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功勋卓著的情报专家阎宝航
他的三次情报，彻底改变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他最早获得德国将闪电进攻苏联的情报，及时报告了党中央和苏联方面，为苏联打败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最早获悉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美军并及时通报美国，傲慢的美国海军根本不相信，最终导致了“珍珠港事件”并使美国海军遭受惨重损失。他通过秘密渠道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为苏联军队打击日本关东军提供了详细的资料，直接促使了日本关东军的溃败。他，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情报专家阎宝航。
少年苦读 立志成才
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小高丽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阎成德，母亲董氏。阎宝航共有姐妹三人，弟兄六人，阎宝航排名老四，因此孩童时代有人叫他小四。
阎宝航出生的年代，满清政府腐败无能，1894年7月末至1895年4月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以中国大败结束，满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进入了灾难的深渊。通过战争，日军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大批土地。战争给百姓带来了苦难，致使很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少年阎宝航聪明伶俐，爱好学习，但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进私塾读书，幼小的阎宝航成了一名猪倌，帮人家放猪。有一次，放猪回家的阎宝航经过私塾门口，听到了同龄人朗朗的读书声，就趴在教师外面的窗户上偷听老师上课，听着听着就入迷了，竟忘了把猪赶回圈里，几头猪趁机溜到别人家的地里，拱吃了不少土豆，宝航因此受到了父亲的责骂。以后，小宝航吸取了教训，每天先把猪赶回圈里，再来听私塾老师讲课，劳作和学习两不误。由于长期趴在窗户上听老师上课，私塾老师范懋修渐渐发现了这个小孩，经过几次接触，觉得这个孩子是块读书的料，不读书实在可惜，老师也了解了宝航家里的经济状况，于是免费收宝航作弟子。
阎宝航在私塾读了两年半，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从私塾出来后，在范懋修的鼎力相助下，阎宝航进入了高等小学读书，五年寒窗之苦，阎宝航表现出求知的渴望和天赋。他买不起书，便将书全部抄下来，每晚回家秉烛夜读。没有笔和纸写字，就在河边的沙滩上写字。功夫不负有心人，18岁那年，阎宝航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堂，开始了自己人生重要的转折时期。
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是在晚清著名人士赵尔巽创办的简易师范学堂的基础上，并入了完全师范学堂形成的一所当时在东北很有名气的学校，初名为奉天师范学堂，1907年更名为奉天两级师范学堂。学校规模宏大，但刚建校时，师资不足，学校多方延揽，对专门学者不惜厚加礼聘，唯才是求。学生的学、膳、宿、杂等费一律免收，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学习深造，东北近现代有影响的人物如杜重远、卢广绩、关吉玉、王卓然、宁恩承等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师范学校，阎宝航深知读书机会难得，十分珍惜，因而专心致志地学习各种专业。阎宝航不但学习好，也长于各项体育运动，他是学校体育场上的积极分子，是当时省城出色的足球队、篮球队队长。1915年，阎宝航作为篮球队队长参加华北第二届运动大会。回校后，阎宝航便积极组织全校各项体育活动，很有成绩。
阎宝航待人热情，诚挚笃厚，同学谁有困难他都乐于帮助，因此受到同学们的拥戴，被同学戏称“阎老佛”。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好友，为他以后的情报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丁贵堂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如有一回丁贵堂得了病，因害怕学校开除，所以不敢声张，一直带病坚持上课，身体日渐消瘦。敏于观察的阎宝航知道了丁贵堂的处境后，用自己手中仅有的积蓄，暗中为他购买面汤，送至床前，并为他保守“秘密”，一直持续半月有余。丁贵堂非常感动，从此二人结为至交。后来丁贵堂考入海关总署，被分配到上海海关，官至副税务司长。“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身份去上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丁贵堂有求必应，曾多次为其捐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北三省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甲辰之战，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特别是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南满所谓“特殊权益”，节节进逼，奉天首当其冲。东北各高校的学生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游行，以抗议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阎宝航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也积极参加各种游行抗议活动，并逐渐成为学生中的骨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乘欧洲各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于9月间派兵强占了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1915年1月，日本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称帝的支持，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准备接受“二十一条”。消息传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纷纷掀起了反袁游行，奉天两级师范学生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反袁斗争。阎宝航积极组织学生成立反袁行动学生会，领导全校的反袁斗争。阎宝航是反袁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反袁的宣传工作。由于他写了一手好字，全校出墙报、板报的任务都由他承担，他书写反袁文章，大造反袁舆论，登台讲演，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很快成为全校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
1915年2月，阎宝航和反袁学生会负责人开会决定组织奉天市内所有中小学校学生参加反袁游行。当时东北政权的实际控制者张作霖为得到袁世凯的欢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其称霸东北的野心，不准学生上街游行，对游行学生严密监视，千方百计压制学生的反袁斗争。阎宝航他们只能在学校举行抵制日货的行动，以表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
创办学校 结识少帅
受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阎宝航非常关注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着教育问题，探索着救国之路。通过毕业前的教学实习，阎宝航愈发感到，只有教育才能富国强民。
师范毕业前夕，出身寒门的阎宝航深感贫苦子弟读书之难，便和昔日同窗好友魏益新、张泊等，利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时设在大南门里一座大庙——景佑宫，在那里创办了贫儿学校。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正式开学。学校的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学校免收学费，免费供给书籍、文具。为了贴补学校的开支，阎宝航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当中文教师。为了省钱，他生活简朴，坚持每天自己做饭。不久，阎宝航创办的贫儿免费学校在沈阳传开了，刚开始，人们不大相信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对这所学校不是十分看好，好事分子还认为这是阎宝航等一般人在沽名钓誉，学校维持不了多久。
贫校创办一年后，虽然学校设备较差，学生成绩却与各公立学校大致相当。加上不需缴纳学费，供给用品，比公立学校更显优越。因此，吸引了很多的贫困学子前来报名学习，一些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小孩也争着来入学，也有自愿买书籍纸笔来就读的。后来一些有钱人家的儿童家长也纷纷央求入贫校学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支出也更大，面临的困难就不言而喻。但是，阎宝航等人的行为感动了很多人，吸引了不少人前来当志愿者，免费为学生授课，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郭松龄将军的夫人韩淑秀女士。
韩淑秀早年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后入燕京大学，毕业后回沈阳从事教育事业。她经常参加奉天青年会的活动，得知阎宝航创办贫儿学校，很感兴趣。有一天她慕名来到景佑宫参观贫校，之后就决定留下来当老师。在韩淑秀女士的影响下，郭松龄将军对学校给予了很多的帮助，他自己身体力行，亲自捐款给学校，并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学校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924年，随着新校舍的建成，贫校开始向社会扩大招生的时候，韩淑秀女士建议阎宝航，在贫校基础上，再发起创办一个奉天工儿院。
1924年6月13日，由韩淑秀、阎宝航、王国麟三人联名给奉天省长公署起草了一份报告，将设立工儿院的情况作了详细表述，得到了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亲自批示，要求各地大力支持。1924年7月，奉天工儿院正式挂牌，这一事件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相当反响，开办当天，奉天省财政厅长王永江等名流亲到现场祝贺。
郭松龄将军是张学良将军的部下，通过郭将军，张少帅也知道了阎宝航办学的善举，并不断支持阎宝航办校。
郭松龄，字茂宸，汉族，辽宁省沈阳市深井子镇渔樵村人，是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进永平府北洋陆军第二镇随营学堂。1908年任奉天防军哨长。1909年随朱庆澜换防进入四川，担任连长。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第二年的秋天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在这里，郭松龄学习了3年，研读了德日近现代军事科学。经过刻苦学习，郭松龄不仅掌握了当代最新的军事知识，具有一定的指挥才能，而且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新思想，在同代军人中脱颖而出。1916年，郭松龄从陆大毕业，因成绩优异，被特聘为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发起护法运动，郭的老上级朱庆澜就在孙中山的麾下担任广东省省长。听到这个消息，郭松龄毫不犹豫辞去官职，只身南下，投奔到革命军阵营中。朱庆澜对老部下的到来非常高兴，先后任命郭担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公署参谋和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务，后来又调郭松龄任韶关讲武堂教官，为广东军政府训练军队和培养军事人才。
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一批追随孙中山的国会议员和军人被迫相继离开广州。失望加怅惘的郭松龄无法继续留在广州，便于1918年的秋天重返奉天。1918年末，回到奉天的郭松龄经陆大同学秦华（时任督军署参谋长）的推荐进入督军署任少校参谋。1919年2月，张作霖因增编陆军混成旅急需军事人才，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被调到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在这里，郭松龄认识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张学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通过郭松龄，阎宝航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19年，张学良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为贫校捐了款。后来，张学良担任军团长时又来校视察学生食堂，专门拨专款改善学生伙食，同时，以他的名义为贫儿学校募捐。随后，奉天许多地方政要社会贤达如宁武、王大中等都曾捐助过贫校。
阎宝航同张学良的交往是从青年会开始的。那时阎宝航还在两级师范读书，他们两人经常参加青年会活动，彼此都有良好的印象。阎宝航被聘任青年会干事之后，他们的这种交往逐渐增多，阎宝航经常陪同张学良参加各种活动。起初，他们更多的是上英文夜校，常以英语交谈。他们一起光顾青年会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如饥似渴地阅读书报，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开阔了视野。正是通过这些交往，两人的友谊逐渐升温，阎宝航最终成了张学良的政治“知己”，日后为其长期所倚重。
接受思潮 参与反奉
阎宝航不仅创办学校，还积极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0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曾推荐阎宝航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当时的北平，刚刚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反帝反封建的气氛浓厚，思想相当活跃，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种种阻挠，开展反帝爱国活动。阎宝航利用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练习干事的机会，以极大的兴趣广泛接触北京各大学的爱国学生，受到深刻影响。1921年初，结束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实习生活，阎宝航回到奉天。在京一年的实习经历，阎宝航受益匪浅。此后，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条件，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1921年，阎宝航联络青年郭刚、张泊、朱连生、高子升、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等在青年会办起了一个“星期三会”，每周三聚会。提倡民主科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赞成新科学，反对旧礼教；赞成自由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赞成自由恋爱，反对宗法家庭；提倡民主自由反对政治专制，提倡民族独立反对异族侵略，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阎宝航组织的这个“星期三会”，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团体。
1922年，阎宝航开始购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在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中传阅。1923年春，青年会干事郭刚赴广州开会回来，带回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进步书刊，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困难》和一些反官税，反宗教，反不平等条约的小册子等。阎宝航在“星期三会”里，同高子升、吴竹村、郭纲、何松亭、巩天民、苏子元等一起阅读和讨论，这是阎宝航开始初步接触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
1925年阎宝航与共产党人合办“奉天暑期大学”，并任校长。当时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在这里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阎宝航也成为东北地区最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列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发生了郭松龄反奉系事件，恰好此时北方共产党活动频繁，阎宝航被牵扯进来，遭到国民党怀疑。
回头再叙郭松龄的情况。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1920年后，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
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致力于训练、整顿军纪，进行军事教育。不到1年时间，卫队旅的面貌大为改观，绿林弊端一扫殆尽，军容一新，名冠各军。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同年10月，郭松龄随张学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此二县今属黑龙江）、珲春等地剿匪，整个作战计划都由他制定，并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亲率团队进攻，迅速平定匪患。
两次军事行动崭露出郭松龄的军事才能，使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也更受到张学良的信任。张作霖也改变了最初的态度，对他予以破格提升。1921年5月，郭松龄被提升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而实际的行政、训练都由郭负责。在郭的整顿下，三、八旅的战斗力大为增强。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各部一触即溃。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的郭松龄负责具体指挥三、八旅，在他的指挥下，三、八旅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积极整军经武，并总结失败教训，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整肃军纪，训练新军。张作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张作霖将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以“东北军”的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合署办公。郭松龄凭借张学良的支持，对二、六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二、六旅成为东北军的精锐。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为军长、郭松龄为副军长的第3军，虽没有攻入山海关，却一直吸引着直军的主力。郭松龄率领第3军主力增援九门口后，激战石门寨，出击秦皇岛，所向披靡。帮助张作霖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郭松龄在张作霖军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
自从1924年10月，张作霖在第二次奉直战争获胜之后，背弃诺言，把大批奉军开到关内。到1925年初，奉军已占据了河北、山东、江苏、安徽。6月，势力已伸展到上海，奉系势力进入极度扩张的时期，军费开支日益增加，不得不采取增加税收，不断印发纸币，造成奉票极度贬值，加深了东北人民的苦难。同时张作霖接连不断地向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大量借款。表面上，张作霖对日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实际上，日本的经济势力正在逐步向东北全境渗透。奉军的大肆扩张，引起了东北人民和江南各省人民的反抗，就是在奉军内部，反对武力扩张政策的力量也在增长。
对于这些，身在张营的郭松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坚决反对内战，每次参加内战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第一次奉直战争时，郭松龄因不愿打仗，曾率部撤去，军长张学良闻讯，重演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1925年10月初，郭松龄作为奉军的代表去日本观操。郭松龄获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此事激起郭松龄的强烈义愤，郭便将此事告诉了当时同在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郭对韩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并请韩向冯玉祥转达自己的合作意向。
1925年10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的电召回到奉天，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11月20日，郭松龄以军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
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对于郭松龄的倒戈，张作霖和张学良非常意外，张学良多次劝说郭松龄都无功而返，张作霖对此忍无可忍，派重兵镇压，最终，在张作霖和日本军的打击下，郭松龄被打败，郭及夫人韩淑秀被就地枪杀，张作霖命令曝尸三日方可收葬。
出国留学 远赴英伦
郭松龄将军和夫人韩淑秀被害后，阎宝航和韩夫人发起创办一年多的工儿学校也被迫停办。事业上失去了一位好伙伴、好帮手，阎宝航非常苦闷，常常借酒消愁，于是，他决定换个环境生活。1926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决定介绍阎宝航去英国留学，但留学的路费和日常费用须由他自己解决。当时，阎宝航在青年会的工资每月只有25元，支付这笔费用是很困难的，况且全家还要靠这25元生活。正在他为出国经费发愁的时候，时任奉天陆军军团长的张学良派人给他捎信来说，愿意资助他解决这笔费用，且不久，就把这笔费用送到了阎宝航手上。
临行前，阎宝航先安排父亲留在奉天，照顾两个堂兄、表兄上学，把妻子高素桐和4个孩子送到大孤山基督教堂。大孤山教堂，实际上是一所由丹麦女教士创办的救济院，不但收留孤儿，也收留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救济院不但办学校，供老弱病残和孤儿上学，还有诊所、织花边工厂。到大孤山后高素桐白天在工厂做工学手艺，晚上上夜校学文化。
这一期间，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策动之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大屠杀。在此前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方掀起了反苏风潮，残酷地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这时的阎宝航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对国民党和张作霖彻底失望，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救星。于是，在革命低潮时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共党组织非常重视，决定派周东郊了解阎宝航的思想情况。但由于苏子元奉命离开沈阳，阎宝航出国手续已办完，不得不启程出国，他的入党要求未得实现。不久，阎宝航即赴欧洲留学。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尔后又去丹麦考察。西欧、北欧之行使阎宝航增长了见识。在英国期间，他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宁恩承和老舍，他乡遇故知，三人一起云游欧洲，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
1928年初，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开始第二次北伐，向张作霖发起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张作霖提出了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无理要求，张作霖断然拒绝。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专列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被炸死，东北顿时出现复杂的局面。张学良继承父位，力排众议，主张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中国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在形式上得到统一。
在欧洲的阎宝航时刻关心着东北的政治形势和自己好友张学良的处境，1929年，阎宝航收到留学欧美后回国的王卓然给他写来的信，全面地介绍了东北形势和张学良的困难处境。鉴于东北的形势，阎宝航改变原来的计划，在留学一年多的时候，便决定提前结束学业回国。阎宝航刚刚回到国内，因为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要离开中国，便把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职位正式交给阎宝航。对于阎宝航提前回国，张学良非常高兴，并邀请阎宝航帮助自己共创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