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墙见证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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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余立金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叶群和吴法宪

再说“杨余傅”事件中的余立金。

他的遭遇与杨成武有相同之处。

也是那次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毛泽东的随行班子除杨成武外,还有海军政委李作鹏,空军政委余立金。毛泽东到各处都有谈话,听了毛泽东谈话后,他们就和秘书一起凑,连夜整理出文字材料。为了保密,传达毛泽东的讲话不用电报,也不用电话,而是由信使坐飞机往北京送,直接送到总理那里。信使不是一般的信使,空军政委余立金就来来往往飞了好几次北京。吴法宪的消息灵通,他是司令员,和余立金都住在空军大院里,余立金的后门就是吴法宪家的前门,近得不能再近了。几乎每次余立金刚进家门,吴法宪就到了。吴法宪希望拿到最新的消息好向林彪献宝。

“主席有什么新的精神?”吴法宪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发问。

余立金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他说:“我只是给总理送材料,别的我不知道。”

吴法宪说:“我们很希望及时听到最高指示啊。”

余立金说:“还是等传达吧。”

吴法宪一脸不高兴地走了。

不一会儿,吴法宪把电话打了过来,说空军常委都集合好了,要余立金给空军常委传达一下,大家都想早一点知道主席的最新指示。不料,余立金还是坚持:“请司令员给大家解释一下,有新精神会按组织传达给大家的。”

吴法宪被堵了回去,并不甘心,一会儿又打来电话,说林办叶主任请他去谈谈,车已经准备好了。

余立金仍然坚持:“如果让我汇报,我可以去汇报。我确实没有跟叶主任汇报的任务,这是有组织纪律的。”

这可把吴法宪气坏了。平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和事佬,没脾气的人。可这下他真的火了,把听筒重重地摔在了电话机上,呼哧呼哧干喘气。

在空军大院,余立金和吴法宪住前后院。余立金刚刚躺下,吴法宪又打来电话:“余政委,你还是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余立金没办法,只好起来,走出自己住的小院。远远就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走到近前,才见吴法宪站在车旁。“走吧。”吴法宪说。

“去哪里?”余立金问。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至此,吴法宪暴露出他的目的,为林彪打探情报。给林副主席汇报?余立金在脑子里打起问号。林彪是第二号人物,去不去?吴法宪见此情景,又说:“刚才我和叶主任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想着周总理的嘱咐,余立金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叫你去汇报都不去!”

余立金变换口气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去办。还是不汇报为好。”吴法宪见抬出毛泽东、周总理,就说:“你看着办。反正叶主任叫你去。”说完,吴法宪钻进车里,一溜烟跑了。后来叶群和林彪知道了这件事,对余立金的看法可想而知。

余立金不同意对贺龙的做法也使林彪耿耿于怀。余立金曾经在红二方面军呆过,是贺龙的老部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3月初,吴法宪等人利用余立金秘书和杨成武女儿的关系大做文章。

杨成武的女儿小杨分配在空军报社工作,杨成武让空军政委余立金顺便关照一下。余立金就让自己的秘书去照顾她,为她提供一些方便。该秘书的妻子对丈夫和小杨的关系产生一些猜疑。叶群听到此事后却极感兴趣,命令空军党办副科长何汝珍回去找秘书之妻,让她将说过的话写成文字交给支部。

秘书之妻觉察到此中有什么问题,向何汝珍表示,她不再告状了,也不写文字材料。叶群却不善罢甘休。她下令吴法宪将那位女的抓起来,关到一个山沟的某战备工事,逼迫她就范。但这位女性始终没有屈服。吴法宪见压服女的不行;又将余立金秘书逮捕,强迫他交代与小杨有不正当关系。

1968年3月22日夜,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23日凌晨1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秘书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

“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余立金的秘书答应着,急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余立金昨晚忙到12点钟才上床休息,秘书上楼的时候他刚刚睡熟。秘书不愿此刻叫醒政委,但因有重要事情,不叫不行。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披着睡衣问:“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秘书回答。

“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高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

“也是。”两人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上警卫员?”

“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梯口。

余立金住处离吴法宪的房子只有50米左右,都是首长住宅区内,门口有岗哨,安全绝对不会出问题。秘书想到这些,也就没有叫醒正在梦乡中的余立金的警卫员。

初春的夜,寒冷而寂静。余立金推开后门走出了自家的院子。门在余立金身后发出“吱吱”的响声,在寒夜显得格外刺耳。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寒风打在余立金脸上,冷冰冰的,余立金感觉有些冷。

走近吴家大院,但见吴家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上的客厅里亮着灯,光线透过厚厚的窗帘,昏暗,隐约可见。

快到吴家屋门口时,黑暗中猛然窜出四个汉子,为首的一个问:“是余政委吗?”

余立金松了一口气,回答:“是!”余的回音刚落,这四个人呼啦一下子扑过来,两个人扭住了余立金的胳膊,“咔嚓”一声给余立金铐上了手铐。余立金挥动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进屋去说!”几个人用枪顶着余立金的后背,推搡着把余立金带进了吴法宪的客厅。余立金一见坐在沙发上的吴法宪,满腔怒火喷发出来:“你们这是搞政变!凭什么铐我?”矮胖的吴法宪从沙发上弹起来,轻蔑地说:“铐你!铐你是好的!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吴法宪干笑了几声,“你还是空军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在被关起来之后,余立金也回想过多次,觉得自己并没得罪过吴法宪呀。自己是刘亚楼推荐来的,到空军后也从未介入过派性斗争。

要说得罪,恐怕就是那件事:还是为叶群不是假党员作证的事。叶群找到空军学院的一位干部给她写了证明材料,证明她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材料吴法宪要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往上报。余立金说:我们照转上去就行了,不必用空军党委的名义,60年代的党委怎么能证明30年代的一个党员入没入党呢?拖了好长时间,余立金才在材料上签了个名,转了上去。

在余立金被捕前,他的那个秘书被吴法宪抓起来了,罪名是“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抓秘书的事,余立金和吴法宪有过很大分歧。余立金怎么也没有想到为了这两件与他并无直接关系的事,竟遭受这样大的政治迫害。

那天晚上,余立金被叫起来时,夫人陆力行也醒了。她听见秘书说吴司令找,有急事。陆力行没想更多,因为余立金半夜被叫走是常有的事。不过半小时,公务员小谷来叫门,说:“陆处长,你起来一下,有人找你。”

陆力行披衣出来,问:“什么事?”

“你被捕了。”随公务员一起进来的身着陆军服的干部阴沉着脸说。

陆力行看到四周站着好几个带枪的人,她的心被刺了一下,心想老余肯定凶多吉少。她简单收拾了一包衣物和牙具,上来三个带枪的人,不由分说,架起她就下了楼。从院子的小门进了吴法宪家的院子,她被拥上一辆车,由一个警卫和一个干部把她夹在中间,车疾速开出空军大院。

这一关就是6年。从一个地方关到另一个地方,越关条件越差,最后送到了秦城监狱。

陆力行是1936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的,1938年从上海调到新四军,上海工运史和上海学运史以及上海党史上都有关于她的记载。一直到1955年,部队大批复员女兵,她才脱了军装,到南京师范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再以后到了江苏农林厅,余立金调到北京后她也随后到了农林部。

本来“杨余傅”事件中没有陆力行的事,但江青说话了:余立金的老婆是陆迅行的妹妹,也要抓起来。陆迅行解放初期曾在上海市公安局负责敌伪档案工作。虽然以后离开了公安系统,到上海纺织局搞监察工作,但对江青来说这是块心病,知道她熟悉30年代的档案,“文革”开始不久就把她抓了起来。但江青还是不放心,觉得陆迅行不会不告诉她妹妹。江青就是这种宁愿抓错也不要抓漏的人。那时抓人,不要证据,但要有理由。证据不好找,理由却好编。江青说余立金是叛徒,他老婆也不是好人。抓陆力行的理由还有一条是说她会说日本话,会说日本话那就是日本特务的别名了。

刚开始审问时,问她知不知道余立金叛变?

陆力行说:“他没有被捕过,怎么能是叛徒呢?”

事件发生时,余立金担任空军政治委员两年多。除了说他与杨成武“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外,还有个罪名是“叛徒”。也许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运用最广泛的“罪名”,而且一用就灵。当时被扣上“叛徒”的几乎很难有人能从中解脱。说余立金叛变过,是说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整个部队被冲散,余立金和以后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及以后当了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一起突围出来,被敌俘虏。此事的立案,还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内部斗争。为了整余立金,吴法宪让党办的周宇驰和于新野等人成立专案组,先给余立金定了罪名,再四处找证据。几经努力,他们在江西劳改农场找到一个正在服刑的国民党战犯,对他说,如你能马上拿出一个过硬材料,我们就放了你。于是,这个战犯写了他在皖南事变中,亲眼看见新四军的几个大官被俘虏。在专案组的暗示下,他指出有余立金、钱俊瑞、李一氓等。后来复查时,战犯说了真话。说他当时是军需处长,皖南事变时他正在四川抓壮丁,根本就不在皖南,余立金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不管错不错,关起来再说。这就是当年的逻辑。

直到1974年7月30日晚上,余立金和陆力行才被放了出来。

开始没有地方住,先住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人虽然放出来了,但还没有结论。空军这时已经有了政委,余立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第二政委的任命,同时兼任民航第一政委。

让人潸然泪下的一幕是:余立金去看刚刚回来的罗瑞卿,也是人出来了,身份仍不明朗,许多人怕登门,躲着走。余立金走过去,看见罗瑞卿拄着两根长短不齐的拐杖,由儿子扶着散步。他招呼着:“罗总长!”手还没握到一起,两人的泪都下来了。(见空军政治部编:《空军高级将领传》,蓝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