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召开过一个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一个多月，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比原定20天的会延长了许多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会者关心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不仅关系到理论上的争论，更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的前途问题。这个会本来是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
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指责《红旗》杂志、中宣部不表态，引起了国内思想混乱，外国人对局势的猜测。要他们表示态度，他们迟迟不表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首先提出问题的是陈云。他的发言是以实践标准分清是非的重大突破，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进程和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来，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华国锋到会并主持会议，他要求会议议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可以说这都是些经济问题。
会议的第3天，也就是11月12日，陈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议。这个组的召集人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陈云到会后问他们：“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
两位省委书记都很尊敬陈云，一齐说：“当然可以。”
于是陈云就作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的发言。其中谈到，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以考虑和决定。陈云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6大问题。这6个问题是：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陶铸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康生的问题，等等。
陈云所提的6个问题，都是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当年都经毛泽东同意、支持或批准的，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文革”中或“文革”前，现在予以纠正势必涉及到毛泽东，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有些还不能都推到“四人帮”头上。
11月13日，萧克在发言中还要求为“二月逆流”的冤案平反。
这一天，其他组的同志都认为陈云所提问题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最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应该给予解决，这样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西北组的同志认为，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这个组的胡耀邦发言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用，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后来，各组联系自己地区的情况，提出更多要解决的冤情：武汉“七·二〇”事件，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四川的“产业军”问题……与会人员还提出，邓小平1975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平反的决定，其中包括为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为薄一波等所谓61人叛徒集团平反，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等等，这些决定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当这些决定宣布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有顾虑，认为这样过于轻率，影响不好，有碍于安定团结。但他们的意见立即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胡耀邦专门找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话，非常严肃地说：“在这个争论中你们错了，你们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你们过去在思想上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受到优秀人物的影响，也受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康生、陈伯达、江青的影响。你们犯错误的思想原因我看有三条：一是脱离实际。康生、林彪的思想是天马行空，靠所谓的天才脑袋。你们把自己放在小笼里，不与人来往，不搞集体创作，只看两种东西，马列著作，还有什么材料。第二，你们中了康生、汪东兴同志做公安工作的职业特点的坏的方面的毒，疑心特别重，看文章不看整个倾向性，搞什么‘看背学’，总是从字里行间去找什么东西，坏极了。第三，知识分子的孤傲、自我欣赏。自以为自己马列主义多，别人家不行。理论工作听不到反对意见，听不到群众呼声，就没有希望。你们的检讨也写不好，为什么不找人商量，就那么自信？我看你们犯错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势利眼！”
胡耀邦的一番话鞭辟入里，使受批评者深受震动。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都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华国锋有了很大转变，他认为这些讨论有利于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同时，他对“两个凡是”讲了有关情况，表示要承担责任。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首先发表讲话，他说：“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后，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用的就是这句话作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