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厅处长 统战桂系
1938年1月1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改组，蒋介石辞去了兼任的行政院长，专门负责军事。根据国共两党协商的结果，2月1日，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也实行改组，国民党当局接受中共关于“政治工作必须建立，而且要成为军队的生命线来巩固部队”的建议，撤消了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政训处因为大搞特务活动早已声名狼藉，而转为重新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盛名在外的政治部，北伐战争期间，正是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此举得到了各界民主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响应。将总司令部政训处扩大为政治部，也是为了体现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姿态，政治部长由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兼任，两位副部长由周恩来代表共产党、黄琪翔代表第三党出任。政治部下设三个厅，第一厅厅长为贺衷寒，第二厅厅长为康泽，第三厅蒋介石点名由北伐战争时期曾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任厅长，著名文化界人士阳翰笙担任第三厅主任秘书一职，著名画家傅抱石任职秘书。厅下设三个处，按照政治部的统一序列，第五处为文字宣传处，胡愈之担任处长；第六处为艺术宣传处，田汉任处长；第七处为国际宣传处，实际工作由杜国庠、冯乃超等人主持。此外，“全国慰劳总会”和“战地文化服务处”也隶属第三厅领导。
尽管从编制序列上看，第三厅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机构，但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群众运动的领导机关”，成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团结各抗日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团结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参加的，在中共实际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战斗堡垒。第三厅成立之后，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指导和领导下，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并确定第三厅的任务是根据我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和倡仪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来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第三厅在武汉时期最著名的抗日救亡活动包括“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组建了1个漫画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0个放映队、4个抗敌宣传队等，此外还牵头组建领导了著名的“孩子剧团”等。
胡愈之4月中旬从香港经广州到武汉，得知周恩来和郭沫若叫他到三厅任处长，他非常尴尬。一方面他钟情自己的出版老本行，另一方面，他觉得国民党的官不好当。但是，又碍于周恩来和郭沫若的面子，不得不接受这份差事。到三厅后，他很不习惯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于是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周恩来专门找到胡愈之长谈了一晚，向他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要求胡愈之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坚守岗位。这次谈话，使胡愈之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并对党利用第三厅这个机构与国民党作斗争有了新的认识。在第三厅期间，胡愈之参加组织了“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活动，组织慰劳团到各个战区慰劳将士，编写了许多供官兵阅读的宣传材料。同时，积极与当时《大公报》的范长江等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并为后来正式成立的国新社积极准备。在积极组织抗日新闻宣传的同时，胡愈之还不断发挥自己的特长，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时事的评论文章讽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这受到了国民党责难和批判，特别是有篇文章还受到了蒋介石的长篇批判。
10月19日，日军占领广州。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
随着抗战形势的每况愈下，三厅各处开始撤销，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胡愈之再次向周恩来提出辞职，并要求去延安。这次周恩来很爽快地答应了胡愈之的辞职要求，但没同意他去延安的请求，而是介绍他去做白崇禧的秘书，利用他的影响和关系，去做桂系的统战工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到了桂林。
1938年11月，胡愈之以救国会人士的身份来到桂林，受到了国民党广西当局的欢迎和信任。白崇禧原本想安排胡愈之做自己的秘书，此事被蒋介石知道后，坚决反对，白崇禧也就只能放弃。胡愈之在李宗仁等的安排下，被聘为广西建设研究会委员。
广西建设研究会成立于1937年10月，表面上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实际上是桂系为团结非蒋人士设立的一个智囊集体和咨询机构。建设研究会的正副会长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担任。具体工作由常务理事广西开明人士李任仁等人主持。建设委员会分设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部。胡愈之担任文化部的副主任。就这样，胡愈之与广西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桂林的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牵动周恩来的心，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曾三次来到桂林指导工作。通过周恩来等的努力，1938年11月中共在广西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任第一任主任。在桂林期间，胡愈之按照周恩来“要隐蔽，保全实力，做好长期打算”的指示，积极团结在广西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广西的国民党高层人士，同张志让、千家驹、李任仁等知名人士经常在一起讨论抗战形势，开展抗日文化宣传。胡愈之还将以前创办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杂志搬到桂林来出版。
1939年前后，广西桂林各种文化社团、刊物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桂林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文化名城。为顺应这一形势，胡愈之与李任仁商议，决定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创办文化供应社。其工作方针主要是配合抗战救国的需要，供应前方和后方的文化产品。供应社成立后，供应了大量民众和士兵读物，印刷了辞典和百科全书，编撰和编译了文化名著等。一年后，文化供应社就小有成就了：有一栋二层的小洋楼作为办公地点，有一个印刷厂，在桂林成立设立了营业处，还在重庆设立了办事处，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出版社，成为与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齐名的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的出版物具有社会性、知识性、教育性，对开展抗战时期的文化宣传，在群众中传播进步思想，提高大众文化水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香港国际新闻社是胡愈之在上海沦陷时期主持的国际宣传委员会中，负责编辑工作的恽逸群等一些同志转移到香港后成立的，当时由中共华南局领导。在武汉时期，由胡愈之和范长江利用青年记者学会的力量在桂林建立的国际新闻社，由范长江、黄药眠、孟秋江等人负责，组织上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1939年，在胡愈之和范长江等的策划下，两个国际新闻社合二为一。合并后的国际新闻社设在桂林，在香港、重庆设立了分社。香港分社负责向海外和华侨报刊投稿，总社和重庆办事处主要向国统区报刊投稿。胡愈之是总社的重要领导人，但是对外的身份是“特约撰稿人”。
1939年夏到1940年夏，国际新闻社达到了最辉煌时期，聚集了国内众多文化名人，有了军事专论、经济专论和国际问题专论的专家，有了3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开办了对国外的英文《远东通讯》，对华侨的《祖国通讯》、《国新通讯》，对国内的《国际新闻通讯》等10多项业务。采用国际新闻社稿子的报刊共达150多家。为了斗争的需要，根据以往与国民党政府斗争的经验，胡愈之非常注重斗争策略。要求欧国际新闻社在发稿时不打牌号，对所有来稿也一律不做记录，不做统计，不公布通讯员的姓名地址，也不存任何档案。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际新闻社被当局查封，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员受牵连。
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加强了对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压迫，国民党大批特务对文化供应社和国际新闻社等著名文化机构进行监视，胡愈之、夏衍、范长江等人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为此，中共中央指示要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
1940年6、7月份，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紧急约见胡愈之，要求他立即撤离广西，到香港继续革命工作。
转战南洋 推动抗战
在香港工作不久，胡愈之又被周恩来点名调往新加坡从事工作。当时的新加坡华侨在著名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积极出钱出力援助祖国同日，但是对国共两党的分歧认识不清，更不了解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代表广大同胞进行抗战。国民党只是借抗战为幌子，却干着打击共产党，压迫第三势力的勾当。中共中央考虑到，需要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帮助华侨做好宣传工作，扩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范围，让南洋的华侨成为一支抗日强大的力量。当时新加坡有两家主要的华文报纸，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家族创办的《星州日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海外部派人插手星州报业，为了寻求政治支持，《南洋商报》经理傅无闷委托编辑张楚琨以特派员身份回国，请求正在重庆的周恩来为该报物色一位编辑主任。周恩来跟在南方局的廖承志同志研究后，一致推荐了精通国际问题，熟悉对外宣传的胡愈之。
1940年11月，胡愈之奉命赴新加坡，接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在侨胞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南洋商报》是由新加坡殷商陈嘉庚于1923年9月6日在新加坡独资创刊。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初期陈嘉庚办报的目的是要通过舆论拥护以蒋介石为首南京政府，但取名商报是要通过更多商务与经济的评述，启发读者，从而拓展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但出版一个多月后突告停刊，据称是辞退了编辑主任方怀南，一时找不到适合人选，直到1924年才告复刊。1932年，因中国发生“九?一八”事件，激发了《南洋商报》将午报改成早报，以第一时间向读者反映中国战事。1933年8月，《南洋商报》进行改组，脱离陈嘉庚有限公司，由李光前、林庆年及李玉荣等人承办，注册为有限公司。《南洋商报》转而成为集团报业，内容也更丰富。除侧重中国新闻外，也有本地新闻，更有多姿多彩的副刊。胡愈之进入《南洋商报》后，虽然陈嘉庚在当时已与《南洋商报》脱离直接的关系，但胡愈之通过商报大力支持陈嘉庚的斗争事业。
在新加坡，胡愈之以《南洋商报》为阵地，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立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而在这个大前提下，胡愈之说“商报”是采取无党无派的立场，所谓无党无派，不是反对任何党、任何派，更不是要消灭任何党，任何派，而是要使各党各派无党派一致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进行抗争。所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就是团结的立场，就是统一抗战的立场。胡愈之以无党派人士的面目出现，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他不摆“左”的面孔，不唱八股调，而是强调不分党派、不分帮派、不分老幼、不分贫富、不分智愚，以大局为重，以团结为重，使《南洋商报》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舆论工具。
胡愈之到新加坡还不过几天，国内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在《南洋商报》刊登了《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关于“皖南事变”事变的访问记，接着又发表了斯特朗的谈话，并于同日登出了他自己写的《团结则存，分裂必亡》的社论。这是一篇拨云见日，使读者感到《南洋商报》焕然一新的文章。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内战的可耻阴谋，把这一“千古奇冤”准确地做了报道，同时还指出：“我海外侨胞，其中最大多数，一向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心中只有国家民族，我们决不存党派偏私之见。现值大敌当前，失地未复，我们所要求的抗战建国，是民主团结，我们所反对的是和平妥协，是内战分裂。”社论的这种主张深得侨胞的同情与支持。他在论保卫南洋的社论中提出的“援助中国抗战，加强英美合作，厉行对日禁运，实行远东民主”，被称为四件法宝而轰动一时，深得侨胞的赞赏。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次日，美、英对日本宣战；11日，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在不到半年内，侵占了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处于暂时的军事优势。驻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军开始抵抗，新加坡当地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援英军抗日。新闻、出版、教育、文艺界人士组织了以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的星洲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战时工作团开设青年战工干部培训班，还组织宣传队，用演讲、歌咏、戏剧等形式进行抗敌宣传。随后又参加了陈嘉庚发起成立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简称抗委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训练抗日干部、武装民众等活动。1942年1月底，日军逼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准备投降。2月3日，抗委会主席陈嘉庚和一部分负责人，雇了一艘小船，先离开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对面的印尼苏门答腊登陆后，在由苏岛流亡到爪哇，隐藏于泗水附近的一个地方，直到战争结束。
陈嘉庚他们离开的当天，胡愈之与各部负责人和侨领作了撤离的安排，抗委会和战时工作团的文化界人士决定撤退。大家决定雇小船渡海，先撤退到苏门答腊再做打算。1942年2月4日，由于新加坡沦为“四面倭歌”的孤岛，胡愈之一行28人搭乘一艘长仅4米的摩托舢板船，越过布满水雷的马六甲海峡，逃往苏门谷腊。到了印尼的巴爷公务后，为了隐蔽的需要，胡愈之改名为金子仙，蓄起了胡子，没有读书人的模样。为了生计，胡愈之他们办起了一个叫“赵豫记酒厂”的小酒厂，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管账。后来，他们又办起了肥皂厂。
为了加强流亡在印尼的文化界人士联络，胡愈之他们又成立了一个叫“同仁社”的秘密组织。“同仁社”成员每周聚会一次，主要是讨论时事，交流心得。郁达夫由于懂得日语，被日本军队抓去做翻译，日军知晓了其真实身份，最后将其秘密杀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胡愈之在马达山区避难期间，国内传出了胡愈之在南洋某地病故的消息。消息从泰国传到昆明和重庆，再传到成都、上海等地。国内文化界的友人叶圣陶在当年7月号的《中学生》杂志刊出了“纪念胡愈之特辑”，茅盾、叶圣陶、宋云彬、胡子婴、曹伯韩等都深情撰写了文章。在上海的郑振铎也写了一篇《忆愈之》的文章，按时间顺序，列出了胡的主要事迹。不久大家才知道，这一消息纯系误传。
日本投降后，胡愈之他们一批在南洋的文化人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国内形势不断恶化。为了斗争的需要，党要求胡愈之继续留在南洋工作，加强在华侨中开展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宣传教育。回到新加坡，原来的《南洋商报》已经变成了国民党“喉舌”，胡愈之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在当地华侨的支持下，胡愈之很快创办了南洋出版社，专门经销国内和港澳出版的进步书刊。不久又创办了《风下》周刊。在胡愈之的主持下，《风下》周刊紧扣时代脉搏，始终站在反内战、反专制独裁斗争的前哨，引导侨胞不仅支援祖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还要尽力与当地其他被压迫民族一起，争取独立自主，把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赶出去。为祖国的和平民主，为支持南洋一切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提高华侨的地位，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该刊被读者誉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1946年初，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印尼回到新加坡，当地广大侨胞欢呼雀跃。这时在国内，由美国政府做后盾的蒋介石，正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进攻。陈嘉庚致电美国总统和两院议长，提出要求美国撤退在华驻军，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在南洋的国民党势力迅速发动力量对陈嘉庚进行攻击，大骂陈嘉庚是“共产主义尾巴”。以胡愈之为首的南洋进步文化人士与当地侨胞一起坚决支持陈嘉庚，并发动数万人参加的反对美军驻华签名活动。胡愈之还积极与陈嘉庚协商，成立了南侨报社有限公司，陈嘉庚任董事会主席，1946年11月出版《南侨日报》。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撕毁了停战协定，派十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4月，为进一步团结南洋的华侨，开拓宣传新阵地，中央派夏衍到《南侨日报》做主笔。在胡愈之、夏衍等人的努力下，《南侨日报》积极报道国内战局和国际形势，关注侨民的利益，反映侨民的心声，旗帜鲜明地支持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被称为爱国华侨的一面旗帜。正式因为《南侨日报》的突出成就，在报纸创刊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南侨日报》题词，这是对胡愈之工作的最佳褒奖。毛泽东为该报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传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社会的民主运动取得了很大发展，胡愈之在这方面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月，他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并出任主任委员，先后介绍和发展了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薛永黍、教师顾乃卿、方宗熙、汪金丁、刘尧咨等人；《南侨日报》社洪丝丝、胡伟夫、张楚琨、温平、彭世桢、朱奇卓、吴广川、彭友真、吴西冷等人；新民学校校长叶帆凤、教师石韫真等人；当地侨领郭瑞人、汪万新以及新加坡教师公会的不少人入盟。他经常冒着赤道线上的酷热驱车深入民盟基层组织，分析政治形势，指导具体工作，他作的政治报告系统而生动，获得当地广大盟员好评，公认他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组织家、实践家。民主同盟很快在新加坡、槟城、怡保等地又设立了民盟马来亚支部的分部，并设立了以李铁民为负责人的民盟星洲办事处，在民盟马来亚支部的影响下，印尼、缅甸、泰国、越南相继建立了民盟组织。民盟海外组织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美国援蒋反共。主要政策是拥护中国革命，改善华侨地位。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同月9日，国民党举行了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承认国民党“所遭之危机，至为重大”。9月13日，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致函行政院长张群，抗议国民党视民盟为“反动集团”，呼吁对各地盟员被捕者，务祈速予分饬各地官吏“一律释放，而重人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全马代表大会于1947年9月27日在新加坡开幕。大会主席团主席、南方总支部代表为胡愈之，主席团成员有王廷俊、官文森、林发仁、戴子良等。陈嘉庚以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发表了演说。据大会合影，与会代表近百人。“这是全马来亚民盟同志第一次的集会，也是全南洋华侨民主派的重要的集会”。
回解放区 预测胜利
1948年3月，毛泽东对解放战争的前景做了一个形势判断，他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分析说：“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估计，新中国的成立，至少要到1951年以后才能提上日程。
1948年4月，胡愈之从新加坡秘密达到香港，拜见了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中共华南局书记方方。胡愈之向他们汇报了南洋地区的情况及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得到了两位领导的充分认可。就在胡愈之准备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工作的时候，马来亚局势发生突变，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镇压当地日渐高涨的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颁布了“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大肆逮捕马来亚共产党员，封闭各种民众团体，《风下》周刊被迫停刊，南洋民盟组织被取缔。胡愈之无法重回新加坡工作。沈钧儒挽留胡愈之参加民盟总部的工作。1948年8月，在国共两党即将展开生死大决战的紧要关头，胡愈之夫妇通过中共的秘密交通线，扮作侨商夫妇，辗转历险，终于到达华北解放区，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他整天忙于听取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意见和建议，忙于协助起草各种有关文件。
这年夏天，胡愈之先于李济深、郭沫若、沈雁冰、谭平山等民主人士，从香港来到已是解放区的大连，等机会去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党中央驻地。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李一氓接待了胡愈之。两人谈到时局时，胡愈之告诉李一氓：毛泽东主席估计的胜利时间从现在起还要两年多，这未免太长了。李就此征询胡的看法。胡愈之说，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背向的问题。国民党不仅军事崩溃了，经济崩溃了，政治也崩溃了，因而人心也崩溃了。在国统区，没有哪个阶层不希望解放军胜利，没有哪个阶层不希望蒋介石垮台。现在统治阶级已经到了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了，革命正在走向质变，只需对国民党军队稍微增加一点压力，它必然很快地就会被彻底消灭。因此对胜利估计为两年以上的时间，可能长了一些。国民党区域的广大人民已经等不及了。
李一氓感到胡愈之的看法十分在理，并且认为这个有道理的看法有必要早日让党中央知道。旅大区党委原打算在有方便的人同路时，顺便送胡愈之到西柏坡。听了胡的一番看法，李一氓马上报告了旅大区党委，并建议立刻派专人送胡去西柏坡见毛泽东。临走时，李一氓还着重提醒胡愈之，一定要把这个看法直接告诉毛泽东和党中央。同年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修正了数月前他对战争进程和胜利时间的估计，文章说：“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毛泽东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同在1948年，相隔约八个月。写前一篇文章时，三大战役尚未打响；而后一文发表时，辽沈战役已进入尾声，淮海、平津战役也已经打响。我军胜利的时间，若按前一篇文章的估计，要到1951年7月去了；按后一篇估计，则是1949年11月。后来军事形势急剧发展的结果，也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不久，新华社也在当年11月发表社论说：“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意味着这一估计的正式公开宣布，它使全国、全军人心振奋，也使我军军事部署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李一氓认为，毛泽东显然是吸收了胡愈之的意见，又根据自己掌握的双方军事的形势，作了更为准确的分析，把胜利时间缩短了一年多。
李一氓晚年，忆及此事时，对胡愈之所提建议及其作用做了这样一番客观的评价：“毛泽东把这个缩短一年的估计，称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对这一变化最初提出有意义的分析的，我以为是胡愈之。这是他平生对党的最大贡献。我不是说没有他，毛泽东同志就不会发现这个变化，我只是说他起了他应有的积极的一定的作用。”
1948年底，秘密回国的胡愈之积极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元旦，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重新布置兵力，发表了求和报告，要求重新和谈。为了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系列文章。1月7日，胡愈之联合周建人、吴晗等17人致电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的民主人士。1月22日，胡愈之又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声明》的文章，强调了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1月31日，胡愈之与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起进入北平，参加了前门城楼上举行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并被任命为北平文化接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被北平的接管工作。3月5日，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胡愈之被推选为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
9月21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胡愈之作为民盟15名正式代表参加。胡愈之还参与创办了《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解放后，胡愈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为我们新闻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4年，中央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胡愈之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
1986年1月16日，胡愈之老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