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早晨，北京平静如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夜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情。
而在上海，似乎有更多的人已经两天寝食不安。
10月8日，公安部的祝家耀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说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进一步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都被抓了起来。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副部长的。过了一会儿，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给徐景贤打电话，用暗语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时，王洪文留在上海的秘书肖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步就轮到我们了。”他一说，整个上海市委的人都紧张起来，会议室一片混乱，都觉得马上会有人来抓他们。于是，由徐景贤主持，在市委学习室里，召开了一个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徐景贤瞪着双眼，问大家：“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华国锋，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
其他人也同意。做出这样的决定有两个依据：一是张春桥的指令。张春桥在9月28日的指令中说，有人要搞上海的话，有大考验，要打仗。打仗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上海民兵。第二个依据是姚文元的指示和理论。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曾进行总结说，天安门事件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必须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与镇压反革命的暴力。这种斗争是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我们今后也要坚持这样一条基本经验。
在这个会上，王秀珍说：“白天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说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3500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31000人分散待命。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说了警备区几个具体的人名。
市委常委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于是，他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点到的几个人，叫他们来此会合，准备一起搞武装叛乱。
在策划会上，廖祖康还提议：“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陈阿大、戴立清、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他们都找在一起，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办。”
策划会具体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决定设立两个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这里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后来在10月9日的早上，王秀珍说那个二号指挥点里面有人，像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于是把二号指挥点转移到了东湖路招待所。
在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徐景贤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下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徐景贤到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给他打电话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
徐景贤答应下来，挂了电话以后，又写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徐景贤让秘书叫醒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他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他，李仁斋就照手令去打电话进行布置。
在第二号指挥点，王秀珍是头。她已经被冲动烧红了脸，并且失去理智。她对那里的同伙说：“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于8日晚上召集李彬山、钟定栋等人，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以及秘密指挥点。晚上12点，王秀珍、冯国柱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来到民兵指挥部，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了第一批民兵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民兵13000人，起用民兵101号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定在江南造船厂，因为施尚英原来就是这个厂的，另一个指挥点设在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这是王洪文和黄金海原先的工厂，有基础。但王秀珍觉得这两个厂目标太大，她要在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最后定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布置完，王秀珍又回到第二号指挥点，即东湖招待所，这是上海市委的一个招待所，王洪文回沪，总是住在那里。
笔杆子朱永嘉在散会后，立即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分别打招呼，告诉他们，“头头们”可能出事了，如果市委决定不发中央消息，只发上海自己的消息，行吗？并要他们在少数骨干中个别打招呼，他们都同意了。他回到写作组也作了布置，要王知常准备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下台的材料。
至此，这一小撮人策划的武装叛乱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那样的话，上海就会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这一小伙人的意愿行进。它的反革命车轮刚要启动的时候，前面的路早已被截断。
10月9日是个阴雨天，细雨绵绵。
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紧张的战斗气氛，似乎被这细雨淋湿了。这天上午9点，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王秀珍急切地问：“四位首长好吗？”
不言而喻，这是指“四人帮”。马天水回答：“他们都好，他们都好。”
“你见到他们啦？”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
通完电话，王秀珍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景贤。徐景贤如释重负，一下瘫坐在椅子上。几天来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上海的“小兄弟”们都一下解除了警报。上海迅速恢复了平静。
这天零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各报都在头条位置广播和刊登了重要新闻，中央做出两项决定，即建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上海的各报也都登载这条消息。没有人觉察出了什么事。甚至当这天的中共中央文件说，中共中央在10月7日做出决定，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上海“四人帮”的同党们也没什么人提出疑问，他们都说：“一定是中央在开政治局会议。”
原来，中央除了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京外，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几个大区的十多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奉命也赶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会议。大多数省委书记都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马天水起初态度暧昧，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过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这几年他的命运已经与“四人帮”拴在同一辆战车上了。但权衡利弊，他不想跟着“四人帮”一起灭亡。后经周纯麟做工作，马天水从自己的前途考虑，还是选择了配合中央的策略。他按中央的意思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是要稳住上海的局势。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徐景贤、王秀珍不是没有疑惑，他们在出发前，又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北京消息，终于知道“四人帮”真的被捕了。可马天水怎么还能自由活动，难道他是在骗我们？
可是不去北京那分明是跟中央分庭抗礼，无论“四人帮”结局如何都没有好下场。于是他们决定还是去北京。临行前，他们对下边的人说：“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把工作交代给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
“一到北京就给我们打电话！”留在上海的王少庸、冯国柱等心情十分不安，因为他们平时没有负这样大的责任，一时很难应付上海可能发生的事。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打电话，要“家里人”等一两天再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可能很快降临。10月12日，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表示理解了中央的决定。
“他们肯定出事了！”到了这一天，上海的留守者们惊慌起来，也有人想动作起来。晚上8点半钟，冯国柱等四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十余人，到康平路开会，重提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
朱永嘉显得异常激动，两手把袖子卷起，大喊：“如果他们再不回来，咱们就在13日6点钟以前行动！我们的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民兵要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对！”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4个还我！”
这时，朱永嘉把写着“民气可用，决一死战”的纸条在会场传阅，这些人的情绪变得更加激昂。
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说得更加露骨：“我提议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冯国柱出主意：“我补充一条，明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到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给他们扣起来！”
施尚英却有些不解，问冯国柱：“为什么要扣他们3人？”
冯国柱眼睛一瞪：“你不懂，他们3人回来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叫大家投降的！”
有人帮腔说：“马天水是软骨头，徐景贤是动摇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3个人都可能投降了！”还有人叫嚷，要封锁长江航道和机场。马振龙的态度最为嚣张，又哭又闹，嚷道：“要干现在就干，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信心十足：“上海带个头，外省市也会跟上来的。这样就迫使他们放人。”他看着在场的人，又说：“如果我们被镇压，失败了，那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历史会永远记住我们的业绩的。我们这样干了，也对得起几位领导了。”他那说的“放人”和“几位领导”是指“四人帮”。一番吵嚷后，朱永嘉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们工人干部去搞。报社、电台我们搞。我们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要干就大干！现在不干，将来会在历史上留下惭愧！”
说是说，因为这伙人毕竟不是“一把手”，没有人能拍板，也就没能马上行动。只是约定，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就在13日晚上大干！
然而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却出现在上海机场。虽然他们脸上都很不自然，话也不多，那帮“小兄弟”还是围着问长问短。
乘车到了康平路市委大楼，从北京回来的3个人坐下后，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让大家看。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一撇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虽说有些怀疑，但没有人敢直接违抗，起码也是人心涣散，“大干”是干不起来了。
10月14日，新婚才一周的廖祖康，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与肖木一起坐飞机去北京，前往北京卫戍区报到，被隔离审查。
10月15日，以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数百名海、陆军警卫部队的护送下驻进上海康平路市委大楼，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
10月18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被隔离审查，上海的民兵指挥部被勒令解散。几年来具体掌管上海的“三人组合”：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余下的工作是交代十年动乱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10月27日，上海的局势再次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领导班子：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四人帮”及其余孽全部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