这显然是不对的，但在当下合乎绝大多数的情况。
役囚根据犯罪轻重，判处三个月、六个月、一年，至三年劳役，地方州郡为了牟利，抓进来后至少判一年。
同时律法也明文规定，允许家人出钱赎人，所谓赎，其实相当于现代的保释金。如果监外再度犯法，可立即收监。
一年的赎金在江南是二十石的稻米，两年是三十五石，三年是五十石，二十石差不多是一亩地十二年的纯收入。
自耕农有授田和公田，少则二十多亩，多则三四十亩，实际上因为土地兼并，并没有这么多。
因此二十石的稻米多数自耕农都无力支付，更别说失地农民和灾民。当然，各地情况略有差异，穷的地方赎金要低得多，但如果赎金没有震慑力，无异于是降低了犯罪的门槛，促使更多人犯罪。
赎出这批八百多人，足花了沈云卿两千一百多两。
役囚刑期内做工所得仍归沈家所有，沈家包吃包住。当然，吃住条件肯定是要比监狱工地好得多，有亲属的帮助寻亲，但前提是得迁徙往海通。
刑期满后可得海通官府授田，一应待遇按海通迁民待遇相同。
然在李一清眼里，这笔账怎么算沈云卿都亏本。但李义清算的是账面，沈云卿算的是边际效益，怎么算，这笔生意都不亏。
从兰陵提人花了两日时间，沈严良得悉说通李义清后，遂即赶赴金陵去找高彭贵，将金陵的役囚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