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福克纳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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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去世了,镇上所有的人都去为她送行:男人们是因为尊敬仰慕,觉得倒下了一个纪念碑。女人却是好奇她居住的屋子,所以才去瞧瞧。因为这座房子已经有十年的时间没人进去过了,除了一个作为花匠和厨师的仆人。

一条很讲究的街道上,这座白色四方形的大木屋就坐落在那里,它的屋顶具有七十年代的浓厚气息:圆形阳顶、尖尖的塔和带着花纹的阳台。这条街上有许多汽车间和轧棉机,它们使这里失去了最初的庄严,唯有爱米丽小姐的房屋依旧伫立在这里,周围满是棉花车和汽油泵。破落的房屋像模像样地立在那里,无法无天的样子简直丑陋到了极点。墓园中到处可见雪松,这睡着的人都是些无名军人,他们参加过南北战争杰弗生战役并阵亡。如今,爱米丽小姐的名字也列入其中,加入了这个庄严的行列。

爱米丽小姐活着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传统、义务的形象,人们对她十分关注。一八九四年,沙多里斯上校下达了一条命令:从她父亲去世到她去世为止,她将不再缴纳税款,这将沿袭下来,是全镇人民应尽的义务。这位沙多里斯上校曾要求黑人妇女上街时必须系围裙。爱米丽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施舍,可沙多里斯上校却编造了一系列谎言,声称镇政府曾经接受过爱米丽的父亲的贷款,作为补偿,镇政府决定采取这种方式。这些谎言,大概只有沙多里斯才能想得出来,而相信的人,估计也只有那些妇女了。

不过,这项决定到了第二代镇长和参议员那里,就被质疑了,因为他们更加开明,他们对这件事感到很不满。所以在那年元旦的时候,他们将一张纳税通知单寄给了爱米丽。直到二月,他们也没有收到回信,接着又发给她一封公函,让她到司法长官办公处来。可仍是杳无音信。又过了一周,镇长甚至给爱米丽亲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会派车去接她,他愿意去她的家里拜访。这回,爱米丽回信了,不过只是一张字条而已。这是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纸上的字迹虽然细小,颜色也不是很鲜艳,但书写得很流利。爱米丽在信中表示:她已经不再外出了。并且,她对纳税通知单这件事没有任何意见。

参议员们特意为此事开了个会,他们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她家里进行访问。这个房间从几年之前就没有人再进出过,那时她已经不再教瓷器彩绘课。他们敲开了门,由一个年纪很大的黑人男仆带领着,穿过阴暗的门厅上了楼,那里的光线更加黯淡。空气潮湿憋闷,很容易嗅到那种搁置已久的味道,显然,这个房间已经空落很久了。客厅中摆放着许多粗笨的家具,上面包着皮质座套,黑人带他们进门之后,又去将百叶窗打开,这时他们才发现,那皮质座套都已经裂开。他们刚坐下,就发觉大腿周围升起了一阵灰尘,那些细微的灰尘在阳光中慢慢回旋,一个画架立在壁炉前面,里面放着用炭笔画的爱米丽父亲的画像,那画架的颜色已不再鲜亮。

他们在看见她进门的时候都站起身来。她身材矮小,体态肥胖,穿着一身黑色衣裳,一根细细的金表链一直落到腰间,最后进入腰带之中。她撑着一支乌木拐杖,原本镶着金的拐杖头光泽不再。也许是因为她身材又矮又小,她穿的衣裳显得又肥又大,其他女人穿着明明会是很丰满的,可她穿着却像一直泡在水中的尸体,被泡得发白发胀。在听到客人开口表明意图之后,她用两个像嵌在一团生面里的小煤球一样的眼睛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停地移动着。

她站在门口沉默地听着,也没让他们坐下。负责发言的人磕磕绊绊地讲完了以后,他们才听见了她身上那块挂表发出了滴滴答答的响声。

她的声音冷漠得没有丝毫感情。“沙多里斯上校已经告诉我不必再纳税,你们可以去镇政府查一查档案,这件事已经被记录在册,我在杰弗生镇并不需要纳税。”

“爱米丽小姐,我们就代表着政府当局,也已经查过档案资料,相信你应该已经看见司法长官亲手写给你的通知了吧?”

“我确实看到了这个通知,”爱米丽小姐说,“这个司法长官也许是他自封的,我并不需要缴纳任何税。”

“你应该清楚,纳税册没有写这么详细的,我们要以此为依据……”

“还是那句话,我在杰弗生镇不需要缴纳任何税,你们可以去找沙多里斯上校。”

“可是,爱米丽小姐……”

爱米丽重复着这两句话:“去找沙多里斯上校。”(实际上,沙多里斯上校十年前就已经死了。)“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听到传唤立刻赶来。“请他们出去。”

三十年前,她的父亲刚过世两年,她的结婚对象也刚刚抛弃了她,她就是因为那气味和他们的父辈斗争,最后获得了胜利;三十年后,她又打败了他们这群人。自从父亲离世之后,她几乎不出门了;自从她的结婚对象抛弃她以后,她也很少出现在众人面前。能证明她还活着的唯一一个证据就是那个黑人男子,他那时还很年轻,经常提着篮子从宅院中出入。后来,即便有几个莽撞的妇女去找她,也都被她拒绝。

妇女们经常这样说:“不管是个怎样的男人,都能把厨房打扫得有条有理。”所以,那种气味越发浓郁,众人也不觉得惊讶诧异了,她们觉得这连接着高贵的格里尔生家和普通人生存的世界。

住在她隔壁的一位将近八十岁的妇人向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控诉。

他无奈地说,“太太,我没有任何办法,我能怎么办呢?”

这个妇人说,“哼,法律规定了不许有这种难闻的气味,你们可以通知她除掉这股味道!”

“我觉得没必要这样。”法官斯蒂芬斯说,“我去找他说说吧,也许是因为她雇佣的黑人仆人打死了蛇或者老鼠。”

第二天,他又接到一个男人的两次控诉,男人的语气很温和。“法官,我虽然不想打扰爱米丽小姐,可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件事。”当天晚上,三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次参议员全体会议。

年轻人说:“这件事并不困难,我们只要让她定期打扫房间就好,否则……”

法官斯蒂芬斯反驳说:“这根本不可行,你怎么能说一位贵妇人宅院里气味难闻呢?”

第二天过了午夜,四个人像小偷一样进入爱米丽小姐的宅院,他们穿过草坪,沿着屋子的墙角绕行,在地窖或者通风的地方各处闻着。一个人肩膀上挎着一个袋子,他从里面摸出一些东西不停地向地上播撒。他们把地窖门打开,在里屋和外屋撒满了石灰,当他们重新返回草坪时,原本黑漆漆的房间里竟然有灯光亮起:爱米丽小姐坐在灯光后面,她脊背挺直地坐着,犹如一座雕像,纹丝不动。他们从草坪中轻手蹑脚地穿行而过,走入路两边栽种的洋槐树树荫里面,过了一两个星期,他们就再也闻不到那种气味了。

从此之后,人们真心地觉得难过,为爱米丽小姐难过。格里尔生全家都自命清高,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镇上的人们想起来她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最后变成了疯子,觉得她和许多类似的女人一样,无法轻易看上男人。这么长时间,这家人在众人眼中一直像一幅画一样:爱米丽小姐的父亲手里拿着一根马鞭,分开两只脚站在前面,穿着白色衣裳,身材婀娜的爱米丽则站在父亲身后,他们的身影正巧被敞开的前门框了起来。如今她已经快到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不过这并没有让我们觉得多高兴,只是证实了我们先前的猜测。纵然她流淌着家族癫狂的血液,可一旦机会降临,她势必不会拒绝。

父亲去世以后,那座宅院成了她唯一的财产,人们都为此感到欣慰。现如今,他们终于能怜悯爱米丽小姐了。因为一个人独处,且生活拮据,她可以懂人情了,她也能体会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闷心情了。

她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天,妇女们都按照习俗去她家进行哀悼和拜访,以此表达她们的心意,并表示她们愿意帮助她。爱米丽小姐穿着平时的衣裳,没有丝毫哀伤愁绪,告知她们她的父亲还活着。一连三天,不管是谁来拜访——教会牧师或者医生——都让她尽快处理尸体,可她总是这样的态度。直到有人说要用法律和武力解决这件事的时候,她才败下阵来,任由他们埋葬了她的父亲。

那时我们没有意识到她疯了,我们只当她是无法掌控自己的情绪。她的父亲将她身边所有男青年赶走的画面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她这样做就像要抓牢抢走她一切的人一样,因为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处于病中,直到很久以后,她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把头发剪短了,看起来像教堂彩色玻璃窗上的天使,神情同样悲哀凄怆。

在她父亲去世的那一年,镇上要铺设人行道,镇政府已经拟好了合同,准备夏天开工。建筑公司派来一批黑人,牲口和机器,工头叫荷默·伯隆,是个北方人,他有着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肌肤,一看就是强壮聪明的。他的声音很响亮,脸上的颜色比眼睛还要深。黑人边哼着劳动号子,边挥舞着铁镐,根本不理会一群孩子用难听的话骂他。过了没多久,他与全镇的人都熟悉起来。只要荷默·伯隆站在那里,他周围肯定会有哈哈大笑的声音。一段时间以后,每逢周日下午,他准会和爱米丽小姐并驾齐驱,坐着那辆栗色辕马拉着的黄轮车一同出行。

最开始,我们对爱米丽小姐找到了精神寄托这一点表示很欣慰高兴,许多妇女们都这样认为:“格里尔生家的人怎么也不会接受一个北方人,何况他只拿着日工资。”当然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上了年纪的人则认为:一个真正高贵的妇人不可能失去“贵人举止”,哪怕她处于悲伤之中。她们并没有直接说什么“贵人举止”,而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应该和她的亲人在一起”。她的亲人都住在亚拉巴马,然而许多年之前,两家因为疯婆子韦亚特老太太的产权问题闹翻了,他的父亲与那边不再走动,直到他的葬礼那天,那些人也没有参加。

年纪大的人总是谈论着“可怜的爱米丽”,“这件事是真的吗,你真的这样想?”“那是肯定的呀,还有其他什么事呢?……”当然,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都用手捂住了嘴,声音很小很轻;纵然关上了百叶窗,遮住了周末午后的阳光,可当那轻快的马蹄声远去的时候,还是能听到如绸缎窸窣般的耳语——“可怜的爱米丽”。

我们坚信她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她依旧高高地扬起头,像是在表明她作为格里尔生家族最后的尊严一样——即便融入了世俗之中,可她的尊严依旧需要人肯定,她要证明自己绝对不会受到任何外界影响。一年多以后,她的两个堂姐妹来探望她,她当时在买老鼠药和砒霜。

那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可身材比之前还要清瘦,削肩细腰,目光骄傲冷酷,脸上的肉绷得紧紧的,那表情分明是灯塔守望人所具有的。

她对药剂师说:“我要买点毒药。”

“爱米丽小姐,您要买哪种毒药?是用来毒老鼠的吗?我建议……”

“不管什么种类,我只要你们店里最管用的毒药。”

药剂师随口向她推荐了几种,“它们的毒性很强,即便是大象也能毒得死。你要的究竟是……”

“砒霜,”爰米丽小姐说,“砒霜有没有?”

“是……砒霜?好的,小姐。不过你确定是……”

“我要砒霜。”

药剂师看向她,只见她腰杆笔直,脸色紧绷地回看着她,像一面拉紧了的旗子。

“哦哦,当然有。”药剂师说:“如果你确定要砒霜,是需要告诉我用途的,这可是法律规定的。”

爱米丽小姐向后仰着头,尽量用两只眼睛平视他。她一直瞪着药剂师,直到他移开了目光,才去包了砒霜给她。药剂师没有再出现,只是让黑人送货员包好了药送了出来。她到家里之后将药盒打开,只见那骷髅骨的下面标着:“毒鼠用药。”

所以那天之后我们都认为她要自杀了,觉得那是特别好的事。我们都以为她会嫁给荷默·伯隆,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认为。后来又觉得:“他会被她说服的”。因为荷默在麋鹿俱乐部和年轻人喝酒的时候表示,他喜欢男人,他并不想成家。以后每个周日下午,他们都坐着那辆马车招摇过市:爱米丽小姐总是仰起头,荷默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握着马鞭,歪戴着帽子。每每此时,我们总是躲在百叶窗后感叹道:“可怜的爱米丽。”

随后,妇女们表示这件事令全镇人蒙羞,也会教坏了青少年。男人们不愿意管这事,妇女们却最终让牧师去找她谈谈,因为爱米丽小姐全家都属于圣公会。牧师虽然没有说出他们当天谈了什么,可却声称再也不会去第二次。于是,下个周末他们继续驾着马车在街上闲逛。牧师夫人只好将这件事写信告知了爱米丽住在亚拉巴马的亲人。

我们不清楚她还有亲人,便拭目以待。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结果,接着,我们就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爱米丽小姐还去了首饰店,买了一套男人用的洗漱用品,每样东西还刻着“荷·伯”的字样。又过了两天,我们得知她买了全套的男人服装,包括睡衣,所以我们才认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确实很高兴。不过比起爱米丽小姐,我们觉得两位堂姐妹的风度气质更像格里尔生家族的人。

小镇的街道铺路工作已经结束了很久,所以我们对荷默·伯隆的离开并不惊讶。我们只是觉得没有去送行有些遗憾,这少了许多热闹。当然,我们认为他是回去做准备——迎娶爱米丽小姐。我们甚至秘密地结成同盟,希望能帮助爱米丽小姐赶走那两个堂姐妹。结果,她们两个人一周以后就离开了小镇。

一位邻居看到荷默·伯隆重返城镇,就像我们对他的期待一样。某天傍晚的时候,那个黑人仆人打开厨房门让他走了进去。

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荷默·伯隆,也有很长的时间没见到爱米丽小姐。宅院的前门一直没有打开,只有黑人仆人提着篮子进出。我们虽然能偶尔看到窗口处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就像在她院子里撒石灰那次一样,可她却再也没有出门上街,足足六个月,她一直没有露面。可是,前门却总是关着。我们了解这是她父亲造成的,在那种恶毒暴力的性格教育下,她一波三折的人生很难消除他带来的阴影,这是毋庸置疑的。

爱米丽小姐再次出现的时候,她有些发胖,头发也变成了灰白的颜色。后来,她的头发越来越灰,那颜色像极了胡椒盐。一直到她去世的那年,在她七十四岁的时候,她的头发始终像男人的一样,依旧是活跃的铁灰色。

在她四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她房屋的前门才打开了六七年左右。那时,她将楼下的一个房间布置成了画室,教小孩子瓷器彩绘课。那时,沙多里斯上校还在世,与他同年龄的人都让自己的女儿、孙女儿跟着她学画画。他们每个周末都带孩子们去那里,准时准点,态度认真,就像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教堂,还要给她们二角五分钱捐献一样。在那段时期,沙多里斯上校豁免了她的一切税费。

几年以后,那些学画画的孩子们都长大了,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了以后,院子的前门这才关上了,而且始终没有再打开。那些学画的女人们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来这里学画。年轻人掌控了城镇,他们推行免费邮递,可全镇人只有爱米丽小姐一个人拒绝,她不允许自家房门上被钉上金属门牌和邮件箱。

时光流转,那黑人仆人也慢慢地老了,他的头发花白,也开始驼背,不过仍然拿着篮子来来回回。我们每年十二月都会把纳税通知单邮寄给她,可过了一周,邮局总会自动退还,因为每次都无人接收。她封了楼上,经常在楼下的窗口露出身影,像不时我们在楼底下的一个窗口——她显然是把楼上封闭起来了——见到她的身影,像庙宇里面的雕塑一样,用尊贵安静却又怪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使人难以接近,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来,她因病离世。在那个满是尘土、鬼影憧憧的房间里,只有那个年迈的黑人仆人照顾着她。我们不清楚她什么时候得病了,也无法从黑人口中得知,因为他并不和人沟通,大概对她也是一样。他的嗓子因为许久不说话早已变得沙哑。

她死的时候,床帐垂挂在粗笨的胡桃木床上,她的头发依旧是铁灰色,枕头因为许久晒不到太阳而变得发霉发黄。

黑人打开了前门,让第一波妇女走了进来,这些人的声音低沉,目光好奇,进来之后就迅速看着房间里的一切。黑人穿过屋子,从后门走了出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

第二天,爱米丽小姐的两位堂姐妹到了,镇上的所有人都来参加葬礼,他们都是来看那具被鲜花铺满的尸体的。她父亲的炭笔画像挂在停尸房上方,脸上依旧是思考沉思的模样,妇女们一直不停地说着她的死亡,老年人则穿着干净的南方同盟军制服,边走边聊着爱米丽小姐过去的故事。他们在走廊上与草坪间穿行,像是和她年纪相仿一样,他们认为和她一同跳舞,对她表白,显然,他们把时间顺序搞乱了。老年人经常这样,他们认为,过去的时光恰似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并非是一条越走越狭窄的小路,它宽广得连冬天都无法影响到,不过最近这十年,它像是将他们与过去隔开了,使他们觉得处于瓶颈之中。

这四十年来,楼上有一个房间从未进过人,必须要把门撬开才能进入。所以,他们在把爱米丽小姐安葬了以后,人们想办法去撬门。

房门被猛烈撞开的同时,灰尘被震得四处飘散。这房间明明布置得像新房一样,却偏偏充斥着墓室般惨淡阴凉的气氛:玫瑰色的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水晶制成的器具,全部已经掉了色;男人洗漱用的白银器具已经没有任何光泽,甚至没办法辨别上面刻着的名字和图案。人们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翻出了一条硬领和领带,就像刚刚在身上摘下来的一样,拿起来的时候,浅淡的月牙形的痕迹留在了尘土之中。一套被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放在椅子上面,两只鞋和一双丢掉的袜子被摆在椅子下。

床上躺着那个男人。

那个人脸上已经没有肉了,我们站在床边分辨着他那龇牙咧嘴的模样,让人无法预料。那尸体安静地躺在床上,维持着拥抱的姿势,这样的结局比爱情更为持久,也将他永久地驯服,他将长眠于此。他的身上和枕头上被多年间沉淀的灰尘所覆盖,他的肉体早已经腐烂,和那破破烂烂的睡衣一同黏在床上,再难分开。

我们发现床上的另一个枕头上有一点痕迹,看上去是被人压过。有人拿起枕头上的一个东西给大家看:那是一撮铁灰色的长头发,上面散发出干枯发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