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它始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止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前后历时整整10年。
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叛变革命，成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这场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并且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以国民党政权为主要的直接对象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战争？这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白色恐怖笼罩广大城乡，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外国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继续占着显然的优势，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广大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过着十分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压制。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只有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坚持革命的旗帜，保存革命的力量；才能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辟道路。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局，揭示了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必然性和进行这场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与进步性。
中国共产党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举起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旗帜的。由于反革命比较牢固地占领着中心城市，而在广大农村，反革命的统治比较薄弱，革命的基础则十分深厚，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在城市中实行退却，而把进攻的主要方向转向农村。他们在农村创建了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并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走上了逐步复兴的道路。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为了坚持革命和争取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在斗争中逐步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的理论。正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出了在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和新型的人民军队的纲领，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就学会了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体现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形成的标志。
在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对形势的不正确的估量，由于缺少经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缺少统一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内发生过取消主义倾向和连续三次的冒险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的两条战线斗争中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斗争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党领导工农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的过程。从1931年至1933年红军进行了胜利的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形成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积累了人民战争的丰富经验。
在军事战线上进行反“围剿”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进行了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土地革命战争经历过胜利和失败的严重反复。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红军被迫离开南方的根据地实行战略性的大转移，党在白区的工作也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克服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胜利完成长征的基础。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武装抗日的号召，并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由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党未能有效地利用当时有利的形势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革命力量；但在实际斗争中，共产党人还是在一些地方与部分国民党人开始了武装抗日的合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合作的再度建立，从而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做好了准备。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人民为坚持革命、开辟革命的新道路而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是党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浴血战斗和在党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曲折斗争中达到政治上的成熟和推动革命的新高涨的时期。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白色恐怖的反革命统治，企图以屠杀政策来扑灭革命的火焰，摧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残酷的杀害，革命形势一落千丈。许多意志薄弱的人，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有的脱离了革命，有的投降了反革命。而留在革命队伍中的人，遭此反革命的突然袭击，虽义愤填膺，但面对改变了的、极端险恶的环境，一时也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周恩来说：“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1]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亦是如此。
应当说，十年内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当时的“党有什么危险呢”？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有这样两个危险：一个是党有被反动派消灭的危险”，一个“是党内有分裂的危险”[2]。克服这两个危险，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确实是十分严峻的考验。
尽管“当时反动派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我们共产党，包括采取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在黑暗中国的夜空始终高擎着革命的光辉旗帜。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一个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修正主义划清了根本界限的党；它在社会矛盾极端尖锐、革命基础十分深厚的中国大地上进行活动，懂得自己对于祖国、对于人民所承担的责任，懂得反革命的残酷压迫只能引起人民更剧烈的反抗，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它保持着同工农群众的联系，不断地从群众中汲取力量以补充自己的队伍。正因为如此，它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任何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具有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由于革命有来潮和退潮，斗争有胜利和失败，当时一位年轻的革命家曾经告诫人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因为“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多了”。但是，“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3]。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人和与他们共同战斗的革命者，就是这种“真正的英雄”。
尽管“陈独秀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旧的领袖推翻了，新的领袖没有培养起来，新的方针、正确的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意见分歧，或者由于个别野心分子的活动，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经过斗争，维护了党的队伍的统一。无论是陈独秀等以81人名义发表的号召分裂党的声明，还是罗章龙等成立的“第二党”式的所谓“中央非常委员会”，或是张国焘公开另立的所谓“中央”，都遭到了中共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坚决反对，而那几个搞分裂的人自己则在政治上陷入彻底的孤立。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它产生之前，中国并没有各种纷歧错杂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形成许多社会主义党或者工人党，中国共产党不是由这样一些派别合起来组成的”[4]，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统一的战斗的先锋队组织。由于面对反革命的严酷压迫，党的中央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旗帜，广大党员和干部都深深懂得党的队伍团结一致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不论什么人，只要在党内搞分裂，都是不得人心的。还要看到，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人始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遵守纪律，通过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来克服错误倾向，这更为从根本上维护党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克服了各种反动倾向，战胜了分裂分子，始终保存了统一的中央。而且这个组织在任何时期都有威信，虽然在一个时期是在错误领导下，但它还能把广大的党员团结起来”[5]。
显然，避免了被反动派消灭和自身发生分裂，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很大的胜利”[6]。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党不仅没有被消灭和发生分裂，党和它所领导的事业反而取得了“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这个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7]。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8]，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第一，“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9]。
第二，国民党虽然建立了白色恐怖统治，但是党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10]。
中国的主要群众是农民。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又主要是土地问题。在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农民自己没有提出过土地革命的纲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和政治派别，由于在政治上具有动摇性，又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也没有提出过坚决的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后，则坚决反对“耕者有其田”，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保护者；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并且在革命势力所及的地区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即使是那些犯有“左”倾错误的党的领导人，他们在主张土地革命、保护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点上，也是明确、坚决而没有什么含糊的。这样，中国共产党就获得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拥护，成了他们的领导者。这样，“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11]。“土地改革，也影响到长征。长征的胜利，当然是因为遵义会议，有了好领导，然而全军将士，这样的坚决顽强，那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出身，受过土地革命的好处”[12]。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一个特点。蒋介石对于这个基点是抓得很紧的，他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但正因为不要军队，它们也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付出血的代价，开始懂得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终于创造和建设了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因为这样，党才能开辟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建设人民政权，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保存、建立和发展党的队伍。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也经历过反动时期。刘少奇说过，“当时俄国的中央搬到了外国，我们的中央没有出国，而是上了山，过了雪山草地”。“我们渡过了反动时期，不仅保存了革命的旗帜、革命组织，而且保存了革命的军队和一块革命根据地。我们最大的胜利，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不过我们应该讲，这些保存是在红军里保存的。因为保存了这支军队，也就保存了一块根据地，因为保存了根据地，保存了队伍，也就保存了组织。如果没有红军，革命组织也保存不了”。“白区的党基本上没有保存得了，也是因为这一点”[13]。
当然，为了找到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党进行过长时间的摸索，经历了胜利和挫折的多次反复。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在几个时期中没有能够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革命引上了复兴和胜利发展的道路。
应当怎样估计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历史呢？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说过，应取分析态度，不要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14]。党在长期的斗争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15]。这也就是党在这个阶段的历史的主流和主导方面。
第二，“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16]。
“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17]，只在几个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18]。这种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第三，“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19]。在党内，一部分同志还对错误路线进行过抵制与斗争，这个事实也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
第四，对犯路线错误的时期，也还要作具体分析，不要否定一切。毛泽东后来就说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20]
第五，“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21]。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党在十年内战时期这样复杂的情况，必须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只有这样，才能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作出切合实际的描述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从而科学地总结出相关的经验教训。
诚然，这个时期党经历过巨大的曲折和起伏。由于王明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经过艰苦工作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大部分丧失了。红军从30万人减少为3万人；南方的根据地全部丢失，只留下陕北一块根据地；几十万党员也只剩下几万人。虽然如此，党在这十年间的奋斗并不是徒劳的，它仍然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党在十年的反动时期，虽有内外敌人的侵袭和打击，却在全国范围内用革命精神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保存了党的革命旗帜。”[22]这个事实宣告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不可能稳固自己的统治，它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昭示了争取翻身解放的希望。
党在这个时期，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克服了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和一部分革命根据地，保存了党的大批的优秀干部和数万党员”。这就为迎接革命的新高潮准备了种子，这些种子撒播到具有深厚的革命基础的中国大地上，将会发芽、开花、结果，从而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坚强的革命力量。
这个时期，党在反对内外敌人的压迫和克服机会主义的错误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艰苦的锻炼，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党在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23]。所有这些，显然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24]。
“在这个时期，党认识了自己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25]，同时也认识了各种右和“左”的错误思想的危害，并在与这些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说，土地革命战争确实对于中国革命后来的胜利，“是完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准备和干部准备”[26]。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尽管只剩下不到三万人，但从本质上看，中国革命的力量不是比过去弱了，而是更强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对外国友人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27]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三万人作基干，使革命力量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了全国性胜利。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坚持革命的旗帜、保存和积蓄革命的力量、开辟革命的新道路而斗争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浴血战斗和在党内开展两条战线的曲折斗争中，达到政治上成熟的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日益正确地结合起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为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推动革命的新高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重要的准备。
在这个时期，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大革命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二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全国抗日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在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叛变革命的情况下，是中国共产党独力高举起革命的旗帜。它不仅继承了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抛弃的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且把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推进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社会内容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仅异常强大，而且极端凶暴。为了战胜这个强大的凶暴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不经历长时期的、艰难而曲折的斗争。尽管反革命一再宣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行将被彻底消灭，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奇迹般地坚持了下来，而且走向了复兴之路。这个时期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有着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为着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集合、而战斗的，因而它能够从群众中吸取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前进中遭遇的各种艰难险阻，百折不回地走向自己选定的革命目标。正是在这种长时期的艰难而曲折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不仅保存了自己的骨干力量，而且使自己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在政治上变得无比的坚强。
这个时期的历史再次表明，中国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胜利与挫折，从主观条件方面来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由于经验不足，由于国情复杂，由于未能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领导机关在这个时期多次发生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人民斗争的成功经验，并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确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迎接抗日战争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保证。
注释：
[1]《周恩来选集》，上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51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率余部到达信丰。以上是陈毅在信丰一个山坳里举行的军人大会上所讲的话。
[4]周恩来：《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载《文献与研究》，1984（3）。
[5]《刘少奇论党的建设》，519页。
[6]同上书，517页。
[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1页。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老一辈革命家论党史与党史研究》，664～66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3]《刘少奇论党的建设》，51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1卷，506～5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同上书，507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505页。
[17]《毛泽东文集》，第1卷，505页。
[18]同上书，506页。
[19]同上书，505页。
[2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8～9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毛泽东文集》，第1卷，507页。
[22]《胡乔木文集》，第2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3]《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1页。
[24]《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11页。
[25]胡乔木文集》，第2卷，40页。
[26]《胡乔木文集》，第2卷，41页。
[27]《毛泽东外交文选》，4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