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名家雅谈:文化名家谈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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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早恋故事

野莽

要我写我的初恋,这实在使我为难得很,并不是担心写了以后,发表出来被我的太太看见,赌气从此不做饭了,而是直到现在,连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何年何月,跟一个名叫什么的少女有过初恋。倒是这个题目成了一张免费的电影票,它让我兴冲冲地走进一个人的电影院里,从头观看我很早以前的故事片。我笑了起来,因为故事开始了,我不知道这个长得像只小蜻蜓的女孩儿是不是爱上了我,那是在我快满六岁的时候,我在母亲工作的一个名叫蔡家坝的地方上小学一年级。小女孩儿姓蓝,跟我同班,她爱我的方式是喜欢跟我一起走路,放学时她总是一跳一跳地跟在我的屁股后面,上学时也常常站在一座双木桥的石墩桥头等我,这是我们上学必须要经过的桥,她家离这座桥比我更远,她在这里等我说明她起得比我要早。她还喜欢帮我洗书包,我的书包很独特,是我的保姆给我买的,别人的书包都是用竹片编的一个扁圆的夹子,背在肩上,惟有我的书包却用手拎着,有些像现在男士上班拎的公文包,不过主材料不是牛皮之类,而是很厚的白帆布,上面印着一些红绿花色,提手是黄塑料做的,形状和如今阳台上的晾衣架相似。我曾经为这个书包跟保姆进行过若干次斗争,坚决不要这个书包了,理由有三点,第一它是花的,男孩子怎么能用花书包呢?第二它不能背,拎在手里多麻烦呀!第三它还特别爱脏,一不小心就染上了墨水。但是每次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保姆的态度比我更加坚决,她说这个书包是从苏联运过来的,别人想要还没有呢,你这个不识货的东西,是不是有人捣弄你想跟你换呀?我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第二天只好又提着这个书包上学,心里觉得很委屈的,只想早些把这书包提烂,提烂了总得给我换一个吧。

长得像小蜻蜓的姓蓝的女孩儿,以后我就叫她蓝蜻蜓吧,她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给我洗一次书包,夏天放了晚学,我们一道走过双木桥,走下桥头的大青石墩,双双坐在河边的石滩上,我把书包里的书本和文具盒都倒出来,把倒空了的书包交给她,她就像个大人一样给我洗着书包,在手里搓搓,又在水里摆摆,举在阳光下面照照,然后再搓。我想不通我的书包有时并没有脏,可她为什么老要给我洗,不让她洗不行,洗这么干净干什么,她怎么这样讲卫生呢?我一直想不通,后来我不想了,洗就洗吧,早些把这个鬼书包洗破了,好让保姆给我换一个新的。她洗完书包,把它铺在石头上面晒着,不久就晒干了,我就把倒出来的书本和文具盒重新又装进去,用手提着向家里走。在她给我洗书包的时候,洗好了铺在石头上晒的时候,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好像并没有说什么话,好像她给我洗书包的目的就是洗书包,洗完就完了,就没有别的话和别的事了,就像是鲁迅先生三十年代批评一些青年作家为艺术而艺术一样。这样一直过了四年,到四年级上学期结束时,母亲决定把我和弟弟转到父亲当右派后劳动改造的老家去上学,说父亲一个人很孤独,让两个儿子去陪一陪他。我自然是很不懂事的,连声招呼也没有跟蓝蜻蜓打一个,也没有留下地址,就这么说走就走了,到了新的学校也不给她写一封信。我只是记着千万不要带走我的书包,我简直有些恨它,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恰恰是应该把它保留下来的,它上面记载着我的初恋故事呀。真是奇怪,这个从苏联运来的花书包太结实了,蓝蜻蜓给我洗了四年也没洗破,不过我趁这次要走的机会,总算是把它给扔了。

从此我就跟她失去了联系,直到后来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慢慢想起蓝蜻蜓来,我想当她在下学期开学才知道我走了,她会不会生我的气,会不会哭起来呢?我不知道蓝蜻蜓算不算我的初恋,在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里,很多男女的爱情都从洗衣服开始,或者至少与洗什么东西有关,洗书包大概也算吧。但是我们之间却什么也没有,从六岁到十岁,她只是给我洗了四年的书包。

新的学校叫三合小学,右派父亲告诉我说,我的大伯曾是这所学校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在这里的第一年我什么故事也没发生,只是一心一意地读书,上到五年级时,学校调来一个教音乐的女老师,姓黄,家住在县城里,好像是刚从哪所学校毕业的,长得漂亮,说话的声音很好听,会唱歌,还会按脚踏式的风琴,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见过钢琴,觉得风琴就是最了不起的伴奏乐器了。这个女黄老师一来就表现出喜欢我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认为我的歌唱得好。我小时候的音乐课成绩一直不错,只是后来过早地离开学校,离开女黄老师,失去了锻炼和提高的机会,文革中又不得不唱那些疯狂的吵架似的语录歌,才渐渐变得五音不全的。她每个周末要回一次县城,我每周也要到我住在县城的保姆那里去一次,那时候因为我们兄妹都长大了,我的保姆已经离开我们家,回到她过去住的县城里,我和女黄老师就常常在县城里碰面。有一次她把我带到她家,买了一本书送给我看。从那天起我就爱上了她,这种事情猛一想起来似乎有点儿荒唐,但再一想就觉得一点儿也不荒唐了,首先是因为我从小就太爱书,谁送我书我就爱谁,何况女黄老师长得又好,又会唱歌,还把我带到她家去玩儿。

人们都说爱是自私的,专制的,排他的,同性间充满忌妒和敌意,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然而我对女黄老师的爱不是这样,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带体育的男老师,姓何,也是县城的人,年龄比女黄老师略大两岁,但在男老师中他却是最小的,我们都把他叫小何老师。小何老师上体育课喜欢教我们玩单双杠,跳高跳远,还有篮球和乒乓球。这些课都是在操场上的,碰上下雨天没办法上,小何老师就在教室里给我们讲瓦岗寨上的英雄好汉,罗成秦琼单雄信程咬金什么的,等天晴了再出去上,因此我们都希望上体育课时下雨,下得越大越好,洪水泡天回不了家才好呢,这样好让小何老师把肚子里的故事一次性地讲完。小何老师会骑自行车,女黄老师不会骑,下课后他就在操场上教她,同学们围在操场边上看着,我们都被他们那种忘我的精神,那种亲密的关系感动了,有的同学就展开想像的翅膀,叽哩咕噜地建议说,小何老师怎么不跟女黄老师谈恋爱呢?他们两个多像是一对儿呀!听了这话我很高兴,说这话的同学提醒了我,后来我就天天盼着小何老师和女黄老师谈恋爱,至于恋爱到底是怎么谈的,这方面的知识我一点儿都没有,但是我盼着他们两个快些去谈,哪怕下次上体育课时又下大雨,我宁可不听瓦岗寨的故事,也情愿把教室让给他们谈恋爱。

然而最终他们两人也没有成为一对儿,女黄老师跟我们学校的谁也没有成为一对儿,她不久就调走了,音乐课和那架脚踏式的风琴,都扔给了我们的班主任肖老师。直到我后来考上了县城一中,住在我保姆的家里,因为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所有课都停了,有一天保姆在锅里做饭,我正帮她在灶门口烧火,忽听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叫着我保姆儿子的名字,说是通知他晚上去工总司令部开会,我一边回答说我哥哥不在,一边抬头一看,竟愣住了,原来她是女黄老师。她也认出了我,同样一愣说,呀,你是彭润波的弟弟?他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说呀?接下来我们又说了一些什么,现在我都忘了,她是怎么走的我也忘了,我送没送她我也忘了,我只是记得她那一声“呀”,还有后面对哥哥的那句女朋友似的亲切的埋怨,心想这个县城总共有二十多个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她居然跟哥哥在一个司令部里,这说明他们的革命观点是相同的,那么她会不会跟哥哥谈恋爱呢?小何老师算是没有戏了,我总想她跟与我有关的人成为一对儿,而那个男人跟我越亲近越好。晚上哥哥从司令部开会回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谁知他把我瞪了一眼说,你没见人家的肚子都大了吗?我脸一红,顿时惭愧起来,我只注意看女黄老师的脸,并没有注意看她的肚子,不过我再一想,我当时不过才十四岁,怎么能够看我喜欢的女老师的肚子呢?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还有一个姓侯的女生喜欢我,喜欢我的原因是我的作文写得好,常常得到教我们语文的肖老师的大力夸奖。问题是我对她的喜欢毫无所知,每次她找我说话我都大大咧咧,问我问题我也很不耐烦,有一次因为一件什么小事,我还当着同学的面骂了她,她很伤心,一边哭一边说放学了要去报告老师。这下子可把我吓得要死,准备一放学就一跑了之,但是我要出去的路早已被她用身子挡住了,看来她真要下我的毒手,心里正打着鼓,没想到她却悄悄地把一个东西塞进我的手里,然后一扭身就跑走了。我当时还没看清是什么,我们班一个姓雷的男生一把就将它抢了过去,姓雷的男生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力大无穷,全班谁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打开了,原来是一张叠成四折的信纸,上面写着,×××同学,请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把你骂我的事告诉老师,刚才我是故意做给同学们看,其实我的心里是喜欢你的。

力大无穷的雷劳动委员手里拿着这封信,当场像朗读课文一样向全班朗读了,于是全班都知道了侯女生喜欢我,我也知道了她喜欢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觉得她的秘密被公开了,又一次伤害了她。侯女生第二天对我的态度大变,她一定误以为我故意把信交给了雷劳动委员,心里一定恨死我了。从此以后直到小学毕业,她再也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话,两人在教室里或者操场上见着,她把头一扭就走开了。我也没有向她赔礼道歉,说明真相,心想不理就不理,谁请你给我写的?那个时候我真是糊涂透顶,愚不可及,毫无怜香惜玉之心,长大后我才觉得对不起她,但是想和她消除误会也不行了,小学毕业她没考取中学,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回忆起来,这都是我少年时代对我所喜欢的女性藏在心里的一些情感上的秘密,非常纯洁,非常美好,非常微妙,它可能不算恋爱,而应该算友情才对。而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由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男女之间的友情却被野蛮地革掉了。我原本考取的是县城一中,出于家庭经济的考虑,母亲把我转到三中,一年后我再转回一中时,教室里的课桌和凳子已经由竖着的四排,变成长长的两排,紧靠着教室的两边墙壁,左边坐的是女同学,右边坐的是男同学,中间空出一大片场地,像是楚河汉界一样,两边人马遥相隔离,彼此都正襟危坐,目不斜视,连话都不说一句。然而这种无比严肃的现象是虚伪的,事实上表面越不说话,心里越是有着丰富而又热烈的对白,女同学那边阵营的情况我无从了解,而在男同学这边阵营里,他们居然在不让对方知道,不征求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根据男女同学的相貌、身高、年龄、性格以及其他诸种条件,合并同类项似的,一个男生配一个女生,两个两个都配成了夫妻。班上的女同学本来就少于男同学,我又是中途转学来的,当我进入这个班的那一天,被蒙在鼓里的女同学们,早已经糊里糊涂被分光了。想不到这些人的眼睛很毒,后来鬼使神差,当初私下里配的好几对,不知怎么竟真地搞成了,结了婚又生了孩子,基本上是按照他们的策划。

因此在初中读书期间,这类事情在我的身上一直都没有发生,只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我的父亲早已替我定好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是我母亲娘家的远房侄女,小名叫翠兰子,长得很漂亮,不过比我要大两岁,我应该叫她表姐。翠兰子表姐的父亲是当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回乡劳动改造,这位书记不仅不把他当阶级敌人对待,而且要他的女儿把我的父亲叫做姑父,要我把他叫做舅舅,而在一切公开场合,他则与我的父亲以郎舅相称。尤其是不让我的父亲干体力重活,只分配我的父亲做一些记账填分之类的差事,运动一来,上面号召要批斗地富反坏右,他也总是把我的父亲保护起来,每逢过年过节,必请我的父亲到他家去做客,吃饱喝足,临走还送一些吃的东西,带回家来给我享受。后来我的父亲每次去他家时,就索性特意把我带上,每当此时,漂亮的翠兰子表姐就在我的面前活泼地走来走去,黑黑的辫子,红红的脸蛋,带着一丝少女的羞涩和甜蜜,时而偷偷地看我一眼,一笑又避开了。

当时我绝没发觉其中的秘密,直到有一次我的父亲在他们家里又喝了酒,回家正式告诉我说,翠兰子表姐将来要给我做媳妇时,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表示了坚决的不同意,宁可与父亲作彻底的决裂,他问我翠兰子表姐有哪点不好,我说哪点都好,他问那你为什么不要,我说不为什么!喝了酒的父亲勃然大怒,站起身来大骂我是狗子坐轿不识抬举,一个右派的儿子能够娶到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做媳妇,你应该夜里做梦都笑醒啦!我也站起来大声反抗道,你想报答人家你自己去报答好了,何必要拉上我!说罢转身就走,只听着背后我的右派父亲气得呼呼地出气。

围绕这件事情,我跟我的父亲以后又进行了几次顽强的斗争,最后他闭上眼睛长叹一声,嘴里说了一句怎么对得起人家呵!从此以后他就不再逼我,我也不再跟他一道上人家那里去了,逢年过节,我的父亲就只好独自一个人去,独自一个人回。不过他每次回来,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带回一些吃的东西。有一次我的父亲从翠兰子表姐家里回来,突然难过地告诉我说,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舅舅被撤职了,上面说他立场不稳,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从话里的语气到脸上的表情,都充满着深深的自责。过了几年,这位阶级立场不稳斗争观念不强的舅舅就死了,又过了几年,翠兰子表姐就出嫁了,嫁的是几十里外的一户人家。

初中毕业以后,我本可以随着城市知青一道上山下乡,却听母亲的话错误地回到父亲身边,去跟身心孤独的右派父亲相依为命。在那里接受了贫下中农两年的教育,我长到了十七岁,就在那一年的冬天,又有了一个新的故事。一位在《红灯记》里扮演李铁梅的姑娘喜欢上了我,但究竟是友谊还是恋爱,我还是不怎么划得清界线。那是一个难忘的冬天,我在一座水库上拉土筑坝,这个姑娘姓洪,生于一个国家干部家庭,父亲是国家干部,祖父也是国家干部,小脸蛋儿长得很秀气,很好看的,在当时修水库的娘子军中排名第二。不过我觉得那个第一名并不见得超过了她,无非是比她白一点,胖一点,那是在饥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如果现在这个瘦身时代再来评选,说不定她就能够荣获第一。只可惜现在她快老了,别说进入决赛,连入围都不可能了。那时候江青同志正在全国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第一个样板戏就是京剧《红灯记》,指挥部在满满一水库的人中选拔李铁梅、李玉和、李奶奶,以及磨刀人、王连举和贼鸠山等的扮演者,演其他人物的都好选,就是李铁梅迟迟定不下来,所有的姑娘都心痒痒地想当李铁梅,但是李铁梅只要一个,最后通过反复研究,李铁梅非洪姑娘莫属。

李铁梅的扮演者对我的态度,全水库的姑娘都看出来了,包括那个排名第一的小美人儿,为此小美人儿暗中和李铁梅闹起了对立,然而我自己还没看出来,是一个扮演叛徒王连举的打炮手助人为乐地告诉我后,我才慢慢看出来的。其实王连举心里很爱李铁梅,但他觉得自己不配,说出来李铁梅也不会答应,就退而求其次,决定听毛主席的话,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舍己为人的人,只把李铁梅当成她要保护和成全的小妹妹,帮她寻找一个她有可能爱上的人,比方说我,他觉得整个水库上的人只有我才配得上李铁梅,其他的人都是做梦。我就按照王连举的说法,开始注意李铁梅了。我发现她每次经过我这里时,双眼皮下的两只明亮大眼都要斜着扫我一眼,接着装作脱口而出的样子,轻轻地唱一句京剧道,“年龄十七不算小”,喝完这句戛然而止,又那么扫我一眼,然后就走开了。这是《红灯记》著名唱段中的一句,在李奶奶痛说了革命家史,李铁梅开始懂事以后唱的,再往下唱应该是:“为什么不能帮助爹爹操点儿心,好比说,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我就要帮你挑上八百斤”,当时全国人民都会唱这一段,据说这段词儿是江青亲自修改的。我奇怪她怎么前面也不唱,后面也不唱,每次都单单唱这一句,莫非是唱词儿忘了?要不就是忘了谱子?可是王连举又告诉我说,呆子,还是城里的中学生,她是专门唱给你听的你还听不懂,你今年多大了?她的意思是“年龄十七不算小,为什么不能为了自己谈点儿爱?”他骂我是呆子,这话用今天北京人民的话说就是傻逼,经他这么一解剖,我才觉得是这个道理,从此一见了她我就脸红,就好象我是叛徒王连举,因为贪生怕死出卖了她的爹爹李玉和似的。

她却一点儿也不在乎,见了我仍然只唱那句“年龄十七不算小”,她的声音有点儿发沙,和电影里李铁梅那高吭圆润的嗓子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声音沙点儿也有沙点儿的味道,同时还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穷人的孩子那么早就当家,整天在寒风中提篮小卖拾煤渣,哪有那么多的工夫去吊嗓子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更新,事实证明我当时对音乐的理解完全是正确的,目前中国歌坛最走红的歌手,恰恰就是那英、田震这些沙喉咙,唱“马儿呀你慢些走啊”的马玉涛反而不吃香了,她的马儿走得太慢了,已经跟不上形势了。

我在水库上的工作是用一辆土车拉运黄土,从山坡下拉到堤坝上,自挖自装,自拉自卸,上坡的时候像牛一样,下坡的时候则像飞马,辛苦而又危险,一天要拉好几十车才能达标,拉一车路上有人发一张车票,到晚上少一张车票就不能收工,经常都有人累得吐血,还有人摔成工伤。而李铁梅在不演出的日子里,只在土坝上担任一些轻巧的,在我看来是很好玩儿的工作,比方说八个姑娘围着一个小小的石夯,一边唱歌一边把石夯提起来,落在堤坝的黄土上。我看出她很同情我,她的心里大概是这么想的,这是个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如果不搞上山下乡,如果他爸爸不是右派,他才不会来吃这大的苦,受这大的罪呢。这样想着,她就装作对拉车很好奇的样子,提出跟我交换,要我替她打夯,她替我拉一车土试试。谁知她拉一车土回来,却塞给我一大把车票,原来她在发票的人那里连哄带混,来来去去都能多要一些,发票的人认出她是《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也乐得向她讨好,送她人情,就这样她替我拉一车土,我一天的指标都完成了。她有一个年龄跟她差不多大的女伙伴,跟她是一个姓,比她还要高一个辈分,就像是崔莺莺身边的红娘,非常理解她的心情,就也学着她的样子替我拉车混票,一时间打夯的姑娘都来了劲儿,学习铁梅好榜样,掀起了一个替我拉车的高潮,一人一车,回来纷纷把大把小把的车票往我手里面塞,其中有几个胆子大的,还笑嘻嘻地把车票直接塞进我的裤子兜里。于是我以后的日子好过极了,每天拉辆空车放在姑娘们那里,加入她们的队伍嘻嘻哈哈地打着小夯,她们就轮流着去给我拉车混票。直到现在我还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怀念李铁梅和她身边的红娘,还有那一群善良的姑娘给予我的同情和援助。

窗户纸是多管闲事的叛徒王连举捅破的,他觉得再不捅破就不行了,因为水库马上就要修好,一修好人员就要解散,到那时李铁梅就不能跟我在一起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告诉她的家里,让我们早些结婚算了。他一心要成人之美,做好人好事,就自告奋勇,跑到李铁梅的家里说了这事,先说了我一大堆的好话,最后落脚到我和他们的女儿相好,而他们的女儿不好意思对家里讲,特此把这事托付给了他。这一下立刻完了,李铁梅的爷爷是公社的一个什么干部,鼻子是红的,像圣诞老人,一听说我是一个右派的儿子,粉红色的鼻子顿时气成了紫红色的鼻子,他说,不行,我的孙女儿将来要给也给个无产阶级,给个工人!红鼻子爷爷的阶级觉悟很高,敌我阵线分得非常清楚,知道右派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儿子当然也属于资产阶级。王连举出师不利,觉得对不起我,回来又是仰天长叹,又是骂那个该死的红鼻子。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不仅不感谢他这个媒人,反而还责备他说,谁要你去说了?谁请你去说了?谁想扎根农村安家落户在农村娶媳妇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知道我的媳妇在哪里吗?王连举生了气道,难道还在北京不成?我点头说,你说对了,她就在遥远的北京城,目前年龄还小着呢!

此话一出,我就果断地和李铁梅结束了关系,无论她怎么唱“年龄十七不算小”,我也不理她了,我心想你别恨我,要恨你恨你的红鼻子爷爷吧。我更不让她和她的女伴红娘替我拉车,正好这时水库修好了,也不用拉车了。我的心里既不痛苦,也不遗憾,因为我对王连举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以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战斗过一冬一春的地方。后来又是农业学大寨,层层改梯田,山顶造平原,一个生产运动接着一个生产运动,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年冬天从外地调来一个年轻的公社书记,姓薛,听说了我写小说,大吃一惊,带一干子人到我家来,看我是个什么人,一看还是十多岁的青年,很是欣赏,他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的,让我别劳动了,在工地指挥部里搞搞宣传,写写表扬稿子。梯田和平原还没有改造完毕,他又让我去一所学校教书。有一天我教着教着,发现有一个学生长得很像李铁梅,下课后就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果然得知李铁梅是他的姐姐,心想你这个学生呀,你的老师差点儿就是你的姐夫!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年头,估计他可能有姐夫了,又问他说,你的姐夫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二汽的工人。我就马上想起了王连举告诉我说,她那个红鼻子爷爷说过的话了,他到底把他孙女儿给了一个无产阶级,这个红鼻子爷爷,这个公社干部。

故事讲完了,我不知道以上几位女性现在哪里,她们还记不记得这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