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驳斥了许多观点之后，我们将阐述对下述问题的立场。宗教观念是关于外部（或内部）现实的事实和条件的一些教诲和主张，这些教诲和主张能告诉人们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而且能使人产生信仰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接着我们的探究讲下去。[1]那么，宗教观念的心理学意义何在呢？我们应在何种标题之下对它们进行分类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马上就解答出来。在驳斥了许多观点之后，我们将阐述对下述问题的立场。宗教观念是关于外部（或内部）现实的事实和条件的一些教诲和主张，这些教诲和主张能告诉人们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而且能使人产生信仰的事情。既然这些宗教观念能向我们提供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事情的信息，因此，它们就会受到特别高的评价。对此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是非常愚昧无知的，而用这些观念充实了自己知识储备的人则可以认为自己是非常富有的人。
当然，对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事情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教诲。学校里上的每一堂课都充满了这些教诲。我们不妨以地理学为例。老师告诉我们：康斯坦茨城位于博登（Bodensee）[2]湖畔。在一首学生歌曲中也唱道：“假如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吧。”我恰巧去过那里，因而可以证明那个事实，那座可爱的城市就坐落在广袤的湖岸上，住在周围的人们都称该湖为博登湖。现在，我对这种地理学观点的正确性已确信无疑。在此，我又想起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当我第一次站在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山顶上，在圣殿废墟之间，眺望碧蓝的大海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于欢乐之中混杂着一种惊讶之感。似乎要说：“果真如此，这正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啊！”如果我现在也这样惊讶的话，那么，我对在我所听到的真理中获得的信仰一定是多么浅薄而虚弱啊！但是，我并不想过分强调这种经验的意义，因为对于我的惊讶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而在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这种解释，这是一种完全主观性质的解释，而且和这个地方的这种独到特点有关。[3]
因此，所有诸如此类的教诲都要求人们信奉它们的内容，但它们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教诲的提出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思想过程概括化的结果，这种思想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当然也是建立在推理基础之上的。如果有人想亲身经历一下这一过程，而不是接受它的结果，那么，这些教诲就会告诉他如何去付诸实施。再者，我们时常发现它们所传播的知识的根源，这些知识的根源并不像地理学的知识那样，可以不证自明。例如，地球的形状像一个球体，对此可以引以为据的是福考特的钟摆实验，[4]他证明了地平线所发生的变化和环球航行的可能性。既然正如每一个有关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让每一位学龄儿童都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是绝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便满足于把学校里教授的知识当成不用证实就可以相信的东西来接受；但是，我们知道，获得个人信念的道路始终是敞开的。
我们不妨尝试对宗教的教诲也实施同样的检验。当我们问道，这些教诲凭什么要求人们相信它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种回答，这三种回答彼此之间都非常协调一致。第一种回答是：应该相信这些教诲，因为我们的原始祖先已经相信了它们；第二种回答是：我们有证据，这些证据也是从同样的原始祖先那里传给我们的；而第三种回答是：根本就不允许提出想证实这些教诲的问题。在过去的时代，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如此放肆的问题，是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的，即使在今天，社会对任何试图重提这种问题的人也不会正眼相看。
第三种观点一定会引起我们最强烈的怀疑。诸如此类的禁律毕竟只能有一个理由——这个社会完全可以意识到，为了其宗教教义而提出的这种要求是不可靠的。否则，它一定会很快地提出一些必要的材料，任何一个想要获得这种信念的人都可以随意支配这些材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正是抱着这种难以减轻的不信任感，我们才开始转向对其他两种论点之依据的观察。我们之所以应该相信，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相信过。但是，我们的这些祖先比我们无知得多。他们相信的是那些我们今天绝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宗教教义可能亦属此类。他们留给我们的证据是写在书上的，而这些书本身就带有令人不值得信任的标记。书里矛盾百出，充斥着胡编乱造，弄虚作假，他们所提到的那些实际证据，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证实。即使声称他们所说的一切，甚至仅指其内容而言，都来源于神圣的启示，那也于事无补，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个真实性尚有待考察的教义，而且任何主张都不可能成为它自身的一种证据。
这样一来，我们便得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结论，在我们的文化财产所提供的所有信息中，正是这些要素可能对我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们能承担这个解开宇宙之谜的任务，使我们与生活的苦难协调一致——恰恰正是那些要素，才是最不可靠的。如果不能获得比这更好的证据，那么，我们也不能让自己把以下这个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事情当成事实来接受，即鲸是胎生的，而不是卵生的。
这种事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问题。谁也无法设想，我所说的关于根本不能证明宗教教义是真理的观点包含着任何独到的新见解。毫无疑问，留给我们这份遗产的祖先们肯定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抱着和我们一样的疑问，但是，他们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致使他们不敢说出来。此后，无数的人们一直遭受着类似的疑虑之苦，而且竭力想压抑这些疑虑，因为他们认为，相信宗教教义才是他们的责任。许多优秀卓绝的仁人志士在这种冲突中惨遭杀害，许多人屈膝妥协了，他们试图靠这种妥协找到一条出路。
如果为了证明宗教教诲的本真性而提出的一切证据都起源于过去，那么，四处搜寻和观察，是否目前（对此较容易做出判断）已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证据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地清除人们对宗教体系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怀疑，那么，整个的宗教体系就会极大地获得人们的信任。唯灵论者（spiritualists）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和我们一致。他们确信个体灵魂的存在，而且他们试图向我们证明，这一宗教学说毋庸置疑的真实性。遗憾的是，他们无法成功地否认一个事实：他们的精神灵魂的产生和消失只是他们自己心理活动的结果，他们虽然能召唤最伟大的人物和最著名的思想家的灵魂。但是，他们从中获得的所有看法和信息都是那么愚昧无知，而且毫无意义，以致人们发现除了这些灵魂能使自己服从那些用魔法召唤它们的人的指挥外，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
我现在必须提及试图回避这个问题的两种尝试——这两种尝试都给人留下了一种孤注一掷的印象。一种是古代极端强烈的尝试，另一种则是现代精巧细微的尝试。第一种尝试是早期教父的：“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5]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宗教教义处于理性的管辖范围之外——是高于理性的。它们的真理必须在心灵深处才能被感觉到，而且它们也不需要被人们所理解。但是，这种相信（Credo）只有在自我忏悔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作为一种有权威的声明，它没有约束力，难道我非要相信每一种荒谬绝伦的东西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唯有这种荒谬绝伦的荒唐之言是特殊的呢？这只能依靠理性，而不能由法庭来裁定。如果宗教教义的真理依赖于能证明那种真理的内在经验，那么，对于许多没有这种罕见经验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办呢？一个人可以要求每一个人运用他所具有的这种理性天赋，却不能以只有少数人才有的一种动机为基础，来制定一个可普遍适用于每一个人的义务。如果一个人能从某种使他深受感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获得对宗教教义真实性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那么，这种真实性对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种尝试是由“好像”（As if）哲学提供的。它声称，我们的思维活动包含着大量的假设，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这些假设的毫无根据和荒谬绝伦。它们往往被称为“虚构”（fictions）。但是，出于各种实际的理由，我们不得不表现出“好像”我们相信这些虚构的假设。宗教教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宗教教义在人类社会的保存方面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6]这种论点的思路和“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我认为“好像”论点所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只有哲学家才有可能提出的问题。一个人的思维若是没有受到这些哲学技巧的影响，他就绝不可能接受它；在这种人看来，承认某件事情是荒谬的，或者与理性相违背，那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绝不能指望他在对待其最重要的利益时，会放弃他所获得的对其所有日常活动的保证。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事实。当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神话故事的时候，他会突然跑上前来问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我告诉他，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他就会不屑一顾地转身走开。我们可以预料，尽管有“好像”哲学在为它辩护，但一个人很快就会以与对待宗教神话故事同样的方式来采取行动。
但是，目前他们仍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动着，而且在过去的时代，尽管宗教观念缺乏可靠性，却是不可争辩的，宗教观念对人类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心理学问题。我们不许询问，既然那些宗教教义的内在力量得不到理性的承认，那么，这种内在力量究竟何在呢？这些宗教教义究竟把自己的成效归于什么原因呢？
注释：
[1]接第三章末尾。
[2]这个德语词汇意指康斯坦茨湖。
[3]这是在1904年发生的，当时弗洛伊德已近50岁。在本书发表10年之后，他给罗曼·罗兰的一封公开信中，全面论述了这个事件（1936）。
[4]福考特（J. B. L. Foucault，1819—1868）于1851年借助钟摆证实了地球的周日运动。
[5]这句话出自德尔图良（Tertullian）。
[6]我希望我如此对待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公平的，就是说，如果我把“好像”哲学作为一种观点的代表，这种观点并非与其他思想家无关，那么：“我们不仅把无关紧要的理论工作作为虚构的假设而包括在内，而且把产生于最崇高思想的概念结构也作为虚构的假设包括在内，人类最崇高的方面恰恰依赖于这些概念结构，任何人都不能剥夺这些概念结构。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想剥夺它们——因为作为实际的虚构（practical fictions），我们仍然使它们完整无缺；只有作为理论真理的时候，这些概念结构才会彻底崩溃。”［汉斯·韦辛格（Hans Vaihinger），1922，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