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下午，一架银灰色的专机在玛腰兰机场降落，当舱门打开，周恩来、陈毅等出现在门口向大家招手致意时，雅加达街上人山人海，有些人站在汽车顶上、附近的楼窗和屋顶上，挥舞彩旗欢呼。但同时队伍里也有一帮人在起哄，发出尖厉的怪叫，在队伍中东挤西撞。周恩来一行是取道仰光飞抵雅加达的。使领馆全体外交人员都来到机场，一方面迎接，一方面保卫。所以周恩来一下飞机，黄镇就急步上前，先期到达的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紧紧跟上——他俩在红军时期就熟悉，以后又一道在八路军前方总政工作，黄镇搞宣传、民运，杨奇清搞保卫。这时，他俩一左一右，把总理夹在中间，朱霖和其他参赞、秘书、领事围成人墙，簇拥在总理周围。代表团成员又围了一层，最外一层是新闻记者。这三层人墙保护着周恩来往机场外走。到了机场门口，汽车都编了号等着。第一辆汽车上挂着中国国旗，这本来是总理乘坐的车，只见黄镇和杨奇清嘀咕了几句，杨奇清点点头，他俩就把周恩来护到后面一辆挂国旗的车——那本是大使夫妇坐的，他俩把总理送进车内，迅速关上车门。朱霖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黄镇就在她耳畔低声说：“坐头一辆去！”
1955年4月17日，周恩来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到达万隆，受到印尼政府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朱霖一下子醒悟过来，马上上了第一辆车。车队浩浩荡荡往城里开，马路两边有好多群众在欢迎、致意。车窗上挂着窗帘，人们都以为里面坐着周总理。朱霖坐得笔直，拳头里都攥出了汗。心突突乱跳，既紧张又豪壮，她一咬下嘴唇，心想，“如果有人搞破坏，要打就打我，我就代替一次总理吧！”
总理坐在奥斯汀轿车内，后面是一辆保卫车，还有使馆车。黄镇严肃地叮嘱司机：“如果发现路旁有人射击，保卫车靠在总理左边，后面的车开到总理右边，把总理接进车里，直开大使馆，如果保卫车往右开，我们就在总理左边，务必保护总理安全！”
到了使馆后，周恩来住进为他准备的房间。这是像小旅馆一样的房间，房内只能放一张大床、一个书桌和两张藤椅。代表团第二天才去万隆，要在雅加达住一夜。
当晚，使馆人员相约不要大声说话，让总理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好好休息。黄镇在门口小声嘱咐刘丰强：“从现在起，你一定要照顾好总理的生活、休息和安全，不能让任何人去干扰总理的休息，包括你个人在内。”
正说着，周恩来走过来，微笑着和刘丰强握手，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龄……他多想和总理交谈几句，聆听教诲，可一想到黄大使的交代，连忙说：“您太辛苦了，请快休息吧。”他退出房间，正在整理会议室，总理又来了，他要连夜听黄镇大使的汇报。
人们坐好了，由钟庆发先介绍情况，周恩来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刮脸刀。边开会边刮脸。刘丰强急忙端来一盆温水和毛巾。周恩来摆摆手说：“不用不用。”
刘丰强端着水，不知所措。急得去看黄镇。黄镇用眼神睃了睃毛巾，刘丰强会意，把毛巾拧干硬塞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擦了擦脸，抬抬手，让与会者继续发言。
黄镇只好说话了：“还是洗洗脸吧，可以提神。”在场的人也都跟着说话了。周恩来只好就着脸盆洗了把脸。他一抬脸，看见墙角堆着两筐本子，本子各式各样，都很精致。周恩来向刘丰强：“这是什么？”
刘丰强到底年轻，实话实说：“是印尼友人、华侨送来请您签名、题字留念的手册……”他没说完，就看见黄镇大使冲他挤着眉毛直摇头，刘丰强知道“坏事”了。果不然，周恩来指着筐子说：“你拖过来我看看，快呀。”
刘丰强闹了个大红脸，后悔不迭，难为情地拖过来一筐。周恩来取出一本，打开，看了看，拧开钢笔就签字，签完一本又拿第二本，刘丰强无奈，只好蹲在周恩来座位旁边，一本本递给总理。当签到几十本时，刘丰强感到自己的腿都蹲麻了，总理一定手也酸了，执意说道：“太多了，反正今天是签不完了，等以后有机会再签吧！”说完，拖着筐子就走，周恩来还在举着笔喊……开完会，黄镇还是小声批评了刘丰强：“总理多么劳累啊，这不是增加了总理的负担吗，你就不应当拖过去。”
半夜12点多了，周恩来出来在楼上走廊上走了走。他看到许多同志睡在楼下长廊里，抬抬手说：“你们小心受了凉呀！”
这时，周恩来的卫士成元功找到朱霖，说：“邓大姐让告诉你一下，总理生活上没有什么特别要求。他最多就是爱吃点面条或者小包子之类的，吃点蔬菜，没有什么要求。”
朱霖眼角湿润了，沉沉地点点头。那时，她还不知道十几天前，周恩来忽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手术之后，拆了线不久，他就来到了印尼，邓颖超十分挂念。
第二天，黄镇随代表团到了万隆。万隆是爪哇岛上的名胜。它坐落在半山坡上。由于海拔高，气候相当凉爽。荷兰人曾把它整治得很好。这里有舒适的大饭店，漂亮的公园和设备齐全的旅馆。这是苏加诺总统为同亚洲、非洲新独立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历史性会晤而找到的最好地方。
会议开幕的时候，黄镇大使作为代表团代表，跟随周恩来、陈毅走进会场。一眼望去，各种民族服装成了一片色彩的海洋。也门人裹着厚厚的长袍、别着腰刀，而菲律宾人则是长长的薄纱绣花衬衣，打着小领结；利比里亚和黄金海岸（加纳）人却把花绣在小帽上。说到帽子，更是五花八门：印尼人的小黑帽；土耳其人的小红帽；埃及人的白边红心帽……中国人的中山装；印度人的长袍褂，与讲台上的29杆旗帜遥相辉映。
国民党暗杀队一成员1955年4月16日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信会议开始后第三天（4月20日），大使馆收到一封信。馆员迅速将信送到黄镇手中，说：
“这是一封匿名信。”
“给我的匿名信？”黄镇伸手一攫，接过信件，拆开信封，把信纸摊开，念道：
敬启者：
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三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二十八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三月十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市二十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二十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四十万盾，本月十九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一日至五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六日
黄镇看完信，蓦地打了个寒噤，站起身来，忙把信递给陈毅。
陈毅看了信，吁了一口气，身子重重地落到椅子上，用锐利的目光巡扫着每一张面孔：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的同志。他停顿了片刻，说道：“他们还要搞暗杀，你们先研究个意见。”
这几个人用他们训练有素，惯于跟欺骗、绑架、暗杀打交道的头脑默默地思索着，随时准备担当重要任务的执行者。黄镇的语气是惊愕、愤懑的，他使劲摇着黑折扇，鬓角还在流着涔涔汗水：“这个要向印尼提交备忘录。”
杨奇清脸色非常严肃：“我看一是向总理报告，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
他们走进总理房间，口述情况。周恩来手里拿着摊开的匿名信，台灯的光线投射在信纸上。他平静地把信纸折起来，塞回信封，眯起眼睛，注视着黄镇和杨奇清。
他们说完，周恩来沉吟了一刻，说道：“我同意递交备忘录。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你们可以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黄镇和杨奇清领受了任务，子夜时分，乘车前往印尼总统卫士长办公室递交备忘录。然后直接约见总统卫士长，他当时也是亚非会议保安部门的负责人。黄镇要求他把匿名信的内容转告苏加诺总统和印尼政府，并加强警卫工作，以保证代表团的安全，同时说明已把使馆备忘录送交外交部。总统卫士长立即答应将于今夜或凌晨把情况转告苏加诺总统和阿里总理。他顺手抄起电话，打给警卫队，要他们加派巡逻队和武警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陈毅则在代表团内部紧急动员：“人人都做保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随即，印尼政府派一名陆军上尉为随身安全官，护卫摩托7辆，由一名排长负责，专车司机是运输公司派的一名50多岁的老头儿。黄镇、杨奇清又给他们做了几条规定，一是团长的车工作完了要停在代表团驻地；二是司机和随身警卫白天工作完了原地休息，可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三是其他人工作完了可以回去，严密、信任、关怀，使印尼工作人员和中国官员们配合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