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漱溟，世上议论颇多。这不独因为他在1953年的一次国务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而举世闻名，也因为其一生的传奇经历、博杂的思想，甚至长寿不老而为众人所知。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稍长于毛。他虽然一生为中国正宗的传统文化鼓吹，但据梁家旧谱记载，他的确是蒙人后裔。最早可查的祖先是元朝皇室也先帖木耳。也先帖木耳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元亡之后，宗室重臣大都逃回漠北，但也先帖木耳一系却流落河南汝阳。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纷纷改从汉姓。梁家世系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到梁漱溟的爷爷一辈，还充任过内阁中书。至梁漱溟，已是梁氏第二十四代。很明显，梁漱溟身上那股刚直不阿、直来直去的性格，仍然打着大漠成吉思汗后代的印记。但梁老先生自己却说，他生于一个中间性的家庭，大概是指他种族血统上的双重性，即蒙古人的血脉，加上几百年与汉族通婚，自然融合了两种不同的血统。
梁漱溟24岁那年，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识中，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一个中学生居然一跃而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舆论大哗。但梁氏确有学问。在北大执教期间，正遇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访。经徐志摩引荐，泰戈尔与梁漱溟得以一晤。梁氏将儒家学说浅显一说，令泰戈尔高兴异常，说道：“我对儒家所知粗浅，今听梁先生当面解说，耳目为之大开。”此语一出，北大学人顿时为之震惊，传之社会，梁氏声名大振。
1938年1月，对蒋介石抗战失去信心的梁漱溟，在侄女婿和外甥的陪同下，来到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毛泽东的说一下勾起了梁漱溟脑海中20年前的往事。当年梁漱溟每晚到杨怀中家中去，总有一个高个子青年来开大门。杨怀中告诉他，这位青年是他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到北京来拜老师的。后来杨先生去世，家境不好，蔡元培发起出资办丧，梁是出资的。他还记得这位湖南青年，是具体承办丧事的人。丧事一完，他也就离开了北大。梁漱溟连连向毛泽东点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这可以说是梁与毛的第一次正式见面。
梁漱溟对抗战前途十分忧虑，所以一见面，他就从南京和武汉的沿途惨景，谈起“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听完梁漱溟的叙述，不急不躁地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从国际国内、敌我友三方的力量对比，详细说明这些论断的依据。梁漱溟听得渐渐入神，从毛泽东肯定的语气，甚至那必胜信念的情绪，都深深地感染着梁漱溟。毛泽东的话音一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与梁漱溟的谈话一直进行到后半夜，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梁先生，你旅途劳累了，你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我送你一本书，请你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接过一本厚厚的书，即梁漱溟新出版的《乡村建设理论》。
第二天谈话一开始，毛泽东拿出昨天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的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需要彻底地革命。”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毛泽东不能苟同，他认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只要人人尽责，做好本行，社会就稳定发展。两个都无法同意对方的观点，从下午6点开始，又是一个通宵。虽然争论很激烈，且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两人态度友好，也很随便。毛泽东穿着一件皮袍，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则干脆在床上躺一会儿，不拘礼节。梁漱溟也常被毛泽东幽默的话语逗笑。毛泽东送客出门时，东方已白。他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所以事隔多年之后，已是93岁高龄的梁漱溟回忆此次争论时，还不无感慨：“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942年，周恩来曾托人捎给梁漱溟一封密信，劝梁到苏北或任何靠近中共辖区的地方，建立乡村建设或同盟的据点。周恩来想帮助梁漱溟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不仅是中共方面的意思，也是同盟的朋友的希望。然而，梁漱溟却在几乎没有考虑的情况下，拒绝了。
日本战败以后，重庆有许多人认为国共两党轮流执政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梁漱溟对此并不乐观。但在重庆，他的话没人听。他决定二赴延安，向中共领袖陈述他的忧虑和见解。经周恩来安排，他乘美国军用飞机，经北平飞抵延安，毛泽东亲至机场接待。梁随毛同车至枣林他的住处休息用饭。梁漱溟表示，在他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泽东同意了。
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等10位领导人在座。梁漱溟情绪很激动，他说：“谢谢各位朋友给我这样一个好机会，我很高兴。”
当梁漱溟说到对中国的现状无可奈何，对国民党很失望，自己也不知道中国何年何月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时，任弼时笑着插话：“梁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蒋介石先生死了，国民党垮了台，中国才能进行认真的经济建设；而现在蒋介石并没有死，国民党也没有垮台，因此一时没有答案？”
梁漱溟报以微笑，没有正面回答。与第一次赴延安相比，他对自己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治国方略，已不再自己坚持了。梁漱溟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第二天，传来了重庆的蒋介石不尊重协议之宪草而多所改动之讯，毛泽东说：“他蒋介石改由他改，改八、九、十次亦由他改，但我要那第十一个！”
为等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以便了解政治协议的改动情况，梁漱溟在延安逗留了10天之久。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停战协议。梁漱溟又想退出现实政治，回到书斋中去。1月26日，他写了一封信，托回延安汇报情况的周恩来带给毛泽东。信的大意是说自己对于现实政治的努力至此可告一段落，今后要致力于思想言论工作，要远离现实政治，才便于说话，请毛泽东予以谅解。
30日，周恩来从延安返回，带来毛泽东的复信。毛泽东在信中对梁漱溟离开现实政治的意思表示不同意，并说言论与行动不是“不可得而兼”，何必停止行动而专搞言论呢？周恩来则当面对梁说：“你的信，我当时未看；如果看了，我就退给你而不会带给毛主席的。我们坚决不同意你的意思。国民党多年来采取关门政策，逼得我们不能不来叩门，请他们开门。现在门要开了，你们却不打算进去，往回倒退，这还行吗？如果这样一来，大家你也不干，他也不干，岂不垮了！岂不散了！问题实在严重，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没有个人自由的。”
尽管周恩来发自内心，这些话不但是对梁漱溟说的，也是长期以来他自己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还是没能阻止住梁，梁漱溟仍固执地写了《八年努力宣告结束》的文章，在政协会闭幕的宴会上，亲自交给周恩来等人传看，随之，发表在第二天的《大公报》上。
但时局的变化，将埋头书斋的梁漱溟又推到了前台。
1946年的国共和谈陷入僵局以后，周恩来迁至上海马思南路居住。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梁漱溟仍对和谈抱有一线希望。他来到上海周恩来寓所，与周恩来长谈，力劝周返回南京，重开两党谈判。周恩来认为，国民党方面欺人太甚，要负发起内战的全部责任。周恩来表示目前不宜回南京，对方不具备谈判条件。经梁漱溟再三劝说，周恩来没再表示坚决拒绝。梁漱溟当然喜上眉梢，连夜坐车赶回南京，想找蒋介石疏通。但一大早下了火车，见报载国民党军队攻下张家口的消息，顿时心凉了半截。其时一大批记者向他涌来，他无话可说，只惊叹地说了一句：“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各报都登了这句话，一时广为流传。
国民党军队又于10月25日攻占了东北解放区的安东。当梁漱溟将此消息透露给来到南京的周恩来时，正在喝茶的周恩来把茶杯一摔，愤怒地说：“从此以后，再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蒋介石一点也不了解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是不怕压的，共产党从无到有，从最底层翻上来，如果怕压，当初就没有这回事了。”并表示立即要走，经梁漱溟等人竭力相劝，才同意暂时留下。
但国民党方面仍不思改正，一面说要就地停战，一面又坚持恢复1月13日驻地停战。负责调停的第三方面虽觉为难，但还是搞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梁漱溟提出的，把国共两方的方案都“撒手不算”，让双方让步。他认为这个方案“大公至正”。
双方一定都会乐于接受。当他带着方案来到梅园新村面交周恩来时，首先声明，这是最后的折中方案。言下之意，再无商量余地，只有双方立即接受一条路。接着，梁漱溟将方案提出、讨论、修改的经过说了一遍。周恩来一面听，一面看方案。当梁漱溟说到来梅园时，已同时派人将方案送国民党代表孙科和马歇尔特使各一份时，周恩来脸色骤变，以手势制止梁漱溟说：“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还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
周恩来发这样大的火，梁漱溟还是头一次看到。只见周恩来泪落声嘶，用力摔门而出，很快拿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上记录有中共与民盟相约，在以后有新的打算要互相通知关照等语。周恩来接着说，我是信任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周恩来流泪，一同送方案的民盟成员莫德惠也跟着流泪。
想起前约，梁漱溟自知理亏，酿下大错，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同去的民盟成员李璜提议：“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吧。”梁漱溟如梦初醒，赶紧差人分头将送出的方案追回。
事情总算挽回。梁漱溟十分难堪，对周恩来等人说，这件事使他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决心退出和谈，以补自己的过失。周恩来是从不记个人仇恨的人，何况对待一时犯了错误的朋友。他劝梁漱溟：“事情既已挽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梁先生不必过于内疚，退出和谈，实可不必。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了，梁先生三思。”一旁的民盟成员也劝。可是梁漱溟去意已定，真的退出和谈，辞掉了民盟秘书长的职务，离开南京，赴重庆搞他的学术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