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的兄弟汤姆
天国中的有福之人将得见地狱中的受罚之人，如此，有福之人所获恩泽才愈显浩大。（1）
——《神学大全》，圣托马斯·阿奎那，创作时间为公元1265—1274年
别人遇上倒霉事常常让我感到格外开心，比如：
电视直播中新闻记者的围巾被强风刮起，糊在她的脸上；
骑独轮车的人差点撞上停在路边的轿车；
商店里，排在我前面的人对收银员态度恶劣，结果这人刷卡的时候发现他的信用卡无法使用；
有几辆卡车在卫星导航下驶入一条狭窄的乡村小巷，结果被卡住，动弹不得；
我的同事正在为跑马拉松做训练，成天在我们面前说他的训练计划、特别食谱，炫耀似的查看他的Fitbit计步器记录，并把运动成果发到社交网站上；穿着他那紧绷绷、亮闪闪的红色跑步小短裤来上班，张灯结彩似的把那条短裤晾在办公椅上，还在复印机旁一边做拉伸运动，一边聊他腹股沟上的伤，身上总是一股汗臭味，结果连马拉松全程都没跑下来；
文身失败（还说什么“一点都不后悔！”）；
还有一次，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个天生魅力十足的朋友在恋爱中被甩了。
上星期二，我去街角小店买牛奶，在卖名人八卦杂志的架子前停住了脚步。一开始，怕万一别人能听见我的心声，我的本能反应是想，哼，谁会买这种无聊的杂志。紧接着，出于好奇，我拿起一本翻看。上面有名人的赘肉照片，有关于他们体重增减的讨论，有用红圈圈起来的比基尼盖不住的橘皮肥臀和“蝴蝶袖”。我最喜欢的是关于一个流行歌手（也许是个模特）的访谈，她住在一座宏伟奢华的宅邸中。我是听说有人坐拥豪宅常常会忌妒到浑身僵硬的那种人。不过，这篇采访出乎我所料，主要讲的是她有多孤独，讲她在经历了一次令人悲痛欲绝的分手后，在豪宅中过着多么凄凉冷清的生活。
我环顾四周，而后拿着这本杂志来到收银台前，数出需要的零钱。胸口掠过一丝温热。我感到自己很幸运。不，不准确。应该说，是很得意。
接下来，我要坦白一下。我喜欢看日间档的电视节目；我抽烟，尽管我对外宣称戒烟很多年了；我常常迟到，而且经常为此找借口；还有就是，有时候看到其他人不爽，我会感到很爽。
“他人的不幸甜如蜜”
老板在一封重要的信件中落款为“阴毛事业负责人”。
自称素食主义者的名人被曝光在超市奶酪柜台前徘徊。
水上芭蕾运动员一时糊涂，转错了方向，然后很快又转了回去并且希望没人注意到。
日本俗谚云：“他人的不幸甜如蜜。”法语里有个说法是“joiemaligne”，意思是“对他人的苦楚感到恶毒的喜悦”。丹麦人管这个叫“skadefryd”，荷兰语里是“leedvermaak”。希伯来语中，形容因他人的遭遇感到开心可以用“simcha la-ed”，中文里叫“幸灾乐祸”，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里叫“zlùradōst”，俄语中是“zloradstvo”。两千多年以前，罗马人用“malevolentia”表达这个意思。更早的时候，希腊人说“epichairekakia”（其中“epi”意为“因……而……”，“chaire”意为“高兴”，“kakia”意为“丢脸的人或事”）。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说过：“看到别人受苦是有益的，让别人受苦更有益。这虽然很难说出口，却是非常符合人性的，实在太符合人性的原则了，难以撼动。”（2）
对于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尼桑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来说，嘲笑他人痛苦的行为被称为“Banbanam”（3），这个概念最极端的例子是，通过挖出敌人的尸体，并将残骸扔在村子周围来嘲讽他。
“Banbanam”行为更日常的表现为，在背后笑话他人失败的经历有多丢人——比如当与其有竞争关系的村民的宗教庆典被一场大雨搞砸，只因他们的天气巫师的咒语没有显灵时，或者当一位妻子紧紧攥住出轨丈夫的睾丸而不顾他的苦苦哀求时。“Banbanam”其实也是一种抵抗。美拉尼西亚人喜欢跟人讲这样一个故事：澳大利亚政府的一位部长访问村庄，结果因为村民们不按照他的意思做事而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驱车离开，最后不小心撞上了一棵树。在历史肖像画中，满心喜悦的人和那些因为他人的厄运窃喜的人看上去非常不同。2015年，在德国乌兹堡的一间实验室里，32名球迷观看德国队与其死对头荷兰队在足球比赛中或成功或失败的点球片段集锦，同时同意实验者将肌电描记术用的电极贴贴在他们的脸上，让其测量他们微笑与皱眉的情况。心理学家发现，与看到德国队点球成功破门时相比，当德国球迷看到荷兰队罚丢点球时，会更快露出微笑，而且笑得更灿烂。（4）幸灾乐祸的笑和真正感到快乐而露出的微笑可以说别无二致，但是关键有一点不同：敌人的失败比起我们自己的成功会让我们笑得更多。
无疑，长久以来，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类更依赖于其他人做出丢脸的事或者遭遇失败来让自己开心。
对于这种卑鄙的喜悦，英语中从来都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16世纪，有人想在英语中借用古希腊词“epicaricacy”，但这个词并没有流行起来。1640年，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列了一份关于“人类激情”的清单，其中包括许多“亟待命名”的难以描述的感受。他在清单中问道：“岸上的人看到海上的人遭遇暴风雨而感到非常开心，是出自一种什么激情呢？”他还写道，是怎样一种喜悦与怜悯的奇怪组合让人们“乐于旁观他们朋友的悲惨”。霍布斯说的这种神秘而可怕的激情依然没有名字，至少在英语中还没有。（5）1926年，英国《观察家》杂志的一名记者坚称：“英语中没有表达‘Schadenfreude’的词是因为这里不存在这种感受。”（6）他大错特错。
我是英国人，我敢说，对他人的横祸和痛苦幸灾乐祸与茶包和谈论天气一样属于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在最受欢迎的具有典型英国民俗风情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先生就宣称：“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给邻居当笑柄，再反过来笑他们？”没有什么比看到一名国会议员做假账被抓更能让人心里产生自以为是的愉悦感，从而把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了。我们甚至愿意为了获得一点“幸灾乐祸”而付出代价，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经说的，不庆祝军事胜利，反而庆祝灾难，在这一点上，英国人是独一无二的（“进入死亡谷……”）。
我们知道如何享受他人的失败，但要是问我们该用什么词概括这种享受，我们的语言就会陷入虚伪的沉默，避开提问者投来的目光，不舒服地扭动身子。
于是，我们借用了德语词“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Schaden”意为“损害”或“伤害”，“freude”意为“欢乐”或“愉快”，二者结合即意为“损害带来的欢乐”。
没人愿意面对自己的瑕疵，但是恰恰是瑕疵让我们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人类。享受他人的不幸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不过是一丝恶毒的闪念。再仔细想想，你就会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最隐秘也是最重要的某些部分。
当我专注思考自己在他人的不幸中感到的欢乐时，我就被其包含的多种滋味和丰富层次所击中。首先，我会因为他人的资质欠佳而感到窃喜，这里的“资质欠佳”不仅仅是指滑雪者一头栽进雪里，还指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疏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损失了一枚价值1.25亿美元的火星探测器，只因团队的半数成员使用英制单位，另外半数成员使用的是公制单位。
其次，他人的伪善被曝光时，我会扬扬自得，感到满足。
政治家不小心将自己勃起的照片发到了社交网站上（他本来想直接发给手下的实习生）。
当然了，在看到竞争对手有闪失时，我内心还会产生胜利感。有一天，在校园咖啡店里，一个同事问我有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升职机会。“没有。”我说。随后我看到他的嘴角以几乎不可察觉的幅度咧了一下，还没等形成笑容，他就又很快调整成了同情的表情：“哦，真是倒霉。啊，这是他们的损失，那帮蠢货。”我差点问出口：“你刚才是不是笑了一下？”但我没问，因为我清楚，他遭遇失败时，我也有这种强忍开心的微妙情绪。
有时，分享欢乐很容易，比如说我们嘲笑电视选秀节目上选手的丢人表现，转发某个不光彩的政客的辞职演讲的表情包，或者当老师不小心当众放屁时和同学们一起拼命憋笑。
当传来那些成功到惹人厌烦的朋友和亲戚的坏消息时，我们却很难承认——甚至对自己都很难承认——我们会感到突如其来的快慰。这种情绪不请自来，其中的喜悦令人困惑，还夹杂着羞耻感。它令我们担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为自己同情心的缺失代表着我们内心可怕的一面而担忧，更是因为它直指我们的忌妒和自卑——我们迫切地抓住他人的痛点是为了让自我感觉良好：
暑假到了，我哥哥带着他的孩子去美国旅行，为此我很难受，因为我怕麻烦，又嫌费钱，所以从来没带我的孩子去哪儿玩过。后来我在脸书上看到了他更新的状态：“下雨了，没玩成。”
当今社会，幸灾乐祸随处可见，它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活动中，存在于我们对待网上出糗视频中的名人的方式上，但是这些令人陶醉的欢乐里充满了不安。卫道士长期对幸灾乐祸嗤之以鼻。亚瑟·叔本华称它是“一颗坏透了的心和道德上毫无价值的铁证”（7），是人性最坏的一面。（他还说，任何享受他人痛苦的人都应该被人类社会拒之门外。这让我不由得为之汗颜。）
现在，我开始相信叔本华说错了。我们或许担心以他人的悲惨为乐会污染我们的灵魂，但是这种情绪远远不是简单的一句“坏透了”就能总结的。它触及千年来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生来对公平的追求和对虚伪的憎恶；我们乐于见到我们的对手倒霉，因为我们希望赢的是自己；我们渴望与他人作比较，在处于下风的时候又为我们的选择找理由；我们是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是什么让我们开怀大笑。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这种隐秘且备受非议的情绪，把自己从隐秘的羞耻中解放出来，我们就会对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
恶毒的欢乐
我花园里的松鼠忘记它们把坚果贮藏在哪儿了。
开得飞快的卡车司机被测速照相机拍了下来。
我3岁的小女儿得到了最后一块饼干，一边高兴地喊着“啦啦啦啦啦”，一边抓着饼干四处挥舞，结果饼干被我家的狗一口叼走了。
1853年，“Schadenfreude”这个词在英语作品中首次出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这恐怕不是都柏林的大主教R.C.特伦奇（R.C.Trench）的初衷，尽管就是他在其语言学畅销书《论词的研究》（On the Study of Words）中首次提到这个词的。对于特伦奇来说，单单是“幸灾乐祸”这个词的存在就够罪恶和可怕了，他说：“人类天生内心充满邪恶，仰仗着这样的天赋，人类发明了如此古怪的邪恶念头，这着实令人悲哀。”（8）
然而，和他一样身处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人并没有被轻易地唬住，而是迫不及待地接纳了这个词，将它与一系列愉快情绪联系起来：从欢喜到自以为是，从胜利感到轻松快慰。1867年，历史学家、强硬派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就承认了，每当他想象《选举改革法案》通过后，部分工人阶级得到投票权，从而引发种种混乱景象时，他就感到极度舒适，如果这不是出于爱国之心，那就是幸灾乐祸（“一种恶毒的，甚至违反司法的暗爽”）。（9）1881年，一名象棋专栏作家建议说服那些天真的对手在陷入困境时使用狡猾难缠的下法，从而“尽情享受德国人说的‘幸灾乐祸’那种快乐”。（10）19世纪90年代，动物权利活动家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发表了名为“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的宣言，认为这种情绪等同于男孩因为好玩折磨野猫的那种杀戮欲。（11）和我们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喜欢看到达官贵人得到报应。医生威廉·格尔爵士（Sir William Gull）是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健康生活运动的先锋，他提倡多喝水，也算一个素食主义者。他到处自以为是地宣扬他的生活方式将如何让他不生病。结果，1887年，格尔爵士病重……于是，《谢菲尔德和罗瑟勒姆独立报》（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愉快地报道，喜欢“饮食上荤素不忌，生活上无条条框框”的人们感到了强烈的“被德国人称为‘幸灾乐祸’的情绪”。（12）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将多种不同的愉快感受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这个词的原义不明，或是因为它的定义界限不明。不过，看看现在这个词在英语中表达的意义，我们可以找出以下五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第一，幸灾乐祸常常被视为一种机会主义者的快乐、一种旁观者的娱乐、一种我们偶然发现他人的不幸（且这个不幸并非我们造成的）时的感受。好莱坞反派的卑鄙阴谋得逞，让邦德陷入困境时，他扬扬得意，这并非幸灾乐祸，而是在享受施虐的快感；对比而言，当好莱坞反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小心绊了一跤，碰到自毁按钮时，他的助手偷笑，这才是幸灾乐祸。
第二，幸灾乐祸常常被视为一种需要隐藏起来的情绪，这也难怪。看到他人遭灾，却表现出开心的样子，这样的人通常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比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得知他的竞争对手安东尼奥在海上损失了一艘货船，情难自禁地说：“我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是真的，竟然是真的？”“好消息，真是个好消息！”（13）我们可能担心的不仅仅是被他人视为恶人，还有我们的幸灾乐祸会暴露出我们的其他缺点——小气、爱忌妒或者对生活的不满足。
第三，当他人的遭遇可以被归结为因果报应——因为自以为是、虚伪矫情或违反法律而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时，我们常常感到自己有权产生这样的情绪。虽然我们不可能当着对方的面表现出享受道德优越感的样子，但我们可以在保持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开心一下。2015年，美国牧师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说，洪水是上帝用来惩罚堕胎和同性恋婚姻的。后来托尼自己的房子也被洪水淹了，他不得不坐着一条独木舟逃命。就连从来都不偏不倚的英国广播公司（BBC）都以戏谑的方式报道了这个故事——将他那座被洪水淹没的房子的航拍照片放在他备受争议的“上帝在警告人类”采访视频旁边。
第四，我们喜欢将幸灾乐祸当作纾解心情的法宝——他人的失败可以暂时缓解我们的忌妒和对生活现状的不满，让我们暂时得到格外需要的优越感。这种情绪既说明了我们自身的脆弱，也说明了我们对待他人行为的态度。就好像讽刺只有在击中对方要害时才有趣，我们会在那些比我们更富有、更有魅力且更有才华的人失败时感到最强烈的暗爽。正如关于这种情绪最伟大的理论家之一——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幸灾乐祸是“无能者的复仇”（14）。
第五，也是最后一条，幸灾乐祸常常指因为他人的轻度尴尬和出丑而非惨遭的不幸甚至死亡感到愉悦（我们通常认为只有大恶棍才会做出为他人的死亡喝彩这种事）。不过，这条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要看背景条件的。我们喜欢看名人或久远的历史人物经历可怕的遭遇——如果这些眼下正在发生或发生在朋友身上，我们则会惊慌失措。所有情绪都被心理学家认为是“认知性的”，换言之，情绪并非仅仅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射反应，而是需要我们对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做出评估和判断，并给出相应回应的复杂过程。
有时候我们判断失误，幸灾乐祸便让我们在道德上陷入尴尬的境地。动画喜剧《辛普森一家》中，霍默有个完美得不像话的邻居，名叫内德·弗兰德斯，他开了家左撇子用品专卖店。在其中一集里，霍默想三个愿望时，幻想弗兰德斯的生意垮掉。首先，他想象弗兰德斯的商店空荡荡的，没有顾客光临，然后想象弗兰德斯身无分文，开始乞讨。当霍默开始想象弗兰德斯去世，他的孩子们在一旁抽泣时，他打住了。“太过分了。”他说，然后快速把脑海中的画面倒回到商店倒闭那一幕。
关于我们如何、为什么享受他人的痛苦，以及怎样的程度可以接受，怎样又属于“太过分了”的问题在两千多年来的一些伟大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中都涉及过，但是人们对理解幸灾乐祸的需求却从未像今天这般迫切。
幸灾乐祸的时代
日本游戏竞赛节目中，穿着紧身连衣裤的参赛选手努力沿着充气水滑梯往上爬，却不断掉下来，摔在其他选手身上。
身家百万的传媒明星兼生活方式导师因为内部交易锒铛入狱。
“你绝对不敢相信那些童星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第二个会惊到你的！）”
2008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名读者痛心地称，如今我们正活在“幸灾乐祸的黄金时代”（15）。类似的话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诸多博客和专栏文章中。“我们生活在幸灾乐祸的时代。”（16）《卫报》的评论作家宣称。他们说的对吗？
他们指责网上的喋喋不休和大家对名人人设崩塌的渴望，以及人们不断刷新下限的羞耻感。他们怪罪网上暴民的恶毒行径，怪罪蜂拥而来的公开羞辱和网上义愤填膺的道德指摘。他们看着照片墙（Instagram）上网友们的各种炫耀，说我们深陷忌妒的泥沼，唯一的喘息机会就是看别人出越来越大的丑，遇上越来越糟的倒霉事儿。最近，我们对幸灾乐祸的依赖被看作大西洋两岸政治动荡的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情绪导致人们喜欢消费“假新闻”，而这样的反馈让算法提供更多稀奇古怪的八卦，令人想点开来看：“克林顿夫妇与他们的非法移民女佣大玩3P！”这样来看，我们因他人的耻辱而感到愉悦难道不仅仅是私德的堕落，更是一种公害吗？
作为研究情绪的历史学家，我以前确实见过这样的事。过去经常有人称，有段时期自己是在被某种情绪控制的状态下生活的：
18世纪的作家就提到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泛滥的同情和善意；20世纪40年代，W.H.奥登（W.H.Auden）描绘了一种“焦虑的时代”。这些标签可能看上去在表示社会上突然爆发的一种古怪的传染性情绪，但实际上，它们表示的是由其他所有欲望和恐惧汇聚成的焦点。举例来说，19世纪期间，社会上弥漫着对自我提升和生产力的热情，同时，也导致人们突然产生了对这种热情的反面——厌烦无聊——的担心。医生开始写文章劝人们警惕这种消极情绪的危害（从酗酒到手淫不一而足）；政客赶时髦地指责那些无业者和穷人让他人也变得游手好闲起来；女权运动者则认为，无聊是对富有女性的威胁；卫道士们则担心它会将孩子们变成无所事事且残酷暴力的人。正如查尔斯·狄更斯以挖苦的口吻所写的，无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17）。
真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是否比以前更加幸灾乐祸。当然，如今幸灾乐祸看起来比过去更像是集体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了，因为过去人们只在暗地里偷笑，或者有时在办公室饮水间里窃笑，如今这些偷偷摸摸的笑已经以数字的形式永远留存在网上的“点赞”和“分享”中了。
但同时，社会上也存在道德狂热。还记得金·卡戴珊巴黎遇劫事件吗？她的价值百万美元的珠宝（包括事发几天前她在照片墙上晒的那枚大得荒唐的钻戒）遭抢。BBC在报道抢劫事件时，引用了英国喜剧演员詹姆斯·科登（James Corden）在推特网上力劝大家不要拿这件事开玩笑的推文。（18）我立刻点开这条推文的跟帖（纯粹是为了做调研！）。我的研究结果是，玩笑帖与愤怒的推特用户指责其他推特用户尖酸刻薄的帖子数量相当。我们对幸灾乐祸的态度中有着巨大的矛盾，我们不确定别人什么样的痛苦遭遇是我们“可以”当笑话看的，也不确定我们的冷嘲热讽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会造成太大伤害。一方面，八卦网站和垃圾小报鼓励我们陷入幸灾乐祸的狂欢；另一方面，我们这样做时又会遭到道德的谴责。
此外，关于幸灾乐祸的研究呈爆炸式增长。2000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发表的学术文章的标题含有“幸灾乐祸”一词。现在，就连最粗略的相关研究都有几百例，从神经系统科学到哲学，再到管理学研究都提到了这个词。其中既有对愿意花不少零花钱看木偶遭惩罚的孩子进行的实验，也有关于竞争对手的产品出现故障时公关公司如何掌控人们幸灾乐祸的情绪的研究。本书就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许多观点看法进行探讨。同时，这些研究出现的时机和数量都说明了，这种情绪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
是什么促使大家对幸灾乐祸如此关注呢？无疑，部分原因是我们在努力理解眼下互联网世界的生活。耻笑他人的行为曾经几乎等于社交自杀，如今此种行为带来的风险却降低了很多。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同理心的不断成长。今天，能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人痛苦会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这也是十分正确的。换位思考可以影响到我们领导他人的能力、为人父母的能力、做伴侣和朋友的能力。然而，同理心变得越重要，幸灾乐祸似乎也就变得越可憎。
抵触幸灾乐祸的不仅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21世纪的人道主义者就认为，在这个疯狂的现代原子论世界，同理心是人面对威胁时的“自然”反应，幸灾乐祸则非常不合时宜。人们从各个方面指责幸灾乐祸为“缺少同理心”，是“同理心的对立面”“同理心的阴影”，视幸灾乐祸与同理心水火不容。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指出，心理变态者不仅仅在他人承受痛苦时没有同理心，甚至可能会感到享受。“德国人有一个词形容这样的人，”巴伦-科恩写道，“Schadenfreude。”（19）有这些理论在，不难想到，即使幸灾乐祸本身没问题，人们也会觉得这种情绪是非常错误的。
不过，当然了，动画片里的歪心狼（Wile E.Coyote）被Acme公司产的铁砧压扁，或者你妹妹几个星期以来都不离口的新烫的头发与她的设想有很大的出入，对这样一些事开怀大笑也不会让你变成怪物。很少有人单纯因为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高兴，更多是因为我们认为对方摊上这样的倒霉事活该或者对我们多少有点用处。我们有这样的情绪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我们对保持道德平衡的渴望。当然，幸灾乐祸也有益处，比如它能够减轻我们内心的自卑或忌妒，快速带来胜利的感觉；还有，一起看老板或者公司里资深员工的笑话可以迅速拉近同事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幸灾乐祸可以证明我们的情绪具有弹性，证明我们不是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的老古董，证明我们有能力同时拥有显然矛盾的想法和感受。幸灾乐祸和同理心并非像人们有时候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而是可以为人们同时拥有的两种心理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深知这一点，在他的作品《罪与罚》中，马美拉多夫出意外后浑身是血，不省人事，被人送回他在圣彼得堡租住的房子里，所有邻居都围了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这些人体验到了“当某人遇到飞来横祸时，即便是罹难者最亲近的人也会有的一种总藏不住的奇怪满足感，一种不管我们内心的怜悯和同情有多真诚，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感觉”（20）。
我们可能的确生活在一个幸灾乐祸的时代，同时害怕这种情绪会将我们引向邪路，但是和对其他所有情绪一样，谴责这种情绪能给你带来的好处寥寥无几。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这种饱受诟病的情绪对我们的影响，还要思考它在我们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教会了我们什么。
我们必须直面的瑕疵
一名赌场大亨不小心用胳膊肘戳破了一幅价值4840万美元的毕加索的画（当时他正要把画卖给别人）。
你发现你前任的那位朝秦暮楚的未婚妻要嫁的另有其人。
马上瑜伽（在马背上做的瑜伽）出了意外。
写这本书期间，我看了许多猫咪从墙上摔下来的视频片段，数量多到不合理，并在完全没兴趣上第二次的网站上闲逛。我还读了数不清的文献，和神经系统科学家、心理学家、法学家及哲学家交流，和为“为读者解忧”专栏撰稿的知心阿姨探讨同胞争宠，和我的朋友们探讨忌妒，还和一名心理学家探讨婴儿露出窃笑是怎么回事。通过这些，我发现幸灾乐祸占据了我们相当一部分的生活，超过了我之前能坦然接受的程度。
本书探索了多种内在相关联的幸灾乐祸，每种都包含着值得琢磨却难以启齿的快乐。本书的每个章节都会探讨幸灾乐祸的一个方面，从看到滑稽的意外而产生的兴奋到包括目睹罪犯被绳之以法而感到的满足；包括见到可以被称为人生赢家的朋友遭遇挫折而感到暗爽，也包括得知政敌崩溃而额手称庆。如果读完本书，你了解到自己平日里有多常产生幸灾乐祸的念头，并为此脸色发白，羞愧难当，不妨看看我在后记中为你准备的“交战法则”，然后你就会明白该如何对付让自己感到羞耻的幸灾乐祸，更重要的是，明白以后当别人看你笑话的时候，你该怎么做。
这本书的出发点并非要解决我们应不应该幸灾乐祸这个问题，而是要让读者了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在他人遭遇不幸的时候感到开心，以及幸灾乐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写书时，有些事物原本在我看来是生活中的小调装饰音，后来却变成了大和弦音。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东西才是我们与其他人、与自己相联系的关键要素。幸灾乐祸表面看起来是反社会的，其实却是我们大多数人最珍视的公共仪式（从游戏比赛到八卦闲聊）的一大特色。或许这种情绪透露出对人类的厌恶，但其实是我们的人性在生活中的体现：我们天然追求正义和公平，有等级观念，追求地位，渴望有归属感，以及保护给我们安全庇护的团体。这听起来似乎傲慢且有损人格，但也揭示了我们需要从人们试图让自己看上去掌控这个永远脱离掌控的世界这一荒诞行为身上获得满足；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与他人对立、将自我孤立的情绪，但也证明了，我们需要知道对生活失望的并不只有我们自己，我们想要形成失败者联盟，互相安慰。
幸灾乐祸这种情绪有狂喜的一面，也有细腻而微妙的一面，同时从头到尾透着卑鄙。诚然，它是一种瑕疵，但它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瑕疵。只有直面幸灾乐祸，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现代社会中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