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兄，此番民变虽情有可原，但已触犯大忌，即便皇帝网开一面，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故而沈某能做的，只能尽可能为朱兄和兄弟们减轻罪名，无法让朱兄脱罪。”
“这不用你说，杨思茅早说了，你就说怎么地吧。”
“你们的人头，朝廷不要，但是得伏法，因此至少徒刑三十年，迁往扬州或金陵服徒刑。”
“不行，太长了，等不到我朱公成出来，能死在牢狱里，我还指望生个儿子传宗接代，不行。”
“朱兄，徒刑已经罪降两等，造反乃不赦之罪，陛下念在你等事出有因，不予重罚，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死罪之下是终身苦役，苦役之下是流放发配远疆，现在已是罪降两等，你若在不知足，我可保不住你。”
“那也不能判三十年徒刑，我老婆孩子怎办，我也对不起我早走的爹呀。”
“三十年徒刑已是最轻，换做是旁人，至少是监禁终身。你若再挑三拣四，下次就让汪晨贵来跟你谈，他现在正恨不能要了你的头。”
朱公成清楚汪晨贵不好说话，立刻态度有所转变：
“除了三十年徒刑，就没别选了？”
沈云卿故作迟疑说：
“你若不嫌疾苦，我还有一法可让你脱罪。”
“什么法子。”
“该徒刑为流配，携家带口去夷洲。”
“夷洲，夷洲是什么地方，在何处？”
“在东岭道东南，约莫与江淮道相当大，就是地广人稀，有土人，那里只有岐民数万，你若愿流配夷洲，可携家带口，带着兄弟们和一家老小去。”
“能有这么好的事？”
朱公成多半是没听说过“夷洲”，应该也没听说过，这个只在官场上流传的外岛，几乎不被市井小民所知。
“夷洲不是什么好地方，有瘴气，有蛇兽百虫，乃是蛮荒之地，去夷洲有性命之忧，你要考虑清楚了。但是你若去，夷洲之内不出岛，保你此生自由平安。”
“这事得容我想想，今天就到这儿吧，等我想清楚了再答复你。”
朱公成说是再考虑考虑，实则仍然得回去问杨思茅。
待返回临时搭起的茅草屋中，皮小五、郭友东等人已经等了许久，皮小五先是问：
“大哥，沈公子都说了什么？”
“咱们哥几个的头朝廷是不要了，但是得把牢房坐穿，这辈子甭想出来。”
“那不是跟死没两样吗。”郭友东说。
“所以沈公子出了一个主意，杨先生你给朱某参详参详，这主意到底行不行。”
“朱首领请说。”
“先生知不知道夷洲是什么地方。”
杨思茅闻讯，即刻想到是要发配去夷洲，他说：
“那夷洲可比淮河上贫苦的多，且当地蛇虫百兽多无穷，还有土人、瘴气、疾病去者九死一生。”
言毕，杨思茅取来《番夷志》，大开书页找到东南沿海夷岛所在：
“诸位且看，这便是夷洲。”
“看着挺近的啊。”
皮小五想当然说，杨思茅忙是摇头：
“图上看着近，实则相当于金陵到神都的脚程，少说两千里地。”
“这么远！”
皮小五吃了一惊，这时朱公成说：
“可沈公子说，那儿有岐人，只要咱们去，可携家带口一同前往，并还咱们自由身，只要不出夷洲，就跟在家一样。”
“话虽如此，但夷洲荒蛮至极，比深山老林更为艰险。沈云卿费尽心思想出此法，倒也难得，但是此去危险重重，未必能得善终。”
“可若是不去，那就得坐牢三十年啊，跟死有何分别。”
朱公成的想法跟杨思茅大不同，因为他除了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但杨思茅不同，他受过高等教育，还有理想有抱负，要他去夷洲，他当然是接受不了的。
翌日，杨思茅陪同朱公成再赴会场讨价还价。
“沈公子，流配夷洲无异于去送死，难道别无他去了吗？”
“杨先生，夷洲虽然荒僻险恶，但并非全无生路。穷山恶水多数布于内陆，沿海平原尚可，且夷州开城已有五百余年，虽然人丁稀少，但比之五百年前大有起色，诸位前往夷洲，大可留在夷洲城属地之内，绝不会强迫诸位迁往荒僻之地，如有所需，沈某资以金银钱财，替几位在夷州谋个生意。”
杨思茅仍旧顾虑重重，这时朱公成说：
“兄弟们都能一起去夷洲？”
“此番民变首犯，如不想服徒刑，只能去夷州，至于家眷，愿随迁者，沈某尽量周全。其他人等，未必能去。若陛下宽宏大量，兴许还能再有余地，但流配夷洲是最后底线，再无退让余地。”
“那家眷能否不去。”杨思茅问。
“可以。”沈云卿肯定道，接着又说：“举家迁往夷州乃为方便诸位家人常聚，家眷不去并不强迫。”
“既然如此，杨某一人去那夷州就是了，家眷还望沈公子代为照顾。”
“杨先生放心，只要沈某活着，一定竭尽所能。”
杨思茅最大的顾虑是自己两个儿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岁，如果都去了夷州，死在夷州只是其一，杨家从此远离文明的中心，永无出头之日才是杨思茅考虑的问题。
当下读书人打死不去海外，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功名利禄的思想所羁绊，因此杨思茅考虑的思维逻辑，跟朱公成、皮小五、郭友东根本不一样。
朱公成想要脱罪，很大程度上是要自由，然后传宗接代，再看看这个美好世界，至于自由的环境怎样，那是次要的。其他深层次的长远想法远没有杨思茅那么多顾虑。
沈云卿建议举家流配，既是让朱公成等人安心，令其家人团聚，从此在夷州定居。
同时加大经营夷州是未来既定方针，朱公成等人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往后将加大力度移民夷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是先人一步立足夷州，除了不能出岛，与在中原没有什么不同。
此外现在的夷州有个很大的政策便利，就是法律松，不要交税，一来是鼓励移民，留住人口，二来是王朝没心思经营，同时还要倒贴，因此非但没税收，还长期亏本。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殖民问题上的思维逻辑有本质不同，手法更是天壤之别。中国对外开发，根本不叫殖民，确切的应该是“经营”。
台湾岛最早发现于三国，但直到唐朝才开始陆续经营，明朝时期受到福建沿海贸易影响，逐渐有所起色，所以台湾虽然在三国时期纳入中国版图，但是开发很少。
一方面当年没有殖民思想，二来受到传统文化思想束缚，总觉得国内的月亮比国外圆，大天朝永远是上邦，海外的东西就是次品。
再者就是中国人自古奉行以和为贵，对海外土著实行平等政策，在中原王朝眼中，但凡事有土著的地方就是一个番邦，虽然称不上国，但土地属于人家，去抢去杀有些说不过去。
同时由于农耕时代的技术制约，尤其是通信和特定时期下科学技术和认知上的制约，对海外的开发经营，始终没有纳入过中原王朝的方略。
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字典里，没有殖民思维，对土著及少数民族大都实行羁縻安抚政策，以文化感召为主，对于那些个蛮不讲理，还先动手的，当然也会采取武力手段。
此外再就是中原王朝的生产力高，尤其是已经实现农业化和手工业化，生产力远大于国内消耗，需要大量出口，再去烧杀抢掠，殖民土地，不仅不能解通过经商获得收益，相反因为海外烧杀抢掠，邦国人口减少，而导致外贸交易萎缩，进而带来国内经济问题，因此中国就不存在对外掠夺殖民的基础。
至于西方为什么要血腥殖民，根本问题在于西方没有农业化，而是先工业化，再农业化。
西方直到十七世纪中期，也就是明朝完蛋的节点，才从中国获得了铁犁技术，也就是说西方在清朝之前，基本上是不翻地的，但是他们在农业技术还停留在战国前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业化。
所以欧洲农业的进步，还得感谢欧洲传教士的功劳。
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确切的说是鸦片战争后，才从中国拿到了耧车技术，在欧洲注册了专利，实现了规模化农业种植。
而中国自汉朝开始，就已经实现耧车和高级犁具的规模化种植，虽然没有实现规模化收割，但是镰刀的改进基本满足了广种薄收的基础。
由于欧洲先工业化，后农业化，致使西方农业产出既无法养活自己，也无法养活海外殖民地，更无法提供足够的原料工业化，所以只能去抢。
如不是南美发现了土豆、红薯、玉米三大高产作物，很难想象二十一世纪，应该还在开展奴隶贸易。
所以欧洲是先工业革命，后农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基础，是需要广泛的基础教育、技工群体和社会行政配套，而这些人，都是农业脱产者。
同时工业又需要大量消耗农业资源，这就导致没有农业化的欧洲，就只能全世界掠夺土地与奴隶，弥补其本土农业产能低下的窘迫，必然要走上掠夺殖民屠杀的道路。
而对外经营需要国力支撑，而没有农业化而先工业化，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物质和原料资源基础支撑，而钢铁和枪子儿是不能用来吃，也不能繁育人口，所以要支撑畸形的扩张开发，只能是不断奴役黑人，从全世界绑架人口。
因此西方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都没实现农业化，在此之前，没有引入铁犁的十七世纪之前，欧洲主粮小麦仍然是手工犁地和撒种，处于听天由命的地步。还是美洲的高产红薯、玉米、马铃薯这个补丁，续了欧洲人的命。
试想让十九世纪的清王朝社会与国家体制，管理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中国，要养活十四亿几乎农业脱产的国人，清王朝岂不要完蛋，所以就只能去抢。
因此中原王朝根本不存在血腥殖民掠夺的政策动能，同时也没有文化基础。相反同时期国内生产力发达，还需要外部市场。
正如现今的中国一样，国内生产力飙高，典型外向型经济，需要外部市场，当此情况下，还要把国外市场人口全杀光，占土地，那国内的盈余产能怎么办，难道自己消化？因此一定会带来经济危机。
所以先先工业化后农业带来另一个问题，为了弥补十九世纪中页前期的农业化和田间管理的缺失，就只能掠夺人口奴役，用人力堆积农业产能，以维持西方不断增加的人口和工业需求。
同时自然禀赋的缺乏，也迫使西方只能走血腥殖民的道路，因为缺乏农业化和大量欲望产品，通过扩张获取自然禀赋是必然结果。
然后这种文化传统持续至今，成为西方文明严重的劣根性。
看看荷兰占领台湾就知，明明知道台湾是有主之地，十六世纪就敢登岛窃为己有，满世界搞灭绝性屠杀，也只有在西方字典里有这种文化基因，用来套中国人，纯粹是他们心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