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大师讲堂学术经典:梁启超讲王安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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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执政前之荆公(三)

荆公于仁宗嘉祐三年,提点江东刑狱。使还报命,乃上书言事。此书虽谓公之政见宣言书可也,后世承学之士稍治国闻者,虑无不尝诵公此书。今不避习见,更全录之,略为疏解,备论古经世者省览焉。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按)今世言政者,必曰法治国。夫国固未有舍法而能以为治者也。而中国儒者讳言之,惟以守祖宗成法自文。彼其所谓祖宗成法者何?袭前代之旧而已,前代又袭前代之旧而已,数千年来,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下愈况。其以政治家闻于后者,不过就现有之法,综核名实而已。更上焉者,补苴罅漏而已。其一倡变法之议者,惟汉之董子,其言曰:若琴瑟不调甚者,必改弦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似矣,夷考其条理,则仅在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服色之细故,必非有关于治道,甚易明也,故董子非真能变法之人。而汉武之志不及此,又无论也。自兹以往,则更未闻有人焉。能以制法之业毅然自任者也,盖由以至诚恻怛之心忧国家者。既旷世不一见,即或有之,而识不足以及此。彼其于国家之性质,盖未之知,曰国家者则君主而已,凡法度皆为君主而立也。夫使法度为君主而立,则以数千年霸者之所经验,固已日趋完备矣,其不必改弦而更张之也亦宜。呜呼!三代上勿具论,秦汉以后,其能知国家之性质,至诚恻怛以忧国家者,荆公一人而已。其忧之也既诚,痛心疾首于国家之淹滞而不进化,国民之憔悴而不发达,反覆以求其故,若穷河源以达于星宿海。于是敢为一言以断之曰: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呜呼,尽之矣!虽然,论者或以公之诵法先王也,则或疑之为保守家、理想家而不达于今世之务者。顾公不云乎,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以今世术语解之,则公之所谓先王,非具体之先王,而抽象之先王也。更质言之,则所谓先王之意者,政治上之大原理原则而已。夫公之变法,诚非欲以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者,而竟骇焉嚣焉,则非公之罪矣。

虽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运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益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按)法治固急矣,然行法者人也,制法者亦人也,故公既以法度为本原,又以人才为本原之本原,夫法治国固以大多数之人民为元气者也。此公之意也。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按)是说也,近世曾文正公宗之而加引申焉,其言曰:“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才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择百人中之尤者而才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之上,皆与有责焉者也。”其言更博深切明矣。顾公之此论,独以陶冶之责归诸人主何也?非徒以其所与语者为人主而已,私人陶冶之范围狭而人主则广,私人陶冶之效力缓而人主则疾,故不居高明之位而勉其责云者,不得已而思其次耳,慰情聊胜于无耳。若夫欲发扬一国之人才而挟之以趋,道固莫有捷于开明专制者,此俾斯麦所造于德国者如彼,而曾文正所造于中国者仅如此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问闻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按)公所言教育之当兴官吏之当久任等,稍知治体者盖不能持异说,无俟发明。独其论裁之以法,而引加小罪以大刑,则有疑其持申商之术操之过切者,则甚矣其暗于政治之原理也。夫国家之对于人民,有命令服从之关系者也,其统治权至尊无上而不可抗者也,非惟专制国有然,即立宪国亦有然。夫苟不可行者则勿著为令已耳,既著为令而可以不行,则是渎国家之神圣也。后此元祐诸君子,以阻挠新法贬谪迁徙,而积怨发愤于荆公,曾亦思管子之治齐也,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荆公之所以失败,正坐姑息,不能践此书之言而已。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也。

(按)后之论者,或以八股取士滥觞荆公,而因以为罪,噫抑何其诬公之甚耶!夫公以谓养士必于学校,其言明白如此,其初政犹不废制举者,则学校未普及时,势不得不然也。此于下方更论之: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幕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陈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陈之事,因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按)此公所持国民皆兵之主义,今世东西诸国,罔不由此道以致强。而我中国自秦汉迄今二千年,前夫公者后夫公者,无一人能见及者也。而其导国民以尚武也,必在于学校,与今世学校之特重体育者,又何其相吻合耶。中国之贱兵久矣,而自宋以还,其贱弥甚,在募兵制度之下,而欲兵之不贱,是适燕而南其辕也。夫公所谓以天下重任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而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者,今犹昔也。世无荆公,而一洒此痼在何日哉。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姚民鼐曰: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与后段法严令具至不能裁之以刑也,两段当前后互易。荆公集见一南宋雕本极多舛错,世亦示佳本正之。盖世之议者一段补饶财之余意,陛下躬行一段补约以礼,裁以刑之余意,均当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结句乏后,而为刊本舛误,遂无觉其文势之不顺者。至然而世之议者上仍有脱字)然而世之义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姚氏曰,下有脱文)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按)孔子言重禄所以劝士,后世之论政者,盖亦无不知此之为急。然有难者焉,其一则增吏禄足以伤经费之说也。公固已辨之矣。公之财政意见,此书未及,但其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则斯学之原理,具于是矣。凡古今中外之国,无论何国,无论何代,其官俸不过居国家总岁出中百分之三四耳,苟理财得其道,则此百分之三四者,比例而增之,庸足为病?不得其道,则虽并此百分之三四者而裁之,而曾何足以苏司农之涸也。公所谓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诚知治之言也。尚有一说,则曰禄虽增犹不足以止贪,彼大张苞苴之门以紊官常者,非受薄禄者而受厚禄者也。此说也,证诸今日之军机大臣督抚而信,证诸优差之局员而信,吾似无以为难也。虽然,使仅优其禄而无法度以督责于其后,则诚如论者所云云矣。故荆公于饶之以财之后,而复言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然使徒有法度以督责于其后,而廪之者不足以为赡,则法度亦虚文而已。夫有一良法美意于此,必有他之良法美意焉,与之相待而相维系,灭裂而不成体段,虽锦绣亦为天吴而已。夫以我国近数年来增一部分之吏禄,则匪惟足以伤经费,且长奔竞而使人心士习日趣于敝矣。然岂足以为前贤立言之病哉?

(又按)侈靡之戒,古有常训。而近世之人,或见今之欧美,其奢弥甚,而其国与民弥富,则以为奢非恶德者有焉。嘻,甚矣其谬也!凡一国之经济,必母财富然后其子财得以增殖。而奢也者,所以蚀其财而使不得为母者也。故奢也者,亡国之道也。今之欧美,以富而始奢,非以奢而致富。然既有如杜少陵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者,其大多数人之穷困,则奢焉者之朘之而已。而社会问题遂为今日欧美之大患,其将来之决裂,未知所届,今凡稍有识者,未尝不惴惴也。而犹曰“奢不为病”,何也?荆公之说,欲立法以惩奢,其事固不可行,然其意则固有当采者矣。

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姚氏曰,按:“治”当作“养”。)

(按)官僚政治,其果足称良政治乎?是非吾所敢言。然近世自士达因以治普鲁士行之而大效,俾士麦踵之以推及于德意志而益效,各国始渐渐慕之。而我中国者,则二千年来舍官僚之外,无政治者也。而其敝既若此,岂官僚政治之绝对的不可任耶?士达因之治普也,所以训练督责其官僚者,如将帅之训练督责其校卒也。是故有整齐严肃之气,而收使臂使指之效。夫整齐严肃者,官僚政治之特长也,而所以致之者必有道,荆公其知之矣。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按)科举取士之制,荆公所绝对的排斥者也。读此书而有以知其然矣。其变诗赋而用经义也,乃其一时之权法而非以为安也。其熙宁初《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合此两文读之,公之意不已较然可见也耶?而后世动以八股之毒天下府罪于荆公,何其诬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不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所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为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近,则无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按)此其言何其与今日官僚社会之情状无铢黍之异耶;昔西人有读马可波罗之游记(马氏意大利人。当元世祖时仕于中国。欧人之知中国自此记始),见所绘罗盘针图,谓此物自中国发明而欧人袭之,其式已视马图精百倍。彼创之之地,历数百年,其改良当更不知何若。乃游中国适市而购一具,视之则与马氏所图曾无异毫发也。乃嗒然而退。吾观今日之政治,而不能不有感于公之斯文。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按)文之切直而沉痛,至此蔑以加矣!当举国酣醉于太平之日,而乃为此无忌讳之言,虽贾生之痛哭流涕,何以过之?而惜乎仁宗之不寤也!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倖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倖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倖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倖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按)读此则夫公后此之执政,其见掎龁于流俗也。公固计之夙矣,其百折而不悔,则公之能践其言也。惜乎仁宗之不足以语于此也!夫以范文正之执政,所变革者不过二三节目而已。然犹以不见容于侥幸之人,仅三月而去其位。仁宗之优柔寡断,盖可知矣。而公则虽不听而反覆言之,岂所谓齐人莫如我敬王者耶!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字脱)于刀笔之闲,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按)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其稍足方之者,惟汉贾生之《陈政事疏》而已。然贾生所言,大半皆为人主自保其宗庙社稷之计,其论国事民事者,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岂若公此书廓然大公,责天子以为国民忠仆,而正本清原,一一适于道者耶?李商隐诗曰“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足以当之矣。先是范文正公应诏条陈十事,所援《易》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甚切。谓国家革五代之乱,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上,民困于下,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此其所见,殆与公同。而盈廷已沸起而与之为难,仁宗莫能右也。夫岂独仁宗之过而已。流俗狃于其所安,习非胜是,虽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莫得而夺矣。尝读公《与司马谏议书》曰:“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尚。”当时社会之心理,可以见矣。而独于仁宗乎何尤?汉文之于贾生,宋仁之于荆公,盖极相类。贾生不遇而以忧卒,荆公得神宗而事之,故彼仅以文章显,而此能以事业著。然以荆公之遇神宗,而所成就者乃仅若是,则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自荆公见诟病于当时,数百年讫今而莫之白,而习于苟且,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者,为世之所称尚,而中国遂千年如长夜,仅留此文为射策者讽籀挦扯奢之资,悲夫!

此书既不上省,至嘉祐五年,复上陈《时政疏》云: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材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请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伏维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簿,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徼倖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备从官,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而忘尽规之义,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此书亦本前书之意而反复陈说之,然其词愈危,其志愈苦矣。盖公实怵于当时累卵之势,不能坐视,而以仁宗之犹足以为善,而冀其庶几改之也。然仁宗亦既耄,更不能用,越二年而遂崩矣。

(考异四)邵伯温《闻见录》云:王安石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尽之。明日,仁宗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常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仁宗尤甚。蔡氏上翔曰:人臣侍君赏花钓鱼,天威咫尺,朝士并列,一钓饵也。内侍既以金碟盛之,夫人皆知其为钓饵也,焉有误食之王安石,而又为天子亲见之者哉?夫以天子亲见之,而必待明日为宰辅言之,岂其有所畏于安石而不敢言耶?且由是常不乐之,又何故隐忍不堪至此?且一钓饵也,安石既知其误矣,必食之尽以行诈,其诈术安在?君亦必以食之尽而后知其诈,其说又安在?君既以此不乐于其臣,臣复以此大怨于其君,以至他日撰《日录》,薄仁庙尤甚,何邵氏造谤,一至此极!按蔡氏所驳,可谓如快刀断乱麻。此等小节,本不足辨,所以录之者,以荆公之纯洁精白,而谤者以诈诬之,则虽有善言善行,皆抹杀于一诈字矣,天下尚有公论耶?

(考异五)当熙丰间,举朝与荆公之新法为难,而从未有诋及荆公之人格者。其有之,则自世所传苏洵之《辨奸论》始也。其言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曰:王衍卢杞合为一人。曰: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曰: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曰: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曰: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其言极丑诋,无所不至。近世李穆堂始证其伪,其书《辨奸论》后云:老泉《嘉祐集》十五卷,原本不可见,今行世有《辨奸》一篇,世人咸因此文称老泉能先见荆公之误国。其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中。《闻见录》编于绍兴二年,至十七年,沈斐编《老苏文集附录》二卷,有载张方平所为《墓表》,中及《辨奸》。又东坡《谢张公作墓表书》一通,专序辨奸事。窃意此三文皆赝作,以当时情事求之,参差不合。按墓表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言语,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兽之,劝先生与游,而安石亦愿交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而《闻见录》叙《辨奸》缘起,与《墓表》正同,其引用之耶?当明言《墓表》云云,不当作自叙语气,其暗合耶?不应词句皆同。考荆公嘉祐之初,未为时所用,党友亦稀。嘉祐三年,始除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并未施行。明年命修起居注,辞章八九上,始受知制诰,旋忤执政,遂以母忧去,终英宗之世召不赴,乃云嘉祐初党友倾一时,误亦甚矣。以荆公为圣人者,神宗也。命相之制辞,在熙宁二年,而老泉卒于英宗治平三年,皆非其所及闻也。(中略)若夫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以为颜渊孟轲复出,则荆公本传与荆公全集具存。并无此事。荆公执政之后,或有依附之徒,而老泉已没,匪能逆知。若老泉所及见之荆公,则官卑迹远,非有能收召之力,吾不知所谓好名而不得志者果何人。夫人之作奸,必有所利而为之。荆公生平,以皋夔稷契自命,千驷弗视,三公不易,此天下所共信者,复何所为而为奸?彼诚见夫宋之积弱,儳然不可以终日,而公卿大臣,如处堂之燕雀,晏然自以为安,不得不出而任天下之事,而又幸遭大有为之主,遂毅然相与立制度变风俗,排众议而行之,凡以救国家之弊,图万世之安,非有丝毫自私自利之意。其术即未善,而心则可原,曾何奸之有哉!又云:余少时阅俗刻本《老泉集》,赏书其《辨奸论》后,力辩其非老泉作,览者犹疑信参半,欲得宋本参考之,而购求多年,未之得也。盖马贵与《经籍考》列载苏明允《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所刻,不称嘉祐,书名既异,又多至二十余卷,意必有后人赝作,阑入其中。近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螳翻刻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其书名卷帙,并与《经籍考》同,而诸论中独无所谓《辨奸论》者,乃益信为邵氏赝作,确然无疑。而又叹其心劳日拙,盖伪固未有不破者也。余按穆堂此文可谓温渚然犀,物无遁形。蔡氏上翔引申之,凡数万言,其确证《辨奸》及《墓表》之伪,更足令人呼快。今以文繁不具引。夫明允非圣人,就令其赏为此文以诋荆公,亦何足为荆公病!然伪者自伪,不得以为真也。邵氏之流,以诬荆公者并诬明允,其鬼蜮之丑态,吾实无以测之,独恨后之编史者,悉奉此等谰言以为实录,而沈沈冤狱,遂千古而莫伸也,吾亦安能已于言哉?

(考异六)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云:治平间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则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按此文亦见《邵氏闻见录》,而朱子采之,其诞妄俚陋,不值识者一笑。康节即前知,而杜鹃岂前知哉?盖缘当时小人儒疾荆公已甚,而又各有其所崇拜之人,因托于其所崇拜者先见之言以自重。此濂溪之三谒不见,老泉之辨奸,康节之闻杜鹃,所由来也。考《宋史·司马光传》言神宗尝问光: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此言褊陋媢嫉,稍知大体者,当不能出诸口。其果温公有此言,或谤者依托温公,未之敢断。然即此可见当时之小人儒,其南北门地之见甚重。荆公以南人骤入相,北人妒焉,此又天津闻杜鹃之说所由来也。而此等谬种流传,直至今日,变本加厉,以成省界,而妨及国家之统一,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