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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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聂荣臻累得睡过去

10月19日拂晓,从北京饭店开出几辆小汽车,驰过寂静的长安街直奔西郊机场。坐在车内的彭德怀睡着了,高岗也昏昏欲睡。昨夜,毛泽东、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反复研究了入朝作战的方案,几乎彻夜未眠。汽车到达机场,彭德怀才猛然醒来,伸了一下懒腰:“哎呀,这辆车可帮了我的大忙!”

高岗直晃脑袋:“我净听你打呼噜了。”

10月19日黄昏,在秋风飒飒的鸭绿江边,三路大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出发了。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志愿军踏响了入朝作战的序曲。

出兵后,毛泽东又是几天几夜不能上床睡觉。有一天上午八九点钟,毛泽东服过药,刚躺下,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汇报情况。他在东屋办公室等候,卫士长李银桥就去主席卧室察看。毛泽东仍没睡着,在不停地翻身。李银桥进去小声报告:“主席,聂荣臻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着汇报。”

毛泽东闻声坐起:“我起来吧。”他两脚一着地,就朝东屋走。半小时后,聂荣臻走了,毛泽东重又回屋,嘴里喃喃:“志愿军已经过江了,我睡觉吧。”这下他睡着了。随着入朝作战的深入,来毛泽东处汇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毛泽东发了脾气,因为有几个电报内容,聂荣臻怕打搅主席太多,就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了。毛泽东知道后声色俱厉:“以后把电报统统拿给我看!”这一来,聂荣臻来得更勤了,毛泽东的觉自然就更少了。

领袖们经常半夜半夜地开会,一开十来个小时是常事。会议大多在菊香书屋毛主席卧室举行,有时也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走出菊香书屋的西门,就是颐年堂的东门。颐年堂由中央一个大厅,东西两个小厅组成,均以紫檀木雕刻装饰。大厅约70平方米,正面是一个镏金的大屏风,中间摆着足够二三十人开会的大长桌,铺着深绿色的呢绒。整个布置朴素大方。前几天,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讨论会,就在这里召开。西边的小厅一般是书记处会议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那里有12张沙发围成一圈。东边的小厅一般是毛泽东请客人吃饭的地方。

在毛泽东卧室开会时,毛泽东经常是穿着睡衣,靠在床头,半躺在床上,这种姿势延续了20多年,似乎这种姿势特别能触发毛泽东的灵感。其他中央领导在床前围成半圆形。时间一长,自然而然有了固定的座位:靠近床头右边茶几坐的是邓小平,他耳朵有点背,靠近便于听主席说话;然后依次彭真、刘少奇,正对面便是周恩来;最左边一般是列席的人坐的,有个小书桌,可以记录;朱德一般不参加,他年纪大,始终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而会议多在晚间进行;陈云主持经济工作,一般也不参加;林彪请病假的时间长,也很少参加会议。

周恩来是到主席那里开会最多的人,还要主持国务会议,经常是下午3点开,开到六七点,吃饭,吃完饭接着开,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一般情况都是别人先讲,等大家充分讲完,他再做询问,定出方针。他是总理,还兼外交部长,还是军委副主席,党政军民工农商学没有他不管的。

许多电报、文稿都由周恩来亲自草拟,定稿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审阅,同意后发出,那时往往都已到凌晨。秘书们常常劝周恩来,稿子已送主席处了,赶快休息一会儿,等电报发出再看批示也不晚。但周恩来不听,一定要等主席批定后送来看了再休息。一般总理定稿后,主席那里改动都不大。那时往往是稿子送主席处后,周恩来就看参考资料,等主席那边退回来后,看主席是怎么改的,哪些地方改了,为什么要这样改。有时看了毛泽东的改动,认为还值得斟酌,他就马上拿起电话和毛泽东通话,直到改合适了,电报发出后才休息。那时已是东方发白。回到卧室,邓颖超因身体不好,一般都是早睡早起,往往是她刚起床,周恩来刚下班,两人见一面,周恩来上床睡觉,邓颖超上自己的办公室上班。

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军事的日常工作都由周恩来抓,后方的物资供应和其他保障工作很重。当时彭德怀为后方的供应有时跟不上很是恼火,周恩来在后方只有再加班加点。聂荣臻有时去丰泽园等主席,有时又要在西花厅秘书办公室里等总理,好几次等得很晚,就在秘书室的沙发上瞌睡过去了。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原先只有雷英夫一人,朝战爆发后,军事工作增多了,又调来了郭英会任军事秘书。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都是由周恩来一个人来定。一般是走了一个军事秘书,就得新来一个。新选一个时,由军委干部部门提出一个名单,把简历附上,送到周恩来那里,由周恩来来定。周恩来的军事秘书一般是由作战部出人,因为总理对这些常与他打交道的参谋人员比较了解,也就好用一点。历任总理军事秘书的雷英夫、郭英会、周家鼎、王亚志、张作文等,都是作战部的人。

周恩来大都是早上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二三点就起来了,每天就睡六七个小时,忙起来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干到下半夜二三点,他也觉疲倦,就让秘书陪他出去,在中南海的水边散10—20分钟的步。有时兴致来了,还在后半夜登上小船,在海里划一会儿。

一天夜里,雷英夫陪周恩来出门散散步,聊聊天,换换空气。门外月明星稀,寒风拂面,周恩来顿时精神焕发,一边走一边问:“雷英夫,你最近在干什么?”

雷英夫回答:“前方正利用麦克阿瑟骄傲自大的特点,故意示弱,主动后撤30公里,诱敌深入,准备聚歼敌人的主力。但不知麦克阿瑟肯不肯上钩?”

周恩来挥手打断了雷英夫的话:“我是问你在工作之外干些什么?至于诱敌深入的事,必会成功的。”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军事秘书们日夜轮班,注视战局的发展变化。雷英夫特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所以在工作之余读一本苏联小说《旅顺口》,这是本获斯大林奖的小说。雷英夫马上报告:“我在看《旅顺口》。”

周恩来颇感惊奇:“你在看《旅顺口》,看了多久了?看过了吗?”

“看了半个多月了还没看完,看得很慢。”

“为什么慢?”

“好多地名在地图上找不到,有时为一个地名要猜半天。”

周恩来听完哈哈一笑:“对着地图看小说,军人作风,典型的军人作风嘛。你这样当然要花好多时间了,怪不得慢嘛。但是,小说中好多地方是虚构的,你怎能找到呢?你看到哪一段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不像外边吹得那样好。”雷英夫说完,又直通通地问,“总理,你看过这本书吗?”

“我看过,是今年1月在去莫斯科途中的火车上看的。”周恩来回想着告诉雷英夫,他对这本书的印象很坏,很多地方实在看不下去。归结起来,大约是:第一,这本书宣扬的是沙俄侵略战争、掠夺战争的那一套;第二,书的主导思想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旅顺口陷落后,列宁有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的战争;第三,书中极尽丑化中国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把中国人写成这样,实在令人气愤;第四,书中宣扬的英雄马卡洛夫,不过是在沙俄腐败的军队中做了一点技术性的修补、改革。这个小军官比那些腐败透顶的将军们稍微好一点,可他对沙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是完全拥护的。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这一段话给雷英夫留下深刻的记忆(见《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中雷英夫:《音容宛在恩诲犹蒙》)。因为那时中国正执行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苏关系密切,很多人对苏联的东西崇拜到了盲目的地步,而周恩来难得流露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秘书们十分敬佩的是,周总理常常一会儿是电话,一会儿是汇报请示,一会儿又是接见、讲话,一会儿又回到案边去批示,但是他总是一条一条分得清清楚楚,从不紊乱。仅就请示而言,常常是前面一个人请示的是打仗问题,后面一个人又请示民主人士问题,话题一会儿一换,风马牛不相及,但周恩来马上就能做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从不搞混。如果别人搞混,他是不客气的。

还是那年冬天,为了支援前方,要做非常精确的军费年终决算和次年预算。事前三天,周恩来即通知总后勤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总后财务部长汤平做好准备。这几位都是军队的老后勤,有名的算盘专家。他们知道总理严格细致、精打细算的作风,所以特为此突击了三天,把成千上万的数据整理成了报表。开会时,周恩来让杨立三把报表发给与会者,并让他逐项讲解。讲着讲着,周恩来突然叫停:“停停,这个数据不对。”杨立三他们不信:“不会吧,这些数据我们都反复算过了,没有错呀!”周恩来很有把握地说:“不对,你们再算一下。”并让雷英夫也算。结果,还真是报表搞错了。杨立三对着两位同伴直摇头,感慨万分:“哎呀,怎么得了,我们带着一伙人干了三天,还不如总理一瞬间边听边算的准确!”

因为朝鲜战场形势一直比较紧张,遇到不负责任的领导,周恩来也要发脾气,对政务院的部长们也不客气。有时当着秘书的面,对一个部长说:“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并把文件摔给他,“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周恩来稍一平息,他又将文件拿回,指着上面说,“这句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所以,直到后来的国务院,没有部长敢马虎,谁都怕在总理面前挨训。

周恩来处理事务向来果断快捷,尤其是要向毛泽东汇报或通气的事,他一般都是不过夜。但有一件事,却使他不禁踌躇起来,而且拖延了数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