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会议上，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是受批评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岗阴谋推翻刘少奇而搞的“批薄射刘”的靶子。近40年后，薄一波将其内情如实地写了出来，使得后来者有机会了解它，研究它，找寻它所蕴含的历史经验。
当他接到毛泽东1月15日的信时，当时的心情已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刚出台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他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6月13日财经会议正式开始，薄一波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做了简要的解释。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头一个月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薄一波在会上做出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回到西花厅，第二天（7月12日）夜写给薄一波一封信，将毛泽东的意图传达得十分清楚。信上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仔细地看了信，对周恩来所提到的每一点，特别是传达毛泽东的意见，都在脑海认真过了一遍，开始准备检讨提纲。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薄一波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按照常规，一般的讨论研究，会议都是平静如水，而听说有人要检讨，会议顿时紧张起来。知道原委的没什么，不知原委的自然吃惊，无端的猜测，别有用心的攻击都会接踵而来。一时间，薄一波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开了8次会，对他进行批评，颇有些急风骤雨。7月25日，具体负责新税制的吴波给周恩来递条子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薄一波同志只负点头的责任和领导的责任。他作了检讨，但仍坚持说：“我们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我们认为确实是为国家多收了税。”薄一波很敬佩吴波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仍按事实说话，更不愿让他分担责任，所以心中更加不安。周恩来看看会议快结束，当众宣布：“27日，也就是后天，薄一波同志要作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一愣，因为他仍沉浸在吴波所说的话中，对第二次检讨还没想好。他只好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
周恩来看了一下条子，当即宣布：“好吧，那就改在8月1日吧。”
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检讨。
在两次检讨中，薄一波可谓搜肠刮肚，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在会上也是认真、诚恳、虚心。可是令他不解的是，还是过不了关。本来，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是要讨论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财政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可是现在，这些预定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讨论，成了个检讨会。他大惑不解：会议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串联造成的。据陶铸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抓住薄一波不放，也是事出有因。有几件事高岗记恨在心。一件事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主席。信中揭露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在转信时，薄一波特为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让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再一件事是“鞍钢检查组”问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此事。调查组认为这是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事更是咬牙切齿，从此认定薄一波就是专挑东北的毛病，与他高岗过不去。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必令置之死地而后快。当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要批薄拱刘，拱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
由于高、饶的干扰，财经会议后期已走偏了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也大相径庭。一个会开两个月还不解决问题，毛泽东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要周恩来快做结论，早点结束会议。但是会上批评薄一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已渐渐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检讨得再好也过不了关。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他决定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当时会上要他作第三次检讨，他一口拒绝。周恩来将薄一波的态度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想，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正如前一节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确实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他只好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很少看见周恩来会如此束手无策。
毛泽东好像局外人一样，指头轻轻一点：“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
周恩来是个一点就通的人，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你是说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对嘛，有些话通过他们来说，比你效果要好。”
陈云、邓小平都因身体不好，在外地休养。陈云在北戴河，一些同志去看望他，已经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杀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8月6日，他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强调一点：“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4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会场里很静。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的话声音不重，却如同沉闷多时的阴雨天一声霹雳，下起了雨，温度降了下来。
邓小平回京后，也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他的话与陈云的话起着同等的作用。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这些话一下扭转了会议的气氛。
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毛泽东专门通知薄一波一定要参加。毛泽东的出席，使得会议有了主心骨。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也问到薄一波：“你有什么话要说？”
薄一波喃喃：“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还没等毛泽东说话，高岗猛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起先扬了扬手：“高岗同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指‘东北一党员信’）？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高岗并不怎么理会毛泽东的话，目光仍盯着薄一波，那气势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顷刻间变了脸，目光十分严厉：“你不要为自己辩解！”
高岗这才住了口，回头看看自己的位子，不情愿地坐下来。后来薄一波回想起毛泽东当时说的话，觉得他对高、饶在财经会议上的表演，可能已有某些察觉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上。入夜，毛泽东燃起一支烟，喝下一杯茶，开始在总结稿上修改。他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并注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在报告中讲到薄一波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又加了许多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当后来薄一波看到这些修改时，心潮涌动。（详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8月11日晚，在怀仁堂，由陈云主持，周恩来拿着毛泽东修改过的总结报告，向与会人员讲了话。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8月12日，毛泽东来到了怀仁堂，他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当他谈到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时，毛泽东话锋一转，在大庭广众中做起了自我批评：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正在逐步的纠正中。”
本来，薄一波对领袖们的“误会”，心中多少还有些怨气，此时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自己还能说什么？
周恩来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自我解剖，也觉宽慰了许多。也许后来一段时间，他敢于反冒进，与此时的感受不无关系……
又过了两天。
薄一波找陈云谈话，表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一是承认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二是请求撤销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职务；三是请中央考虑他的工作问题，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都服从中央的决定。他请陈云把这个意思报告周总理，转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三天以后，中央政治局就做出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由薄一波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当时薄一波仍兼任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公安部劳改委员会主任职务。他觉得，工作性质已有了变化，不适合再担任这些职务，遂请求全部予以免除。
敏感的毛泽东感觉到薄一波心里有气，于8月22日找他谈话。在此之前，他想离开中央到下面去工作。他曾把这个想法报告过陈云、邓小平，也报告过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你直接去同毛主席谈。看来，除了毛泽东，谁也难以给薄一波安排工作。现在，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客厅里，几句话一说，薄一波顿时心情开朗。听得出，毛泽东对薄一波的误会尚无谅解之意，但语气亲切温和：
“这次会议，原意是要引导大家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毛泽东喝着茶，也劝薄一波喝一点，“一波同志，你这个人是努力做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意，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听说你要求下去，想到哪里去？”
薄一波早就想好了：“包钢是156项工程之一，正在建设，想到那里从头摸一个大企业。”
毛泽东否定得很干脆：“不行，中央还需要你工作。”
薄一波道出心中的苦衷：“我现在有点抬不起头来，在中央不好干工作了。”
毛泽东也是发自内心：“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
薄一波是个直性子人，既然主席这样讲，他很痛快地说：“好，我不再要求下去了。”
“这样就好嘛。我劝你找找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谈一谈，你今后还要在中央工作，还要和大家共事。”
“以后我找他们，但现在不找他们。”
“那你去找朱德、彭德怀同志谈谈，如何？你们过去在山西不是很谈得来吗？”
“两位老总那里，我一定去谈谈。”
送薄一波走时，毛泽东鼓励他：“你不要以为天塌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换换空气，看看光明前景。”
薄一波很快找了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他们都给薄一波打了气。特别是彭德怀，他原以为按彭总的脾气，这次见面要被敲打几句。可出乎意料，彭德怀显得比往常更加平和：“一波，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吧。党内生活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8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用我们湖南一句俗话来说，叫做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都变成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薄一波听到如此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坐在那里许久没有言声，这几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毛泽东一直记挂着薄一波。8月27日，他把一个部门负责人对工作的检讨送给薄一波看，并致便函：“薄一波同志：此件可以一阅。其中，有许多和你在中财委和财政部的情况是相似的。”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薄一波能正确对待批评。薄一波于9月5日复信给毛泽东，表示送来的材料“可以帮助我进一步认识我的错误”，并报告毛主席，他已获得陈云、邓小平同志的允许，将于9月7日到外地去看看，时间一个月左右。
高岗、饶漱石自认为在财经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已得逞，又紧锣密鼓地开始第二步行动。财经会议一结束，高岗即以休假为名，周游华东和中南，四处放风说：毛泽东已不重视刘少奇，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政治局。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担任。他还在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中散布他发明的“两党论”和“军党论”，挑拨煽动军队干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借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就是他说的“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他又散布说，现在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是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中，因此，必须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来掌管党和国家。他通过饶漱石已经取得了华东，还有他自己的东北。所以他预计在六大行政区中，除了彭真和薄一波控制的华北外，能把其余全部争取过来。在进行时，高岗显然打着毛泽东同意的旗号，这个做法，再加上安子文的名单引起的不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在高岗与另外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陈云打交道时就没那么成功。
1980年3月，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专门谈到：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高岗在南方周游期间，毛泽东生病了。高岗立即吩咐秘书说，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