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情报 改变战局
对阎宝航而言，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真是如鱼得水。阎宝航靠职业掩护，三教九流、黑道白道的朋友几乎都有，这使他的各方面条件“得天独厚”，几乎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阎宝航还是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总经理。通过在“四维学会”的旧时相识，阎宝航还发展与复兴社骨干分子的关系。阎宝航还广交国民党CC系、军统、黄埔系、政学系各个“派系”、“山头”的主流人物陈立夫、戴笠、康泽等人，与之建立“特殊关系”。他巧妙周旋于宋美龄、冯玉祥、孙科、张群、于右任等国民党名流之间，觥筹交错，衣香鬓影，广泛应酬天南海北的各路头面人物。
1941年5月的一天，国民政府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一个德国军官闲谈时，慨叹中国东北、华北、西北的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听后便吹嘘说：“中国问题太简单了，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就会全部解决了。”桂永清密报蒋介石：“纳粹德国决定6月20号左右约1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苏联将很快灭亡！。”这个消息很快在重庆国民党高层传播，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却毫不知情。
此后不久，德国军方代表访问重庆，德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为其到访举行酒会，阎宝航作为政治设计委员也应邀出席。但见烛光摇曳，气氛不同以往，宾主把盏碰杯之间弹冠相庆。阎宝航见状便不解地问于右任、孙科：“今晚诸位为何如此兴高采烈？”于右任拉过阎宝航，和孙科一起在其耳边喜不自禁地悄声说道：“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了！”阎宝航听罢，极力使自己在很短时间里镇静下来，不动声色来到孙科身边，阎宝航努力用平静的口吻向孙科“取证”，谁料孙科将“绝密”和盘托出，并且补充了一句极为重要的独家“佐证”：“这是委员长亲口对我说的！”
阎宝航当即借故匆匆离席。如何火速报告周恩来呢？因事先有约定：凡事通过情报系统联络，绝对不能去驻重庆办事处。晚上也不便去苏联大使馆找罗申武官。天无绝人之路，阎宝航回家后，发现此时情报小组成员李正文正好在自家！于是，阎宝航托付，机智的李正文立即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交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在重庆，他已从苏联塔斯社的“辟谣”声明中知道斯大林仍然认为苏联“西线无战事”。收到这份报告后，周恩来觉得情况非常紧急，马上拍电报给延安方面。经过党中央分析，认为这份情报属实，对苏联非常重要。党中央立即将此消息通报给苏联。在这之前，即1941年4月和6月中旬，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曾先后提醒斯大林，说德军已在调动坦克，有在近期进攻苏联的征兆。当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风传欧洲时，苏联谍报员又连续传回消息：“德军正集中9个集团军、150个师来对付苏联……”
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回师东进，但他们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抱有幻想，甚至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斯大林在接到中共中央这份电报后，加之各方面的情报汇总，觉得这份情报是真，意义非同寻常，于是下令采取紧急防范措施。果然，6月22日凌晨4时，德军分三路以闪电式的突袭，从苏联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大举进攻。尽管苏联在战前对德国突袭缺乏警惕，战争准备不足，兵力配备不当，损失惨重，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还是给中共中央发来回电，称阎宝航提供的情报准确及时，为苏联准备战争赢得了时间，斯大林还邀请阎宝航将其子女送往苏联学习。后来有人研究，认定这是斯大林发给中国的唯一一封感谢电。
1941年，德、意、日签订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前夕，任国民党军政部所属“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的池步洲，主要负责从事破译日本密电的工作。这位学数学专业，刚刚从日本归来的爱国青年从接收到的日军频繁往来的电报中，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分析，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11月下旬，池步洲在将这一情报上报上级特务机关的过程中，被阎宝航所获知，他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转告苏联，并由苏联通知美国。在苏联将阎宝航提供的这一情报通知美国的时候，美国海军司令部的将军们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转送的同一内容的情报。傲慢的美国海军将军们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瞎编瞎说，企图破坏美日关系。但是，12月8日，果然爆发了珍珠港事件，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
1944年夏，阎宝航又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厅长钮先铭手里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材料。关东军在东北详细部署的情况，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划，兵器，部队番号，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书面材料被阎宝航“借阅”了三天。周恩来看后即令我党驻重庆的南方局立即拍照，报送延安。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后，迅速通报苏联。1年后，由于拥有情报上的绝对优势，苏联得以对“关东军”了如指掌，尽得先机。苏联红军在8月8日对日开战后，按阎宝航事先提供的情报，“按图索骥”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全面突破了“关东军”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了号称日本“王牌军”的“关东军”。因苏联进攻迅速，东北并未遭到大的战争破坏，完好地保存了工业及交通设施，使东北解放之后很快恢复生产，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基地。阎宝航为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他后来也十分低调地说他所提供的“这份材料对于苏军出兵东北，很快消灭了关东军也是有帮助的。”李克农高度评价阎宝航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你的情报工作不但对中国革命有贡献，对世界革命也有贡献！”
反对独裁 争取和平
从1943年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苏联红军转入大规模战略反攻。同盟国美苏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掌握了主动权。9月，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1944年，苏军越过波兰向德国本土东普鲁士推进，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苏军和英美联军以破竹之势迅速向柏林挺进。在东方，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到惨败，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美军转入战略反攻。中国国内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收复大片乡村和城镇。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代表中共南方局指示东总党组和东总负责人，要组织新团体，开展工作。1945年春，根据新的革命形势，成立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组织上要绝对秘密，活动也不要暴露痕迹。这样，协会的主要活动就是组织学习，培养干部，为迎接抗战胜利和收复东北作各方面的准备。协会每周一次工作会议，一次学习座谈会，讨论时事政治。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宝航积极投身到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破坏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打伤出席会议的民主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惨案”。 可是，在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世界日报》等报纸却报道说“刘野樵被大会公推总主席，竟被李公朴等阻拦不准讲话，并且捣乱会场，大打特打，陶行知唆使育才小学生开打”等等，甚至以大字标题说刘野樵“光荣负伤”。对此，阎宝航等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提出严重抗议。
1946年4月初，蒋介石下令大举进犯东北解放区，形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严重局面。4月18日，《东北日报》以“阎宝航、马叙伦两氏反对国民党在东北内战，内政问题应循政治协商途径解决”为题，敦促国民党政府通过政治协商途径解决东北问题。当时，内战危机首先反映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反动派散布两种论调，一曰：东北因苏军占领，只由国民党政府收回主权即可，东北问题是个外交问题；二曰：东北没有中共军队，只有土匪，不存在协商，只有剿灭。阎宝航给予了反驳，并利用各种公开场合阐述东北问题必须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坚决反对采用武力控制办法，更不应利用伪军姜鹏飞部接收东北。阎宝航尖锐地指出：“东北人民武装均系多年来在东北坚持抗战的队伍”，“想以‘剿匪’‘接收’作掩护进行内战，是东北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阎宝航认为，目前的东北行营，东北各省政权及接收机关，应立即加以改组，吸收东北公正人士及各党派参加，共同进行接收工作。有关东北的外交问题，阎宝航指出：“为实行民主，外交问题自可迎刃而解。有人只把东北看成外交问题，以为外交搞好，即可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其结果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4月底，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阎宝航也于5月中旬来到上海。为了全国的和平、民主，特别是东北问题和平、民主的解决，阎宝航于5月13日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并作为该会负责人在八仙桥青年会招待各界团体负责人。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马叙伦、章乃器、王绍鳌、施复亮等名流及各报记者，共约百余人。5月26日，阎宝航出席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招待重庆来上海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反对国民党政府再次发动内战，呼吁全国人民及公正舆论监督国民党政府。与会者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陶行知、沙千里、马寅初、黄炎培、李公朴等相继发言，主张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会议一致推举马叙伦、阎宝航等9人负责大会筹备工作。6月6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阎宝航、沙千里、马叙伦、陶行知、周建人、郑振铎、王绍鏊、罗叔章、唐韬、许广平、雷洁琼等164人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呼吁停止内战。
6月23日，代表团肩负上海和全国人民的热切希望，赴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但当代表团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就被冒充“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要挟进入候车室，要阎宝航给在候车室外的“难民”讲话。当特务要他“表明是非”时，他严正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呼吁和平，我们没有资格来表明是非，而且是非不是早已明白了吗？”一个特务又耍花招，逼着阎宝航要照他的话向大家讲一遍。阎问：“讲什么？”他说：“你们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是来解除中共武装的。”阎宝航就对讲台下讲：“大家听着，这位朋友要我照他的话向大家重说一遍：你们来，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解除中共武装！”特务听完方知上当，狂叫：“他是个滑头”、“不要他再讲话”、“你跪下来，你共产党跪下来”，并一起向讲台涌来。阎宝航厉声呵斥道：“你们说什么！我是东北老百姓首先出来打日本的一个，十四年来，没有给敌人屈过膝！今天，我在中国人的面前，我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来！你们有枪，枪毙我好了！你们侮辱我绝对不成！” 阎宝航的这种凛然正气确实镇住了特务的凶焰，他从容地走下讲台，回到候车室。请愿团和特务一直相持到午夜，原来维持“秩序”的宪兵故意全部撤走，20多个特务冲进来，用凳子、椅子、花盆、痰盂大打出手。阎宝航额头、眼角、鼻子、四肢多处受伤，同时被殴伤的还有马叙伦、雷洁琼等人。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下关惨案”。
阎宝航从南京回到上海后，国内形势发生逆转。国共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和东北问题的谈判宣告失败。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开始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7月间，传来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的消息，又惊悉陶行知先生突然逝世的噩耗。敌占区的上海，顿陷恐怖阴森的气氛之中。这时，在阎宝航临时住地狄思威路寓所门前，时有三五特务日夜轮流看守监视。有一天，阎宝航和郭沫若一同出席上海人民团体招待会，会后乘车返寓，中途突然有一辆吉普车从胡洞里冲出来搜查盘问，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阎宝航从容不迫地应对，并按时出席陶行知先生的追悼会。
全国解放 获得新生
1946年9月，鉴于阎宝航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为了更好地斗争，也为了阎宝航的个人安全，党安排他离开上海回东北家乡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阎宝航谨循就职誓言，不辞辛劳，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为工作重心，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和卫生防疫，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辽北，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阎宝航奉党中央之命调入北平，旋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任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主要从事外事工作。1950年至1955年期间，他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2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乔巴山葬礼。1954年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赴保加利亚参加国庆十周年典礼。在1950年至1955年间，还曾兼任中苏友协理事和副总干事、中苏友协俄文学校校长。1955年至1958年期间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新中国的革命外交事业和促进中苏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阎宝航愉快地辞去了外交部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职常委，主持征集有关东北文史资料。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这项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一直持续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政协文史工作被迫停止。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康生炮制了一个“东北叛党集团”的大假案。1967年11月7日晚，阎宝航被捕入狱，随后阎家多次被查抄，子女受到株连。阎宝航被当作“叛徒”、“特务”一直关在秦城监狱，经受着政治上的迫害，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1968年5月22日，阎宝航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3岁。
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被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话，对阎宝航的一生作出了应有的评价—— “阎宝航同志是我党的好同志”。1995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授予阎宝航“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